第三十八章 水痕
或许是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洗车房经历，竟像用高压水枪冲刻在记忆的底片上，每一个细节都异常清晰。
在龟博士洗车房安顿下来后，我很快便上手了。这活儿本身并不复杂，步骤清晰，讲究的是耐心与细致。我主要负责前面的洗车工作，车少时，也会到里面帮忙擦车、用气枪吹水等等活计。
洗车的流程，大抵如此：
第一步的冲洗工作，通常由我们三个员工完成。谁有空谁就抄起那沉甸甸的高压水枪。冰凉的水柱从枪口猛烈喷出，带着“嘶嘶”的啸音，撞在车身上，溅起漫天细密的水雾，常常打湿我们的衣襟和鞋袜。那时候是夏季，我们图凉快和省事，都穿着拖鞋干活。不仅要冲洗车身，还得特意用强有力的水柱将轮胎内侧、挡泥板凹槽里嵌着的顽固泥块冲刷干净。水汽混合着泥土的腥味，是每个清晨最熟悉的味道。
冲罢，便到了打泡沫的环节。洗车房侧边常年放着几个硕大的蓝色塑料桶，里面是用廉价洗衣粉勾兑出的泡沫液。我曾亲眼见过老板娘的儿子小峰，扛着那种装化肥般大小的洗衣粉袋子，“哗啦”一声将半袋白色粉末倒进桶里。桶里有根细管连接着一个小水泵，打开开关，黏稠的、带着一股碱性气味的白色泡沫便被均匀地喷洒在轿车全身，像给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随后，我们使用一种特质的长柄拖把，将泡沫抹遍车身的每一个角落。
接着，又是高压水枪的二次冲洗。浑浊的泡沫水裹挟着污垢从车身上滚滚而下，在水磨石地面上蜿蜒汇入排水口。至此，前台面的工作便告一段落。
这时，小峰会从里间晃出来，利索地拉开车门，将湿漉漉的车子开进里面的工位。洗车房内部别有洞天，边上设了几张座椅，供等待的车主休息。洗车房每天都会订阅报纸，准时有邮递员送来，就放在那些座位上，旁边还有一壶免费的、泡到发淡的茶水。
车子开进去后，里面的工序便精细起来。车少的时候，我也会进来帮忙。有的员工拿起气枪，那“嗤嗤”的尖锐声响彻车间，将门缝、窗沿、车牌架每一个缝隙里的积水吹得四散飞溅。另一人则挥舞着半干不湿的鹿皮抹布，飞快地擦拭车身。小峰通常不下车，他坐在驾驶室里，用一块专用毛巾，仔细擦拭方向盘、仪表盘和档把。而刘明，则常常负责拿着吸尘器，吸附轿车脚踏板上的沙土和杂物。在那个普遍使用纸币交易的年代，这曾是我眼中的“美差”。吸尘器的集尘袋里，时常能发现意外的“宝藏”：一元、五角的硬币是常客，偶尔能吸到皱巴巴的十元纸币，甚至有一次，我目瞪口呆地看见刘明从灰尘中扒拉出一张完整的百元大钞——当然，它很快就被在场的几个同事上网或吃好东西“共享”了。大部分时候，这些意外之财都落入了操作吸尘器的人手中，成了我们傍晚加个鸡腿或买瓶汽水的“特别经费”。
全部工序完毕，小峰会探出头，问车主是否需要打蜡或抛光之类的增值服务。若不需要，他便直接将车从洗车房内侧的另一个出口开出去，交还给客人。
我们洗车房的价格，我大抵还记得。普通轿车五元一次，面包车和大吉普车八元，客车或大巴十元。轿车打蜡二十元，抛光则要一百元。打蜡的活儿，我上手过几次。而抛光则需要专用的抛光机，那是技术活，向来由小峰亲自负责。
日子一天天过去，洗了近一个月的车，我忽然发现自己的脚趾头开始大面积脱皮，看着有些骇人。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只觉得脚趾又粗又痒又难看。直到多年以后，偶尔看见专业洗车的人都穿着高筒的防水靴子，我才恍然大悟——那是长期被洗衣粉液腐蚀的结果。当年的老板，甚至我们这些员工，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一个月工期到了，我向老板娘李姨提出结束工作。她还想让我多干几天，我记不清自己当时是否含糊地答应过，但心里实在不想再干了，毕竟脚的状况让我有些害怕。最后，李姨给我结清了工资，整整四百元。捏着那几张钞票，我心里百感交集，这就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全部回报。
回到宿舍，我把附近租书的书退还了，收拾好自己那点简单的个人物品——牙缸、牙刷、几条内裤和毛巾，向刘明、王强他们道别。大家嘴上说着“以后常联系”，但心里都明白，在哪个手机都没有普及联系都很不方便的年代，这大概率是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依旧选择步行去车站。路过一个新开的超市（或者是个大商场），门口正在搞促销活动，人声鼎沸。一个个长得挺漂亮的推销员（按现在的说法，该叫“小姐姐”）拉住我，天花乱坠地介绍一套洗护用品：一瓶洗发膏、一瓶沐浴露、一瓶洗面奶外加一支牙膏。我被她说得晕头转向，或许也是因为很少和异性如此近距离打交道，脑子一热，竟然花了八十元买了下来。这笔冲动消费，让我刚拿到工资的兴奋顿时消减了一半，往车站走的路上路上后悔不已。
到了车站，我看见一个卖切糕的摊子。那是我那年第一次见这种东西，以前来来往往那么多次从没见过。好奇之下，我问多少钱一斤。“三块钱。”摊主说着，还热情地切了一小块让我尝。各种坚果充实其中味道确实挺甜。我想着，第一次赚钱，给妈妈买点好吃的回去吧，就指着糕体比划了小小的一块。没想到摊主一刀下去，上秤一称，居然要将近四十块！我吓了一跳，忙说不要了，太贵。那摊主立马变了脸色，说：“三块？谁说三块一斤了？是三块钱一两！”他话音一落，旁边几个卖切糕的摊贩也围了过来，眼神不善地盯着我。我心里又慌又怕，看着他们人多势众，只好咬了咬牙，硬着头皮买了下来。
这样，我揣着被切糕和洗护套装大大消耗过的工资踏上了回家的车。那四张百元钞票，如今只剩下三张完整的，和一点零散的毛票。
回到家，我把那三张百元整钞交给了妈妈。她接过钱，反复摩挲着，眼里有欣慰，也有心疼。我随后拿出那个装着瓶瓶罐罐的袋子，有点不好意思地递给她：“妈，还给你和爸买了套洗洗涮涮的东西。洗发膏、沐浴露什么的……花了我八十块钱呢。”
接着，我又拿出那包沉甸甸的切糕，放在桌上，只轻声道：“还有这个，尝尝，挺甜的。”
母亲拿起那包切糕掂了掂，顺口问了句：“这个不便宜吧？”
“十块多。”我下意识回答，喉咙有些发紧，“路上看到的，就买了点。”
关于那离谱的“三块钱一两”，关于那群摊贩的围堵，关于那份被强买强卖的屈辱和恐慌，我最终一个字也没有说。我不想让这第一份工资带来的喜悦，被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蒙上阴影，更不愿让母亲平白为我担心和后怕。
母亲看了看我，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没有再多问。她拆开切糕，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点了点头：“嗯，是挺甜。”
那套洗护用品和这包沉默的切糕，就这样成了我第一次用自己双手劳动换来的钱，回馈给父母的、混杂着真诚、笨拙与隐忍的证明。
这第一次打工挣来的钱，大部分最终还是流回了家里。它带走的，是一个月的汗水、脚上脱皮的刺痛、对社会最初的认知，以及一份无法言说的委屈；带来的，是掌心攥过自己劳动所得的踏实，以及那份深藏于心、自此开始萌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