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不明飞行物的初步起源
一旦飞碟的谜团传到华盛顿，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似乎不可能只属于美国空军的职权范围。
如果这是冷战的伎俩，或者是苏联的秘密行动，美国的情报工作领导人肯定想知道——而且越早越好。
在鲁佩尔特空军关于“旋转木马”的新闻发布会当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科学情报负责人拉尔夫·克拉克写信给该机构，表示中央情报局已决定召集一个“特别研究小组”来审查飞碟现象。
整个八月，各种秘密文件和备忘录萦绕在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中央情报局办公室周围。
虽然该机构认为军方已经成功地将绝大多数不明飞行物报告和目击事件确定为可解释的事件，但根据内部文件，只有不到100份合理可信的报告仍然无法解释，星际方面和外星人起源没有被完全排除在考虑之外。
在这些报告中，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为不明飞行物的起源提出了四大构想：
（1）美国的秘密武器；
（2）俄罗斯的秘密武器；
（3）“来自火星的人——宇宙飞船——星际旅行者”；
（4）目击者误判，例如，所有无法解释的目击事件都可以用更好的报告和数据来解释。
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始排除前三类。
通过该机构自己的研究团队，分析人士证实，第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毕竟，为什么空军会要求对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进行国家报告？
此外，中央情报局写道，在既定航线上进行此类飞行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风险。
秘密武器不太可能在肯定会被看到的地方进行测试。
苏联的观点同样被驳回了：“我们绝对没有关于这种技术进步的情报，就像这里在设计或能源方面所表明的那样，”报告总结道，“似乎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来说明所涉及的安全风险，也没有迹象表明侦察模式。”
至于外星人探访理论，“尽管我们可以承认智慧生命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太空旅行是可能的，”报告写道，“目前没有一丝证据支持外星人的存在。
没有确认的天文观测-没有丝毫可能必要的轨道迹象-也没有跟踪。
最后，中央情报局同意空军的观点——不明飞行物主要是目击者误判的产物，而不是外星技术——但同意对国家安全和情报的担忧是非常真实的，而且非常合理。
充其量，会引起混乱，但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变成（前）苏联心理作战的关键部分。
事实上，分析人士和情报官员在苏联媒体上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新闻报道，并得出结论，一定有一个“官方政策决定”来阻止公众看到这种现象，同时对美国造成严重破坏。
由于担心地面上的组织可能试图造成这种混乱，空军开始密切监视不明飞行物组织，这是一个在全国各地突然出现的UFO迷，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民间飞碟委员会。
“空军正在关注这个组织，因为它有能力触动大规模的歇斯底里和恐慌，”中央情报局在8月中旬的报告中写道。
“也许，从情报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注意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会利用目前美国的这种轻信行为。”人们还担心，关于不明飞行物的公开报道有朝一日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官员对来袭的苏联轰炸机的真实目击事件不予理睬。
“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虚假警报风险，以及将真实标记为虚假的更大危险，”美国中情局警告说。
尽管美国政府拥有面向公众的权威，但三份秘密文件和备忘录——直到1970年代才解密的文件——强调，即使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仍然像普通民众一样对不明飞行物感到困惑。
同年9月，该机构向中情局局长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提交了一份关于该机构正在进行的调查的概述，并附有该机构科学情报负责人的建议，即中央情报局成立一个自己的研究小组，试图解决无法解释的目击事件的科学解决方案，以及关于如何解决目击事件的真正操作问题。因为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扰乱或破坏美国的防空系统，并发动突然袭击。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位名叫查德威尔的官员写道，“应该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注意这个问题，以便启动整个社区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史密斯同意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领导人，包括空军、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推进了一项正式研究的计划，以减轻公众对不明飞行物的担忧。
为了领导新的研究，中央情报局聘请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霍华德·罗伯逊。
罗伯逊深受同事的爱戴，也是最受尊敬的先驱之一，自二十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究量子力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他曾是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他的任务是确定有关V-1的谣言是否真实（他的工作重点是所谓的“敌人的秘密武器”），他还参与了纳粹工程师关于V-2的战后采访，为此他在1946年被授予总统功绩勋章。
从1950年到1952年，他一直担任五角大楼著名的武器系统评估小组的负责人，该小组旨在由最有能力的军事和民用专业人士，采用最先进的分析方法，对未来可能的战斗条件下的当前和未来武器系统提供严格、公正和独立的分析和评估。
现在由他领导的小组由6位科学先驱组成，包括物理学家和雷达专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地球物理学家劳埃德·伯克纳、核专家塞缪尔·亚伯拉罕·古德斯密特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桑顿·利·佩奇。
佩奇后来说，他怀疑自己被选中仅仅是因为他是罗伯逊的老朋友，住在华盛顿特区。
弗雷德里克·杜兰特是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导弹方面的领先专家，曾担任该小组的秘书。
1953年1月，该小组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附近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大楼召开了为期4天的会议，旨在对大约75起被空军认为最具代表性、最有效记录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进行全面检查。
他们的集体任务很明确：揭穿谎言，证明没有不明飞行物这样的东西。
“罗伯逊在第一次私人会议（没有局外人）会议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是减少公众的关注，并表明不明飞行物的报告可以用传统推理来解释，”佩奇后来回忆道。
这堆目击事件根据成员的专业知识被分配给每个人。
阿尔瓦雷斯记录了涉及雷达或雷达和目击事件的案例历史，而佩奇则深入研究了绿色球现象和夜间灯光的报道。
该小组的研究还包括观看两部视频——一部来自犹他州特雷蒙顿，另一部来自蒙大拿州。
这部由经验丰富的海军摄影师拍摄的视频描绘了白天穿过蓝天的12个明亮物体，经过一千个小时的逐帧分析，这些人被告知，海军摄影解释中心已经确定它们以接近音速的速度移动。
另一方面，视频展示了两个光点在远处移动，包括在水塔后面的一点经过，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点，有助于分析它们的距离和速度。
除了这些视频会议之外，还有鲁佩尔特关于蓝皮书项目的简报、关于“闪烁计划”的报告、空军对绿色火球现象的研究，以及与空军技术情报局局长威廉·加兰德的会面，他花了大约45分钟时间告诉他们，他认为应该大力解密尽可能多的报告，空军情报部门应该为这一事业投入更多资源。
会议还听取了空军少校福内特的意见，他在离开五角大楼重返私人生活之前的15个月里一直在五角大楼担任UFO专员。
福内特最初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在他任职期间，他开始认为不明飞行物更值得认真研究。
“在正常的情报传统中，我知道我缺乏一些关键数据来评估，”他回忆说，但他告诉专家组，这些人确实是外星人。
是的，他远没有确定，但他只是不确定这些物体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
至少在目击事件的某个子集上，他和蓝皮书计划团队排除了所有其他已知的解释——这些物体要么是外星人，要么是人类根本无法解释的东西。
对他来说，任何一个答案都值得进行更多的情报研究。
在他看来，该小组的方法没有一个方面是认真对待问题、证据或调查的。
这些电影只是在会议室的墙上放映，几乎没有对它们所展示的内容做出严肃决定所必需的高质量投影，而且知识环境似乎如此敌对，甚至无法想象答案可能是外星人，以至于他甚至懒得提出与房间里正在开发的理论相矛盾的证据。
显然，该小组压缩的时间框架和研究条件意味着他们被要求根据他们现有的科学知识进行判断。
“如果整个罗伯逊小组都是一份摆设的工作，”他后来说，“那么人们可以争辩说，他们故意选择了高科学地位的人，这些人非常非常忙碌，显然不能花很多时间研究事物，也无意做功课。他们的基本态度非常明确，摆出一副“爸爸最清楚，不要带着这些愚蠢的故事来找我，我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不要争论”的姿势”，他多年后回忆道。
经过短短两天的讨论，该小组花了最后一天半的时间专注于协调其建议。
其成员精通雷达和天文学，他们已经认识到一些目击事件可能是正常的技术问题或天气现象的迹象，他们认为，随着这些领域的更多专业知识以及更多更好的数据，可能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其他目击事件都可以得到类似的解释。
罗伯逊认为，在某些方面，谜题存在的时间越长，最终答案就越不令人惊讶。
例如，“飞碟问题”与二战的V-1和V-2火箭波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看起来很神秘，直到其中一枚在瑞典坠毁，使盟军能够识别和拆卸关键工程。
杜兰特补充道：“由于不明原因的UFO目击事件导致没有任何'硬件'，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缕希望。迄今为止，他们的调查结果强烈表明，没有敌对行为或危险的证据存在。”
最后，罗伯逊小组得出结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现象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的物理威胁，但在这些危险时期，继续强调这些现象的报导确实对政治机构的有序运作构成威胁。
作为回应，小组建议“国家安全机构立即采取措施，剥夺不明飞行物被赋予的特殊地位和他们不幸获得的神秘光环。
令海内克感到沮丧的是，该小组正式确定，不明飞行物的最大问题和危险是美国民众的心理恐慌和压力。
而空军继续努力解决这个“难题”只会加剧这种情况。
为了纠正错误，建议军方推动一项旨在“揭穿”和“淡化”对不明目击事件的担忧的公众教育运动，并鼓励航空公司飞行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地面观察员团人员参加。
更广泛地说，文章、电视节目、电影和迪斯尼卡通片都被用来帮助解释神秘目击事件背后的真相。
罗伯逊小组的研究和报告多年来一直保密，直到1956年鲁佩尔特发表了一份报告才公开它的存在，但它的结论重置了美国政府在未来十年及以后对不明飞行物的态度。
正如福内特后来所叙述的那样，当中央情报局科学小组在1953年得出结论，没有明显的威胁时，空军的理念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不明飞行物的研究继续进行，但从没有实际不明飞行物的前提开始，就足以改变蓝皮书计划的轨迹。
1953年2月，鲁佩尔特离开了他的团队，执行另一项临时任务。
当他回来时，他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重新分配岗位了。
到了8月，他也离开了。
他扩大基于科学和仪器的不明飞行物搜索的计划从未实现，他作为行动负责人的继任者是头等舱飞行员，这是该军种最年轻的入伍军衔之一。
这几乎不是对这项工作重要性的体现。
海内克伤心欲绝。
当他回到俄亥俄州时，他告诉他的研究生珍妮·泽德曼说，“他们不会进行科学调查，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们投了否决票。他们甚至没有仔细查看数据，他们决定诋毁他们。”
海内克的反应有些令人惊讶——或者至少会让这位隐约无私的冉冉升起的天文学家感到惊讶，他在二十世纪40年代首次接近美国空军，为飞碟研究做出贡献——从他对罗伯逊小组的痛苦反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曾经对这个主题不屑一顾的兴趣已经转移了。
现在很明显，他投入了对潜在谜团的答案：什么是不明飞行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