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日常与“货”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下挨。
棚子就是我的窝。白天，我就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破木板床上，或者挪到墙根下，晒着若有若无的太阳，看着头顶那一小片被高墙和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那个漏水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像个永远走不准的钟。偶尔有麻雀飞过，叽喳两声，又飞走，留下更深的寂静。
阿力大部分时间都在那扇卷帘门后面。我不知道里面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他出来的时候，通常是拿点东西，或者倒脏水。他看到我，有时候会点个头，有时候像没看见。他不跟我说话，我也不问。那晚之后，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古怪的默契：他当我不存在，我当自己是块石头。
吃的，每天固定两顿。早上一次，傍晚一次。都是阿力出来，扔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有时候是糯米团，有时候是几个冰冷的饭团，或者一块干巴巴的面饼，偶尔会有一小包咸菜。水，自己去那个漏水的龙头接，用棚子旁边一个掉了瓷的破茶缸。水龙头出来的水带着铁锈味，我烧都不敢烧，因为没有火柴，阿力也没给我。我就那么喝，凉水灌下去，透心凉，但能解渴。
我像个被拴在院子里的囚徒，不，连囚徒都不如。囚徒至少放风的时候能走动几步。我不能。我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个棚子周围几步远，最远到水龙头。左脚好得慢，每天自己拆开纱布看（阿力给了我一点替换的纱布和药膏，让我自己换），伤口结了薄薄一层深红色的痂，周围还是肿，轻轻一碰就疼得钻心。我不敢多走路，怕伤口裂开。左臂倒是好些了，吊着的手臂能稍微活动，手指越来越灵活，但肩膀还是使不上大力气。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发呆。脑子是空的，又像是塞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碎片。想家，想得心里发慌，但不敢深想，一想就胸口闷得喘不上气。想老王和小刘，想他们最后的样子，想那张记不起密码的卡。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就那么呆呆地看着天空由灰变白，再由白变灰，最后沉入黑暗。
阿力给我的那支旧手电筒，我几乎没用过。电池金贵，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新的。晚上，我就靠高墙外漏进来的那点路灯光，和卷帘门后偶尔透出的、昏黄昏黄的光线，勉强看清院子的轮廓。耳朵变得异常灵敏，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瞬间绷紧。
那晚的事情之后，又来过几次“货”。
时间不固定，有时深夜，有时凌晨。每次都是那辆灰扑扑的旧面包车，车灯不亮，声音也压得很低。同样的节奏喇叭声，阿力或者卷帘门里另一个我没见过的、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去开门。车上下来的人，都穿着不起眼的衣服，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他们和阿力他们很少交谈，只是沉默地、快速地卸货、搬货。纸箱的样子都差不多，大小也类似，但数量每次不一样，有时候七八箱，有时候十几箱。搬完了，阿力会递过去一个用报纸或者黑色塑料袋包着的小包，对方接过去，掂一掂，或者捏一捏，塞进怀里，点个头，上车走人。整个过程，快得像一阵风，除了纸箱落地的闷响和汽车引擎低沉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别的。
我缩在棚子的阴影里，把自己蜷成一团，尽量降低存在感。我知道，他们知道我在看。但没人看我，也没人理会我。我只是背景的一部分，像墙角的石头，像那个漏水的水龙头。我甚至怀疑，就算我大摇大摆走过去，他们可能也当我是空气，只要我不碰那些箱子，不挡他们的路。
有一次，卸货的时候，一个纸箱的边角在车门上磕了一下，发出不轻的响声。搬箱子的那个人动作顿了一下，警惕地朝四周看了看，目光扫过我这边。我立刻低下头，假装在打瞌睡。阿力走过去，低声说了句什么，那个搬箱子的人才继续动作，但更小心了。
那一下磕碰，让我心惊肉跳了好久。我总觉得，那箱子里面的东西，肯定经不起磕碰。是什么？精密仪器？玻璃器皿？还是……更危险的、怕震动的东西？
我不敢猜。阿力说过，看到，听到，别管。我牢牢记着。
但“货”来了又走，院子里却似乎没什么变化。卷帘门后面到底有多少货？搬进去的，又搬去哪里了？我不知道。那扇门，除了阿力和那个中年男人进出，大部分时间都关着，偶尔半开，透出的光也照不了多远，看不见里面的情形。
有一次，阿力出来倒脏水，是那种混合着食物残渣和油腻的污水。他随手泼在院子角落的一个小水洼里，污水溅开，一股馊味飘过来。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忽然开口：“闷？”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又赶紧摇摇头。
他指了指棚子角落，那里扔着几本破旧不堪、卷了边的杂志，封面是花花绿绿的女人，还有几本皱巴巴的、看不懂文字的小册子。“无聊，看那个。”
说完，他就进去了。
我挪过去，捡起那几本杂志。都是些低俗的地摊色情杂志，图片粗糙，文字看不懂。还有那几本小册子，好像是某种产品的使用说明，或者是宣传单，印着看不懂的文字和模糊的图片。我翻了翻，没什么意思，但总好过干坐着发呆。我就靠着棚壁，一页一页地看那些图片，看那些陌生的文字，试图从里面找出几个能猜出意思的词。时间，好像过得快了一点。
又过了些天，阿力出来给我送吃的时，丢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是半条最便宜的那种、硬得像石头的法棍面包，还有一小包榨菜。
“明天，阿木来。”他说。
阿木？那个诊所里戴口罩的年轻人？我心里一紧。他来干什么？我的伤还没好透，又要换药了？
第二天下午，阿木果然来了。他还是戴着口罩，背着一个脏兮兮的医药箱。他让我坐在棚子下的破床上，检查了我的左脚和左肩。拆开纱布的时候，我别开眼，不敢看。他动作依旧麻利，清洗伤口，涂上一种气味更刺鼻的药膏，重新包扎。左肩的夹板被他拆掉了，试着活动我的手臂和肩膀。
“疼就说。”他用生硬的中文说。
我咬着牙，摇头。疼，当然疼，尤其是肩膀，像锈住了一样，一动就嘎吱响，牵扯着筋骨的疼。但我不敢说疼，怕他觉得我恢复得慢，没用。
阿木检查完，用他那种没有起伏的语调说：“骨头，差不多了。脚，还要养。少用力。”
然后，他从医药箱里拿出一小瓶药片，倒出几粒，递给我：“止痛的。疼得厉害，吃一片。别多吃。”又拿出一小卷纱布和一小管药膏，“自己换，三天一次。”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我床边，收拾好医药箱，没再多说一句话，也没多看这院子一眼，转身就走。阿力给他开了铁门，他瘦削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门外。
我拿着那瓶药片，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他们好像真的只是想让我快点好起来，好去“做事”。这药，这治疗，都不是白给的。是投资，在我身上。等我好利索了，就得连本带利还回去。
还什么？做什么事？我不敢想。
天气越来越冷。雨季好像过去了，早晚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我身上这套单薄的工装根本挡不住。棚子四面漏风，晚上冻得根本睡不着。我只能把所有的破布、草席，甚至那几本破杂志都盖在身上，蜷缩成一团，靠自己的体温硬抗。脚上的伤在寒冷里疼得更厉害了，像是有小针在扎。
阿力大概也看出了我冷得不行。有一天，他扔给我一件油腻腻的、散发着浓重汗味和机油味的军绿色棉大衣。很旧，很脏，袖口都磨破了，但确实厚实。
“穿上。别冻死。”他说。
我感激地接过来，也顾不上脏不脏，立刻裹在身上。一股混合着男人体味、机油和灰尘的怪味扑面而来，但比起寒冷，这味道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大衣很沉，很暖和，裹上之后，我终于觉得自己像个活人了，而不是一块随时会冻僵的石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重复，枯燥，冰冷，带着一种提心吊胆的平静。我像一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破口袋，每天的任务就是存在，呼吸，不惹事，等着伤好，等着被“用”上的那天。
直到那个下午。
那天下午，天色阴沉，风很大，吹得棚子顶上的石棉瓦哗哗作响。阿力出去了，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正在靠着棚壁打瞌睡，忽然，铁门被拍响了。
不是约定的喇叭声，也不是阿力他们的敲门节奏。是很急、很重的拍打，嘭嘭嘭，带着一股蛮横的味道。
我猛地惊醒，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不是阿力他们的人！也不是送货的！是谁？
拍门声还在继续，夹杂着粗声粗气的、我听不懂的高棉语喊叫。
怎么办？阿力不在！阿木不在！卷帘门后面，那个中年男人好像也不在，里面静悄悄的。
拍门声更急了，还开始砸门，铁门哐哐作响，好像随时会被砸开。
我吓得浑身发僵，脑子里一片空白。阿力说过，有人来，敲门，叫他。可现在他去哪儿了？我怎么叫？卷帘门关着，里面的人能听见吗？
砸门声越来越重，门外的人似乎不耐烦了，开始用脚踹。铁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我死死攥着手里那本破杂志，指节发白。躲好。别出声。阿力的话在脑子里回响。可如果门被砸开了呢？如果外面的人闯进来，看到只有我一个残废在这里……
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衣。我像被冻住了一样，僵在原地，眼睁睁看着那扇厚重的铁门在剧烈的撞击下颤抖，门闩发出吱吱呀呀的、令人牙酸的声音。
【第十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