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大棚
棚内烟火与人生风霜
当凤凰技工学校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在身后合拢，一种近乎虚脱的解脱感涌上心头。终于暂时逃离了张永那阴魂不散的阴影，逃离了课堂上无奈的眼神和实习车间的空虚烦躁。这一个学期，技校生活像粗糙的砂纸，打磨着我脆弱的自尊。此刻，尽管寒风凛冽，我的脚步却异常轻快，毫不犹豫地坐上回家的客车，急切地想回到那个能让我喘息的地方。
村口远远在望，田地里那一排排绿色弧顶在冬日下反射着刺眼的光。其中最新最长的那一个，像刚刚蛰伏的绿色巨兽，那就是我家倾尽所有甚至负债建起的大棚，是全家希望的寄托。
回到家，生活的节奏立刻被这座“绿色巨兽”掌控。以往的闲散消失无踪，父亲戒掉了请人吃喝的习惯，每一分钱、每一分力气都要紧着大棚。每天天未亮，星辰还未隐去，父母就起床了。母亲准备着简单的早饭——照得见人影的稀饭、馒头和咸菜。父亲则裹上破旧的军大衣，戴上掉了毛的棉帽，拎着铁皮手电，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他要在太阳出来前赶到三里外的大棚，完成清晨最重要的工作——拉草帘子。
那厚重的草帘，每个一米五宽，一百一十米长的大棚用了七十五个。新手操作极易跑偏，需用两根尼龙绳精确控制力道。父母的手掌都曾为此磨出水泡。放完草帘，还要在上面盖一层塑料膜，再用自家旧衣服改成的“压棚石”——一块块装上土，重达十来斤——压牢。父亲解释说，不然雨雪会把草帘打湿冻住，保温效果就完了。这些活计，父亲早已驾轻就熟。
等我被母亲叫醒时，天已蒙蒙亮。带着一身寒气、胡茬结霜的父亲刚好回来，沉默地坐在桌边大口喝粥。傍晚，他再次出发，将草帘一一下放固定。这活儿比早上轻快，沉重的草帘在棚顶用脚一踹，便自个儿滚落，由尼龙绳控制方向，稳稳落下。
忙完外面的“保暖工程”，从工具屋小门钻进大棚，瞬间从初冬跨入盛夏。湿热气息扑面而来，眼镜片立刻蒙上白雾。父母脱去厚重外套，只穿单薄线衣开始精细作业。寒假回家，我也被拉进这座“绿色工厂”。西红柿苗已窜到一米多高，郁郁葱葱，黄色小花零星点缀，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肥料和植物汁液混合的辛辣气息。
我的任务是“点花”。母亲递给我装红色药水的小壶和细毛笔，耐心解释：“这叫‘一序花’，结的果子是头茬西红柿，每朵都要点，漏了就不结果。”这一序花开在植株最下端，需要一直弯腰操作。棚内高温高湿像桑拿房，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汗水流进眼睛涩得生疼，腰背酸麻难忍。我一边干活一边偷懒，和母亲聊天，借机直腰喘气。她心知肚明却不点破，用那双布满细茧与皲裂的手，更快更稳地移动着。在我心里，母亲杨素是世界上最能干的女人。往往我点完一趟，父亲点完两趟，她却已利索地完成了三个来回。
“君古，”母亲直起腰擦擦汗，对父亲说，“去给大棚放放风吧，闷久了不行。”
父亲疲惫地应了一声：“嗯，开完风口就一起回家。”
母亲看看汗流浃背、磨着洋工的我：“先让孟孟回家做饭吧。”
“嗯，孟孟，你先回去。”父亲点头。
我如蒙大赦，赶紧问：“妈，什么是放风？”
“棚里太闷，蔬菜得透透气，不然长不好，易生病。”母亲解释道。我心里琢磨，这大概就是学过的光合作用吧。我们的大棚被石柱子分成二十六“间”，每间棚顶都有尼龙绳滑轮控制的风口。放风就是解开二十六根绳子，拉开缝隙拴牢。父亲特意买了两个温度计挂在大棚中间和门口，时时监测。寿光来的专家说，温度控制是核心。
“回家做饭吧，快到饭点了。”父亲再次催促。我应了一声，逃也似的钻出这个湿热的世界，重新呼吸到干冷的空气，竟有重获新生之感。
整个寒假，我断断续续帮了几次忙，但重复枯燥的劳作很快消磨了因“逃离技校”而产生的新鲜感和愧疚。后来，我干脆谎称“老师布置了大量寒假作业”来逃避。父母信以为真，或许也心疼我，再没勉强。其实技校哪有什么正经寒假作业？我那次期中考试在班里还算可以，至少及格了，大部分同学连及格线都达不到。试卷不用带回家签字，正好为我提供了完美的“保护色”。
摆脱了大棚的“束缚”，我彻底放飞自我。白天，家里成了我的独立王国，二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从早开到晚。我追看电视剧，更钟情于央六电影频道。有次看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无厘头的搞笑让我在炕上打滚，暂时忘却了所有烦恼。当然，我没忘记“伪装”。每到父母快回家时，就赶紧关掉电视，给发烫的后盖扇风降温，迅速摊开书本扮作用功，心里为自己的“机智”暗暗得意。
然而，偷来的安宁如同泡沫。一天下午，父亲意外提前回家，正好将我对着电视傻笑的样子抓个正着。他积攒的劳累、对家庭负担的忧心、对我“不争气”的失望，在瞬间爆发。脸色铁青，额暴青筋。
“你就知道躲清闲！我们累死累活，你倒会享福！建大棚欠的债不用你还是吧？上学上出个祖宗来了！”
我被这风暴般的怒火吓住，低头抠着衣角，不敢吭声，心里既恐惧又不服。
骂完后，他喘着粗气，用极度疲惫沉重的语气说：“别看了！赶紧去你爷爷家！你奶奶……中风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顾不上委屈和害怕，我冲出门去，心里懵懂而恐慌：“中风？是被邪风吹中了吗？很严重？”对这个医学名词，十六岁的我毫无清晰概念，但直觉告诉我，出大事了。
跑到奶奶家，我才明白事态的严重。奶奶躺在炕上，半边身子动弹不得，嘴角歪斜，说话含混不清，只能“啊啊”地焦急叫着。她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努力抬起能动的右手向我伸来，嘴里更模糊地喊着：“孟…孟…孟…”
我完全听不清她想说什么，是渴了，饿了，还是只想看看她这个不成器的孙子？我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炕边，心里被一种陌生而冰冷的恐惧紧紧攫住。
自从奶奶中风偏瘫，照顾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了年迈的爷爷身上。父亲和叔叔要忙地里的大棚，只能抽空帮衬，主要靠母亲和婶婶轮流送饭、料理。母亲在家做了好吃的，比如饺子或炖肉，总会用毛巾裹好碗，让我趁热送去。不过，我其实没去几次，总找借口推脱。现在回想，那时的我，真是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没心没肺的半大小子。
奶奶和爷爷依旧住在那个小院里。爷爷是戏迷，给奶奶擦洗收拾妥当后，就把她抱到墙边的躺椅上，打开电视，调至戏曲频道。咿呀的唱腔回荡在清冷、弥漫着药味和一丝异味的房间里，或许，这是他们对抗病痛、衰老与无边寂寞的唯一方式。
那个冬天，家庭的重量，像那些沉默的压棚石，沉沉地压在父母日渐低偻的背上，压在爷爷一夜之间愈发矮小的庭院里。而我，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与一丝愧疚后，很快又缩回了由电视和小说构筑的脆弱壳中，试图屏蔽外界的风雨。直到寒假结束，不得不再次背起行囊，面对那个更想逃离的技校时，我才恍惚意识到，家庭的港湾也并非永远风平浪静。
只是那时的我，还不懂如何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