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王圆箓与鸣沙山
甘肃道士王圆箓（？-1931）以促狭爱钱和五百两银子出售敦煌给斯坦因伯希和知名。显得很有争议。一方面是廉价出售敦煌的千古罪人，一方面在风雨飘摇的慈禧统治时期，却显得是个保护佛道文化的关键人物。
他原籍湖北麻城人，这个地方的名人数得上的有许多革命者。例如许世友将军。王圆箓在清末，生逢连年苦旱多灾，他也随百姓逃荒外流，只身到甘肃，求生无路，在酒泉从军当了肃州巡防兵，这些经历使王圆箓看破红尘，退伍后在酒泉寻师出家当道士。
早在王圆箓之前早有记载敦煌莫高窟曾被道士维护。乾隆本黄文祎撰《肃州新志》载千佛洞：“明时回人蹂躏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掩，而壁画丹青尚有存者，今道人等梳爬。略见眉目。”乾隆时有道士梳爬洞沙，在千佛洞有道士活动，必有道观。甘肃僧道一体的综合文化却显得特别有趣。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岁元之原始》：“上、中两寺皆道观；下寺乃僧刹也。”罗振玉未到过千佛洞，他所指或许从历史记载中查得，而王圆箓到千佛洞时没有道观，其南端有上、中二寺，为佛教喇嘛寺庙。王圆箓在莫高窟无处住，初来乍到就宿在原编号143窟，并在此念道经，以化缘求生。因为王圆箓为人称善，当地人都称他王阿菩。
善与不善自为两说。但他将敦煌艺术大规模曝光重见天日为史书所记载。据《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民国二十年古七月三十日，为吾师法真仙游之日。方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者，众皆曰：“可！何辜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亡四方，历经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孽修炼。造后，出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个，见着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是也。
三危山千佛洞，二十多年前已经在余秋雨先生《道士塔》一文中写就，将古文经卷考编成了通俗易懂的中西文化故事。关于王圆箓没有功劳也有些节俭苦劳的历史意义，中西方面，也就是碑文和斯坦因手记都给出了描述：
“墓志刻在普通木板所制之碑上，也可窥其保留财资亦不多，简檏节约之风格。碑文所述查均实情，未写之事所谓盗卖敦煌遗经造世人唾责，其晚年精神抑郁至逝。然而所卖遗经获约千余两白银均投资修建千佛洞之需，并未贪污自肥，亦是事实可验证，账目清楚。后世之人惟斥其疵，障目其功，并不公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写到王圆箓：“对于那位谦卑的道士，一心敬于宗教，从事于兴庙宇的成就，不能不有所感动，就我所见所闻的一切看来，几年以来他到处募化，辛苦得来的钱全用于此事，至于他同他的徒弟几乎不妄费一文。”可见这个外国人比国人更实际些。当时王圆箓落脚没有住处有没米粮的千佛洞，扎下根为他的宗教事业献身，其意志之坚强，不但为道教创业，更大的精力投身佛教功果。”
王圆箓道士显然运用了极大的精力和自己有限的资源整理敦煌鸣沙山月牙泉庭前的种种建筑院落。更难得的是鸣沙山太清宫有了四合院，内有硬走廊、硬天棚、房舍亦是宽敞、整洁。据说后来在这里居住有30多人，并有厨师、马车。但这些也是为了香客所设的。
在资银方面，王圆箓师徒并不腐化奢侈，从王圆箓留下的仅有的几张照片中可以看到衣着是多么俭朴简陋。一个穷道士发誓为佛教创建功业不是为自己在敦煌留下“政绩”升官发财，而是对佛教的尊崇，修建三层楼、古汉桥，五层楼也修建初具规模，这是虔诚的宗教感情信仰的力量，在明、清时代还找不到佛僧在千佛洞荒凉中创业的踪迹，上、中、二寺庙的佛徒对千佛洞亦无热情，更不见维护的事迹。道士王圆箓功果是难能可贵的。
在佛道意识合流方面，王圆箓以道士的信仰却极力推崇唐僧玄奘，并宣传弘扬玄奘的伟大精神，专建画廊画上玄奘西游求经的故事。这让他成为西域佛教流传考证中的重要一环。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王圆箓：“对于唐僧之热烈称道。......王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在中国宗教史上唯王圆箓为最了。”王圆箓绿化千佛洞留下百年杨柳其功亦不可磨灭的。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称颂说：“窟前白杨成行，拔地参天，盛夏浓萌四合，不见天日，几疑行韬光道中，皆二十年前道士王圆箓所植也。”今已过百年余了。
在这个地方改佛为道是王圆箓做的另一件事，也许是为了政治正确或者扩大汉地统治领域。无论如何，他的行动都切实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这些价值并不确定的物件。不出售到外国去，如果在特殊时代被付之一炬，有可能更可惜。
即使在解放后学术界对他一片责骂声中，谢稚柳也在其著《敦煌艺术叙录》仍坚持保存对王圆箓的人格评价：“敦煌寺院俱为红教诵经。独王圆箓诵道经，作汉语。以是人多乞其礼忏，生涯不恶。”王圆箓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因为他佛道并举，所以崇信王圆箓的信男信女很多，就不难理解群众将一个道士称为佛教的“王阿萨”了。王圆箓是在信仰道教的基础上崇敬佛教玄奘的，他是必定宣扬发展道教，为此不惜毁坏他所维护修建的洞窟，这是出于汉地文化的需要。
王圆箓把编号94号较大的洞窟选为老君堂破坏了佛塑和佛画，既然成为道教洞窟，供奉老君诸神仙，墙壁上的佛教故事绘画用白灰淹没了。在莫高窟最南端第一窟改为供奉王灵官。王圆箓改佛窟为道窟也是煞费苦心的，又计划进行的，所选择改建的几个洞窟均在南端，使佛窟间的顺序仍然和谐。王圆箓内心感到抱歉，把各窟残损的塑像堆造一座千相塔，可能也是一种忏悔之意。高良佐编著邵元冲《西北随招记》记载：“三清宫南有千相塔，建于宣统二年（1910年）。”
可见王圆箓改佛窟为倒库是在清末最后的年代，这是他的一个罪过。然而王圆箓最大的罪过是盗卖的意思，但盗卖之前他已经多次上书给朝廷，而是以神异的发现向几任敦煌县官和酒泉肃州州官介绍和献奉神物，因为未得尝识，又向西太后慈溪写信求助亦由八国联军侵BJ慈溪西逃而事寝，后遇西方学者探险家英籍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俄国奥博鲁切夫等的高度赞扬，从宗教情感与金钱的诱惑，由捐赠、布施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使他在千佛洞苦心经营的功业蒙上一层外国资本的耻辱，以至于晚年抑郁而终。后世对此不能因其业绩而原谅其罪过，如敦煌遗经流失国外等事，我们最终还是要讨还回归故里的。对王圆箓为此评价历史自有论说，在这里只是对他在清末民初道佛合流于宗教实践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敦煌的影响，是中国道佛关系的最后一笔载于此以志之。
笔者2005年实地参观了“太清宫”，几个歪歪扭扭的毛笔字牌匾断了线又接续。94号老君堂上确实有白石灰盖壁画，再供上太上老君的痕迹，显得有点像一会上帝一会穆斯林的耶路撒冷看不清繁复印刻的多宗教斑驳泥石板。也许王圆箓的出现是敦煌生命里的一颗斗大的明珠。但他也是义理搅合的名誉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