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眷村往事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蒋介石门下的人也不例外。在抗战期间，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与日本人合作成立伪政府，这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他们在上海与日本人谈判的时候，达成的密约，却被同伙中的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人，悄然带到了香港。那时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还有着很高的人气，被人用相机拍下了的密约一旦公布，即便对汪精卫最有好感的人，也无法为他说话了。而陶希圣和高宗武的出走，背后固然有戴笠军统的影子，但起关键作用的，却是杜月笙。杜月笙是上海青帮三大闻人中，最爱国的一个。上海沦陷之后，他已经躲到了香港，但在上海，他依旧神通广大，任何人都比不了。把密约拍下，而且带出来，当然是高宗武的功劳。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人，虽然陶的地位比较高，但高宗武却是汪精卫集团不可或缺的日本通，汪精卫此番行动，对他倚重颇深。当他们二人动了不想继续跟着走的念头，帮助他们离开上海的，当然是杜月笙。两人出走之后，汪精卫集团大惊失色，也十二分的愤怒，用周佛海的话说，剥了他们的皮的心都有。但是，陶希圣的家眷，还是在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干将万墨林的帮助下，分两批离开上海，到了香港。这里，汪精卫集团的特务机构76号当时初创，活动能量有限，而日本人方面，由于整个运作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明面上的日军配合不够。即便如此，杜月笙的能量，却不可小觑。

陶、高二人在香港公布了密约之后，76号派了人到香港刺杀他们，但人到了香港，见了杜老板，却干脆合盘托出一切，不回去了。76号一气之下，把万墨林抓了起来，严刑拷打。万墨林是绝对不能不救的，于是，杜月笙就托人给76号实际的负责人李士群带了一封短信，信上说了三句话，第一，人总是要见面的，得留点见面的余地。第二，若要干，大家一起干。第三，铜钿（钱）嘛，好说。都是江湖上的人，话一点就透，“若要干，大家一起干。”这话的威胁性够大了。再说，放了万墨林，还能得到一大笔钱，于是，得了一大笔钱之后，万墨林就自由了。

在抗战期间，只消在中国地界上，各种势力，包括汪伪特务，伪军，都会买杜月笙的面子，如果不肯，那后果一定很严重。像李士群这样的死硬份子，也不得不讲一点江湖规矩，所以，尽管上海是他们的地盘，杜老板的人，还是活得好好的。中国的江湖，是个奇妙的地方，在那里，各种主义，派别都没有江湖规矩，尤其是江湖老大的话重要。

就统治势头和治国方略而言，蒋输掉半个中国可能是一种天意。但想必台湾眷村的高级将领们在1936年左右确实失掉了独立性和作战的“义”。这年世界的局势也在发生着强烈的变化，例如中外皆知的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推翻了佛朗哥政府。之后二战就爆发了。日本铁蹄侵华，居然到今天仍有一部分日本人不承认。对于重庆，中国大陆人知道的莫过于渣滓洞白公馆和《红岩》的故事。

在重庆黄山官邸，1938年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移重庆，蒋介石以5000大洋从黄云阶手中购得黄山，将其作为官邸，云岫楼成为蒋介石办公生活所在地，而宋美龄则住在松厅。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到黄山的第二天就召开党务会，汪精卫参加此次会议，不久后汪精卫出逃。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军事代表会议在云岫楼召开，通过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1944年7月，蒋介石在此召开整军会议，讨论整顿军事体制问题。

日军飞机轰炸一开始是北大清华南开，师生迁到昆明后是轰炸西南联大，真是一种知道中国哪里有价值的做法。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正在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时遇日机空袭，两名卫士被炸死，4人负伤，蒋介石躲入防空洞才幸免于难。据远藤三郎回忆，他从意大利驻华大使处得知官邸位置并获蒋要召开会议的密电，才制定了空袭计划。

1942年3月9日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黄山官邸宴请史迪威，之后二人因远征军指挥权等问题产生摩擦。1943年，蒋介石与史迪威在制定缅甸反攻计划时再次冲突，（缅北至今危险）。1944年8月冲突白热化，最终史迪威被撤换。1942年中秋节，在宋美龄努力下，宋家六兄妹在黄山官邸赏月，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团圆。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13日，何应钦在黄山官邸向蒋介石汇报接受日本天皇投降准备工作。接受日本投降的是何应钦，琼瑶剧里据说是何书桓的长辈。1946年蒋介石离开重庆还都南京，黄山官邸由中国福利院接管。众所周知宋美龄逝世在纽约长岛蝗虫谷L Valley或者上东区的寓所。

史迪威事件是指中国战区成立后，经蒋介石再三请求和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军第三军军长史迪威中将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因史迪威与战区统帅蒋介石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的矛盾，尤其是在对中共所领导的部队的见解态度等不同，所以使得史蒋合作从一开始即出现暗流，并最终导致史蒋矛盾激化，1944年罗斯福应蒋介石要求从召回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史迪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经济、政治、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使其继续抗战和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在蒋介石允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为尽快实现罗斯福总统所倡议的设立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加强中美英三国问的进一步合作，于1942年致电宋子文，嘱其请求罗斯福遴选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司令部所属参谋部之参谋长职务；而美国政府也正拟物色一高级将领赴中国协助作战。双方为此一拍即合，后经反复磋商，选定“想象力丰富，灵活多变，自信心强”的美国陆军第三军军长史迪威少将担任此职。

史迪威少将超出意识形态的差异，坚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方针，向延安派出了以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代号叫“迪克西使团”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从而开启了美国政府、军方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先河。同时，史迪威来华与史迪威的被召回，不仅仅是中美外交关联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重大事件。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作为一名正直、坦率、公正的美国军人，在华期间“曾对中国之抗战事业与中美两国人民真正友谊的建立，有过很大的功绩”，被誉为“中国人民的真正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