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相守
青峰山农场坐落在鄂西绵延的群山里，距离最近的集镇有四十里山路。卡车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黄昏时分才抵达这个被山峦环抱的“改造之地”。
刘子桥跳下车时，腿脚已经麻木。眼前是几排依山而建的土坯房，墙面粗糙，屋顶盖着发黑的茅草。山风裹着深秋的寒意，从山谷里呼啸而来，穿透单薄的衣裳。
“到了，就这儿。”押送干部是个黑脸汉子，说话简短，“你，三排二号。她——”他指了指彭茂玉，“家属区，北边那排木屋，自己找地方。”
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交接手续。两个人，几个包袱，就这样被扔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彭茂玉拎起最重的那个包袱——里面是被褥和冬衣——对刘子桥说：“你先去安置，我找到住处就过来。”
她的语气平静得像在安排一次寻常的搬家。刘子桥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点头，拎着自己的小包袱走向那排土坯房。
三排二号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一股霉味混着土腥气扑面而来。房间不大，约莫十平米，靠墙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的木桌，一把椅子。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有些地方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土坯。
刘子桥放下包袱，走到窗边。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就哗哗作响。透过塑料布的破洞，可以看到远处层叠的山峦，在暮色中呈现出深黛的颜色。
他想起多年前，自己第一次离家去省城读书。那时住的宿舍虽然简陋，却窗明几净，充满希望。而今……
门外传来脚步声，彭茂玉推门进来。她脸颊被山风吹得发红，头发有些凌乱，但眼睛很亮。
“找到了，就在山脚下，是间旧木屋，虽然破了些，但能住。”她把怀里抱着的一卷草席放在床上，“先把床铺上，夜里冷。”
两人开始收拾。彭茂玉从包袱里拿出被褥——是家里最好的那床棉花被，被面是枣红色的绸子，已经洗得发白但很干净。她仔细铺在床上，又把草席垫在下面。
“这草席是我刚才跟一个老乡换的，”她一边铺一边说，“用你那条围巾换的。山里湿气重，直接睡木板会得病。”
刘子桥这才发现，自己那条灰色的羊毛围巾不见了。那是彭茂玉前年亲手织的，针脚细密。
“那条围巾你织了很久……”他低声说。
“再织就是。”彭茂玉头也不抬，“眼下实用要紧。”
铺好床，她又从包袱里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里面是些零碎东西：半包火柴、一小卷麻绳、几根针、一团线，还有一副眼镜。
“你的眼镜，我包在绒布里，没碎。”她把眼镜递给刘子桥，又拿出一个搪瓷缸，一个铝饭盒，“这些是路上买的。听说农场统一发餐具，但用自己的总归顺手些。”
刘子桥接过眼镜戴上，世界重新清晰起来。他看着妻子忙碌的背影，忽然问：“茂玉，你后悔吗？”
彭茂玉正在整理包袱里的衣服，闻言停下手，转过身来。暮色从塑料布的破洞透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后悔什么？”
“嫁给我。”
彭茂玉笑了，笑容很淡，却真切：“这话说得迟了十几年。”她继续叠衣服，“真要后悔，当年你当检察长的时候我就该后悔——那时候天天提心吊胆，怕你得罪人，怕你出事。现在这样，反倒踏实了。”
“踏实？”
“嗯。”她把叠好的衣服放进床边一个旧木箱——那是屋里唯一的家具，“至少知道明天要干什么，要面对什么。不用猜，不用怕。”
刘子桥沉默了很久。窗外，山风渐紧，远处传来集合的哨声。
“我得去报到。”他说。
“去吧，我收拾完就回去。”彭茂玉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玉米面饼，用布包着，还温着，“路上没吃完的，你带上。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饭。”
刘子桥接过饼，揣进怀里。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彭茂玉正蹲在地上，用碎布擦着那张破木桌。她的背影瘦削，却稳稳的，像山崖上的一棵树。
集合点在农场中央的空地上。已经站了百十号人，大多是男性，有老有少，衣着各异，但脸上都带着相似的疲惫和茫然。刘子桥站在队伍末尾，听场长训话。
场长姓孙，是个五十多岁的退伍军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到了这儿，就一个任务：改造思想，劳动生产！你们当中，有知识分子，有干部，也有别的……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干什么的，在这儿，就是农场职工！要服从管理，遵守纪律！听见没有？”
“听见了。”稀稀落落的回应。
“大点声！”
“听见了！”这次齐了些。
孙场长点点头，开始分派任务。刘子桥被分到开荒队，第二天一早就要上山开垦梯田。
“你，”孙场长走到他面前，打量了他一眼，“戴眼镜的，干过农活吗？”
“没有。”
“那就学！”孙场长声音很硬，“在这儿，劳动就是学习，学习就是改造！”
训话结束，众人散去。刘子桥回到土坯房时，天已经全黑了。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是彭茂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灯焰如豆，勉强照亮方寸之地。
“回来了？”彭茂玉正在炉子前忙活。那是个用铁皮桶改成的简易炉子，上面架着他们带来的小铝锅，锅里煮着什么，冒着热气。
“嗯。”刘子桥在床边坐下，只觉得浑身酸痛。
“先吃饭。”彭茂玉盛了一碗糊状的东西递给他，“玉米面糊，我加了点野菜。盐不多，将就着吃。”
刘子桥接过碗，喝了一口。糊很稀，野菜有些涩，但他吃得很认真。一天颠簸，他确实饿了。
“你吃了吗？”
“吃了。”彭茂玉说着，自己也盛了一小碗，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两人默默吃饭。山里的夜很静，只有风声和偶尔的虫鸣。煤油灯的光晕在墙上跳动，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明天我要上山开荒。”刘子桥说。
“知道了。我打听过了，开荒队活最重。”彭茂玉放下碗，从包袱里翻出一副手套——是劳保用的粗布手套，已经磨得很薄，但洗得干净，“这个你戴上。还有，水要带足，山上没水喝。”
她把一个军用水壶灌满，放在他床头：“我明天去家属队，听说是在山脚下种菜。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去给你送水。”
“不用，你忙你的。”
“要送的。”彭茂玉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山上太阳毒，缺水会中暑。”
刘子桥不再反对。他了解妻子，一旦决定的事，谁也拗不过。
吃完饭，彭茂玉收拾了碗筷，又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这个你收着。”
刘子桥打开，里面是钱。有零有整，大概二十几块。
“这是……”
“我把那件呢子大衣卖了。”彭茂玉说，“反正在这儿也穿不上。钱你贴身收着，万一有个急用。”
刘子桥握着那卷钱，纸币很软，还带着体温。他知道那件呢子大衣——是彭茂玉最好的一件外套，藏蓝色的，料子厚实，她只有重要场合才舍得穿。
“茂玉……”
“别说那些没用的。”彭茂玉打断他，“日子总要过下去。只要人在，东西都能再置办。”
她站起身，开始铺床：“早点睡吧，明天要起早。”
床铺好了，只有一床被子。彭茂玉从包袱里又拿出一件旧棉袄，准备当枕头。
“你睡床，我睡地上。”刘子桥说。
“别犯傻，地上凉。”彭茂玉把棉袄铺在床的一侧，“床不小，够睡。”
两人和衣躺下。被子不厚，但棉花絮得实在，很暖和。彭茂玉吹灭了煤油灯，屋里陷入黑暗。
山风在窗外呼啸，塑料布哗哗作响。刘子桥睁着眼，看着黑暗中模糊的屋顶。很多年没有在这样的环境里睡过了，他以为自己会失眠，但疲惫如潮水般涌来，意识很快模糊。
半梦半醒间，他感觉到彭茂玉轻轻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他这边掖了掖。她的动作很轻，像是怕吵醒他。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们刚结婚的时候。那时他在检察院还是个普通科员，住的是单位分的筒子楼，房间很小，冬天漏风。每天晚上，彭茂玉也是这样，等他睡着了，悄悄给他掖被角。
那时她总说：“你睡觉不老实，爱踢被子。”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后来他当了检察长，住进了有暖气的楼房，盖的是新棉花被，再也不需要谁半夜掖被角。再后来，他越来越忙，回家越来越晚，有时甚至睡在办公室。他们之间的话渐渐少了，只剩下日常的、必要的交流。
他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下去，直到退休，直到老去。
直到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黑暗中，刘子桥轻轻叹了口气。
“还没睡？”彭茂玉的声音很轻。
“睡不着。”
“想什么呢？”
“想以前。”刘子桥顿了顿，“茂玉，这些年，委屈你了。”
彭茂玉沉默了一会儿。山风从墙缝钻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
“委屈什么？”她的声音平静，“过日子，哪有不磕绊的。你在外面不容易，我在家里也不轻松。都一样的。”
“不一样。”刘子桥说，“我至少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呢？你本来可以……”
“可以什么？”彭茂玉打断他，“可以嫁个安稳人，过安稳日子？”她轻轻笑了一声，“子桥，你忘了，当年是我自己选的你。”
刘子桥记得。1952年春天，组织上介绍他们认识。他是刚上任的年轻检察长，她是供销社的会计。第一次见面，她穿着蓝布衫，两根麻花辫，说话干脆利落。
介绍人说：“彭茂玉同志业务能力强，思想进步。”
他说：“你好，我是刘子桥。”
她说：“我知道你，葫芦口战役支前模范。”
后来他们约会，总是在他下班后。他常常迟到，因为要处理案子。她从不抱怨，就在检察院门口等他，有时等一两个小时。
有一次他实在愧疚，说：“下次我要是迟到，你就别等了。”
她说：“等不等是我的事。你来不来是你的事。”
再后来他们结婚，没有仪式，就是去民政局登了记，然后请同事吃了顿便饭。晚上回到那个筒子楼的小房间，她坐在床边，说：“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茂玉，”刘子桥在黑暗中开口，“等将来……等将来情况好了，我带你回骡马镇看看。你好久没回去了。”
“嗯。”彭茂玉应了一声，声音有些模糊，像是困了。
“睡吧。”刘子桥说。
“你也睡。”
屋里重归寂静。山风依然在吹，塑料布依然哗哗响，但在这简陋的土坯房里，在这张窄小的木板床上，两颗心靠得很近。
夜还长，路也还长。但至少此刻，他们在一起。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