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火星使者
从1960年开始，人类终于迎来了探索火星的新时代。
火星作为我们最近的“邻居”，地球人一直对这颗星球有着独特的迷恋。
观测这颗红色星球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大约四千年前的中国和古埃及的天文学家。
希腊人称这个天体为“阿瑞斯”，意为战神，但后来这个名字的罗马版本被保留了下来。
在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整个期间，哥白尼、开普勒、布拉赫等科学家都在研究这颗行星。
通过观察，他们重新认识到太阳系和我们自己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和运动方式，即太阳不是围绕着地球旋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旋转。
1610年，伽利略通过望远镜首次观察了这颗红色星球，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看得更详细。
他不知道上面可能潜伏着什么——或者任何其他天体。
他在1612年写道：“如果我们能有一定几率相信月球或任何星球上都有生物和植物，不仅与地球不同，而且与我们最疯狂的想象相去甚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否认它们的存在，而应该把决定权留给比我更聪明的人。”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荷兰天文学家用更强大的凸面望远镜首次绘制了火星上的地表特征。
又过了半个世纪，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终于识别出火星的极地冰盖和明显的云层。
1877年夏天，当火星到达离地球最近的位置（约5600万公里）时，这颗行星完全进入了主流公众的想象。
那段时间的发现比比皆是。
美国海军天文台用其66厘米的望远镜发现了两颗新的火星卫星，意大利天文学家乔瓦尼·夏帕雷利前往米兰布雷拉宫的屋顶，用自己的望远镜勾勒出这颗行星，绘制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地图。
行星科学教授莎拉·斯图尔特·约翰逊后来写道：“在屋顶上观测火星的那些夜晚，夏帕雷利注意到了纵横交错的黑色斑块的奇怪特征。这曾经困扰科学家数十年。他将每个黑暗的斑块解释为一片海，水越咸，它看起来越黑。”
他推测，连接这些斑块的路径是水道，并将其命名为“canali”，在意大利语中是“渠道”的意思。
但法国天文学家卡米伊·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开始普及这些路径实际上是运河的概念——像伊利、苏伊士和巴拿马项目这样的基础设施，这是十九世纪地球上最伟大的工程壮举。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天文学家珀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也花了一些时间考虑火星问题，想象着从灌溉和航道中蔓延开来的茂密植被。
为了解更多关于火星的信息，他于1894年5月在亚利桑那州资助建设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新天文台，并着手研究这些路径，研究得越多，他就越相信这颗行星代表了更独特、先进的文明。
运河无处不在，显然不足以形成国界，但和平的社会已经解决了地球的地缘政治和军备竞争。
“这完全是人工创造的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表明它背后存在高度智慧的文明，”洛厄尔写道。
很有可能，这些火星人拥有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发明。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暗示着在生命的旅程中，存在着领先于我们而不是落后于我们的“众神”。
1895年，洛厄尔在书中概述了他关于火星上我们最近的行星邻居的先进文明的论点。
正如洛厄尔的一位评论家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所写的那样，“全世界都渴望在火星上发现智慧生命，每个倡导者都会立即获得大量粉丝。”
在某些方面，他纯粹的自信和旺盛是他理论的最大卖点——尤其是当他的火星地图激增时。
如果有如此详细的红色星球表面地图，他怎么会错呢？
尽管其他天文学家积累了大量证据，质疑火星是否真的挤满了先进的火星人，但正如莎拉·斯图尔特·约翰逊（Sarah Stewart Johnson）所写的那样，这是“洛厄尔的科普之旅”，它将在公众中占据主导地位多年。
几年后，一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进一步透露，他可能收到了来自火星人的信息。
1899年，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在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实验室，以推进他在高压电力方面的新工作。
当年 12月，当他研究电力的无线传输时，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变压器上竟然收到了一个信号——一种被描述为啾啾的鸟叫声。
“我的第一次观察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其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东西，更不用说超自然的东西了，而且我晚上独自一人在实验室里，”特斯拉回忆道，“过了一段时间，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观察到的干扰可能是由于智能控制造成的。”
他后来说，能够断定这些信号不是来自地球，这让他更加确信他已经与一个更遥远的文明取得了联系——特别是因为，在他看来，没有特别的理由想象从火星发送信息在技术上会很复杂，反之亦然。
正如他在1901年在《科利尔周刊》上所写的那样，“我有一种感觉，我是第一个听到一个星球向另一个星球打招呼的人。”
特斯拉说他收到了火星上打来的招呼，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提议。
科幻小说是流行文化的部分，在十九世纪末，地球上“有理性的、受过教育”的人们普遍认为火星上存在智慧生物。
随着科学家和公众对火星了解得越多，莎拉·斯图尔特·约翰逊（Sarah Stewart Johnson）写道，这些观察结果表明，火星便是另一个地球，它有自己的海洋可以航行，有大块陆地可以行走，那是一个我们可以识别、联系和想象的地方。
虽然随后的天文观测越来越怀疑火星文明繁荣的可能性，但不少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对二十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可能最终发现的离我们最近的星球可能存在植被或其他更简单的生命形式仍然抱有希望。
与卫星竞赛一样，前苏联决心首先创造历史——1960年，当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科学家们准备发射两个探测器，这是庆祝前苏联科学胜利的“双响炮”。
为了将胜利的果实带回家，这位领导人制作了模型并送往纽约展出。
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占据太空探索主导地位的持续进展中遥遥领先：人造卫星、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狗莱卡、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以及第一位女性宇航员瓦伦蒂娜·捷列什科娃。
很自然，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火星。
很意外，任务失败了。
第一艘飞船在发射时炸毁。
第二艘飞船在120公里的地方停止工作。
送往纽约的模型从未见过太空中太阳的曙光，前苏联科学家试图掩盖他们没有成功的证据。
两年后，又尝试了三次飞越这颗红色星球。
第一颗卫星被称为“人造卫星22”，于10月24日发射，当时前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全球紧张局势中发射，但爆炸了（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因为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预警雷达检测到坠落的碎片并警告了来袭的核导弹）。
第二颗在一周后发射，在通信系统失效之前进入了太空5个月，距离地球1亿公里，本来它应该还有几个月就能到达火星。
第三颗过早爆炸了。
1964年，轮到美国采取行动了，尽管它在行星际研究方面的尝试几乎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但它确实向金星发射了一个探测器，被称为水手2号。
当时，以金星为目标的水手1号和以火星为目标的水手3号都失败了。
1964年 11月 28日，在匆忙维修以补救注定要失败的水手 3号之后，水手 4号，一个 575磅重的探测器，浑身塞满了十几万个零件，既尖端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始，真空管、磁带和几万块太阳能电池总共只提供310瓦的功率，竟然成功发射。
这是一次重大的科学飞跃，它使用老人星（Canopus）作为导航的参考点，而不是锁定金星或地球。
两天后，前苏联发射了Zond-2探测器，但是不久后与地球失去了联系。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吹捧这项耗资8300万美元的任务：“想想我们的世界，从那枚飞向火星的火箭上看。它就像一个地球仪，悬挂在太空中，大陆像彩色地图一样粘在它的侧面。”
7月 14日和 15日，水手 4号成为第一艘拍摄这颗红色星球真容的航天器，在距离火星地表仅 6000英里的地方掠过，并以每秒 8.5比特的速度将数据传回地球，速度如此之慢，以至于当第一批图像出现在 NASA时，科学家们实际上都是自己手工着色图像，而不是等待官方数字图像渲染。
“第一次看一颗行星......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是人们经常有的经历，“其中一位科学家布鲁斯·默里（Bruce Murray）回忆道。
当工作人员等待和观看时，第二张照片紧随其后，然后是第三张照片。
总共有21张新的低分辨率照片缓慢地传回地球，总共只有634千字节的数据，大约是一张iPhone手机照片的六分之一大小。
一旦科学家有机会更仔细地检查火星提供的照片，没过多久就发现上面寸草不生、荒无人烟。
火星的地壳是贫瘠的——没有生命的迹象，没有“运河”的迹象，事实上，没有任何水存在的证据。
水手4号上的气象传感器只发现了最稀薄的大气层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地表温度。
在就职七个月后，约翰逊站在白宫东厅与美国宇航局科学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以一些幽默的方式开始发布这项任务简报。
“作为被奥逊·威尔斯吓得不知所措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员，我必须承认，火星照片没有显示出更多的生命迹象，我有点松了一口气，”他开始说，然后改变了方向：“可能只是我们所知道的生活，它的特性，比许多人想象的更独特。”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刊登了这颗红色星球陨石坑的照片，宣称它们是对火星上可能存在或曾经有过生命的沉重的，也许是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