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收获
经过一个夏天大雨的摧残，村间原本颠簸的道路更加坑洼。黄老六家的西瓜熟了，他请大舅开拖拉机去帮忙拉瓜。收购西瓜的大车怕陷在路上不敢进村，停靠在东山坡的公路边。素来热心肠的二哥和我，主动提议去帮忙。
西瓜硕大到已经无法羞怯地躲藏在枝叶下面。我俩和大人们一起，把摘下来的西瓜攒成堆，等大舅把车开近，再把西瓜搬到垫了稻草的车厢里面。烈日也来凑热闹，一些聪明的大人戴了草帽，脖颈上挂了毛巾，看架势是真心来干活儿的。
收瓜的瓜贩很挑剔，不要个头太小的瓜，不要有伤疤的瓜，还不要十分成熟的，就是那种瓜皮深绿，暗沉到发黑的瓜。他解释说西瓜熟的太透就禁不住颠簸，容易开裂，不利于长途运输。但我还是看见有大人趁他不注意把那些筛掉的瓜搬上了车厢。
我卖力地搬着瓜，累到气喘吁吁，汗若豆大。二哥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立马会意，搬起一个刚刚瓜贩择出去的瓜王。要不是有瓜贩的指导，我还真辨不出哪个瓜熟得更像样。走出两步，我表演了一个自己感觉相当自然的踉跄，迫使瓜王跌到了地上。哪成想它竟然没裂！枉我这么看好它。我正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演下去，二哥“热情”地上前来帮忙，也是一个类似的“不小心”，把瓜王摔在了地上。二哥的表演已经剔除了“假装”的部分，动作幅度之大，明摆着就是当众“杀瓜”。咔！瓜王应声开裂！旁边的几个大人都笑了，叫我俩抱着瓜去阴凉地方歇会儿。我有些不好意思，二哥没有，他已经抱着瓜钻进了旁边的玉米地。
二哥顺着瓜裂缝塞进几根手指，几乎没用力，西瓜就被掰成了两半，鲜红的瓜瓤已经开始沙化，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清甜香气。我和二哥一人一半，顾不上指甲缝里的被瓜秧染绿的污泥，直接抠出最中心的瓜瓤，大口吞食起来。甜，齁甜，幸福的感觉从舌尖弥漫到脚趾。瓜汁从下巴淌到背心上，和上了泥土，燥热很快把水分蒸腾掉，只留下一团疙瘩圈。瓜瓤被掏尽时，我们的肚子已经鼓得溜圆，像是把整个西瓜囫囵个儿吞下去了一样。我的手和脸黏黏糊糊的，像被抹了胶水。我把手插进土里，搓动几下，获取一些干爽，把刚被瓜汁清洁过的指缝重新填满。我们休息了好一会儿，才顶着肚子重新加入搬瓜的队伍。原本我和二哥计划着多摔几跤，可没想到这颗瓜太大了，把我们顶得够呛，加上两次休息时大人给我们分的几块，撑得我再不想多吃一口。
一拨人忙到傍晚，才终于把瓜田的瓜摘完，全部运到了大车上。黄老六给大舅留了十几颗瓜在车厢，来帮忙的大人们也是一人一袋。我和二哥坐在车厢里对着一堆瓜王大眼瞪小眼，全然没了初遇时的悸动。
隔天我和二哥给黄老六的西瓜打广告时，胡豆听得直咽哈喇子。大人们还说今年的雨水太多，瓜没有往年的甜，他们可真不知足。
田里的小麦也很快成熟了，偷偷换上秋装。放学的路上，秋风掠过，卷起一阵麦浪，一片金色的海洋。麦香荡漾着从我的鼻底划过，那是丰收的味道。我徜徉在夕阳之下，陶醉于这金色的诗画里。啪叽！我摔了个狗啃屎。
放学回家有两条进村的路。一条是大路，就是有大坡的那一条。另一条是小路，需要穿过一片树林，再斜穿过一片田地。虽然每年春种时，田地里那段小路都会被犁掉，可是春种过后，它又会被重新踩出来，后街的学生们常走这条路，虽然需要穿过树林和田地，但和去镇上的小路一样，都会节省时间。我很容易理解老师办公室走廊里贴在墙上的名人名言里那句，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人下绊子。淘气的家伙们会在小路上把两侧的麦秧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绊脚绳，麦田里的小麦茂盛，视野不好，如果跑得太快没注意到，又或是像我一样高傲到忘记低头，就容易被绊倒。
一个绊子把我撂倒了，我瞬间被淹没在麦浪里面，背后的书包都砸在了头上，叫我的脸蛋也和地面行了个贴面礼。踩了大半年的小路，路面硬实多了，虽然熟悉也没给我留太多情面。跟在我后面的二哥和胡豆见状，笑得前仰后合。和大地打完招呼，我艰难地爬起来。没想到给别人下了那么多绊子，今天自己也栽了。痛定思痛，我又多系了几个。
然后我们各掐两个几乎长成的麦穗，搓掉外壳，把麦粒放在嘴里咀嚼，嚼烂了当做泡泡糖来吹，继续跳着跑回家。
后来米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叠词时，她先给我举了个例子，“大大小小”。
“吃吃喝喝。”我说。
米老师说对。
“磕磕绊绊。”陶慧敏说。
米老师说好。
“小小麦麦！”二哥很自信。
米老师说坐下。她可能有些后悔给了很少举手的二哥这个答题机会。二哥看起来有些茫然，他怎么会以为“小麦”也能“叠”呢？“小麦”“叠”在一起只能是“一堆小麦”，是什么在他脑子里给他下了个绊子？
收向日葵的时节，妈妈把田里割下来的葵花盘拉回来堆在院子里。吃过晚饭，我们抡起棍棒把葵花籽从花盘上砸落下来。我突然怀念起上学前那根“金箍棒”，要是它在就好了，用起来一定更趁手。它确实也没走，只是后来被妈妈安在了一个镐头上，从定海的神针器沦落成了农具。早知道是这样的下场，我就拿它跟二哥换他的“癞蛤蟆”好了。大舅一家砸完了自家的瓜子，也会来我家帮忙，有时姥姥也来，只是她通常都已经喝过二两，砸不了多久就要回去睡了。大舅把电视从屋里搬出来架在两个板凳上，接了电，我们一边看着小燕子逃婚上蹿下跳，一边把手里的棍子抡得虎虎生风，看着笑着就忘了累了。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实则确实不难，只是有时候抡棍子抡了半宿，第二天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写字时手会抖。
米老师叫我们写生字时，看着我瘫软的字迹问，昨天又干活儿了？等检查到二哥那里时问，你咋没干活啊？其实二哥比我砸的花盘要多，只是他的字丑得太扎实，臂膀的酸痛也没能掣肘他稳固的风格。
通常田里最后收割的是玉米，而且玉米要经过更长久的晾晒，自然最后脱粒的也是它。
村里只有陶叔家有一台给玉米脱粒的机器。陶叔是村里的电工，除了这台机器，他还有一台电动的铡草机。晾晒好的干草用铡草机铡碎后，留给驴儿冬天吃，有时还要给它掺一把玉米粒。可以说没有陶叔的机器，玉米就没办法卖，驴也吃不上细粮。陶叔还掌管着村里几片水田灌溉用的电井房。村民们对浇水用电缴的钱有一个亲切的称谓，它既不叫水费也不叫电费，而是叫“上吊款”。今年各家的“上吊款”应该会少一些，雨水超量，几个闲置的井房都被蒿草掩住了。陶叔的闺女陶慧敏，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掌管我们的作业和课文背诵。平时我们都以职务称呼她，表示尊重或者溜须。
玉米棒晾晒到差不多的时候，陶叔就推着机器挨家挨户去给玉米脱粒。我们没有力气，举不起铲玉米棒的锹，更搬不动装袋的玉米粒，唯一能做的，就是搬运脱粒后的玉米棒瓤，一筐一筐堆在柴垛边上。这是上好的柴禾，比起秸秆和葵花盘，取用方便而且耐烧。大人们不让我们靠近脱粒机和铡草机之类的。为了引起我们的重视，他们讲过许多村里村外的人，包括李大爷，被这些冰冷的机器带走过不同数量的手指头。
玉米装袋后，大人们把袋子搬进放粮食的屋子，里面已经码着之前打回来的小米和大豆。粮仓的地面上摆了砖块垫起来的木板，粮食堆在上面，防潮。如果价格合适，也可能直接卖给收购的人或者送到镇上的粮库。
大舅家打完玉米时，院子里原本堆玉米的砖地上新添了几个鼠洞，洞口还有很多啃食后剩下的玉米残渣。看得出来，物质极大丰富致使这群生活在玉米堆里的老鼠变得挑食。大人们来了兴致，挑了几桶水，顺着最大的洞口灌了下去。陆续有几只老鼠从其他洞口钻出来。没等老鼠们开腔，大姐就被吓得吱哇乱叫。几个蹲守的大人抄着家伙就是一顿猛拍，没留下一个活口。
就在大人们以为这一家已经绝户了，准备填土封了洞口时，一只特大号的大耗子蹿了出来。它是真的大，有一根玉米棒那么大，我都没看清它是怎么从洞口里挤出来的。这样的个头任谁看了都得为之一哆嗦，我看它更是一直哆嗦。大人们围着圈一边叫嚷着一边用家伙招呼他。大耗子带着些敏捷，几次及时的转向躲过致命的打击，除了强健的体魄，它比前面的喽啰们还要多些从容。二哥提着铲子冲在前面，最近他一直在干活儿，属实少了些亮眼的创作和表现。
眼看着包围圈越缩越小，大耗子竟然找到一个火力缺口跳了出来，那方向正好对着离得老远的我。尽管它个头不高，我却感受到它扑面而来的强大气场。别过来！它不会爬我脚背，钻我裤兜子吧？我蹦，我蹦，我蹦蹦蹦！倏地，我脚底一软！低头定睛，全身都软了，只剩汗毛耸立！大耗子躺在了我的脚下，全无生机！
我吓得后退，大人们都笑了，二哥更是笑岔了气，称赞我下脚挺狠。我可没想踩死它。我怀疑它当时也不是想逃跑，是想挟持我。
这些老鼠都来早了。后来有一年，村委会说因为什么疫病回收老鼠，生死不论，悬赏两块钱一只。那一阵儿我们都红了眼，老鼠在我们眼里都不再是老鼠，是行走的“唐僧肉”。后来老鼠大概听到了自己身价暴涨的风声，都消失了。要是那时候我提着鼠王去找村主任，必须跟他讨价还价，以一抵三。
新打的粮食进了仓，贴春联的时候粮仓里又多添一道新的“五谷丰登”。等到了“破五”，大人清扫了过年时的鞭炮纸屑，掏上一撮灶膛里的灶灰，洒在大门外画出一个特殊的图案，再抓一把新打的五谷散在上面，祈愿各路神仙保佑，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过了“破五”，秧歌队开始排练了。二哥一直想加入秧歌队。我知道他不是喜欢秧歌，他就是想踩高跷玩儿。但据我所知，目前村里未成年秧歌队员的最低学历是五年级，当然秧歌队没有学历上的要求，我只是觉得二哥还太小。他还不会踩高跷，更别提扭秧歌，不具备基础的技艺，就算有个打镲的爹也不好使。
然后二哥那个打镲的爹——大舅带着二哥和我去了村主任家，跟村主任商量着让二哥学习学习。当然大舅不是特意为了二哥去求一趟村主任，只是秧歌队排练的地点就在村主任家，他是来打镲的。我想村主任兼村里的文艺委员应给是不想驳了村里文艺骨干的面子，勉强同意了让二哥试一试。
村主任家驴棚旁边厢房的一角，堆放着秧歌队用的乐器和服装道具。我知道有时村主任和村里的干部也在厢房里开会，里面有两张办公桌，和学校里的课桌很像，但比学校的桌子残破，其中一张桌子的一条腿不是原装的，补了一根高跷。两个残损的家伙在这里相遇，焕发了新的生机，看样子是木匠的手艺，瓦匠干不出来这个活计。
秧歌队的成员们正在村主任家院子里踩高跷练舞步。村主任交待了几句后，几个小伙热心地帮二哥绑高跷。其中一个问我要不要也绑一副，我拒绝了，我走平地还摔跟头呢。开始人家要给二哥绑一对小孩儿专用的矮跷，二哥说没意思，给我绑一对高的。看他的口气，仿佛要上天。一个小伙还帮他套上了行头，一件绿色小码的秀才袍子和绿色的头饰。二哥坐在猪圈的墙头上，高跷已经绑好了。二哥说太紧，腿都勒麻了。小伙说必须得紧，松了容易摔倒，说着就把二哥扶了起来。二哥精瘦的身板，配上这一身装扮，再加上脚底两条杆子，活脱一只成精的“扁担沟”。
二哥立定，晃了几下，找到平衡后，迈出了第一步。随后他端平了双手，也挣开了小伙的搀扶，又迈了一步，两步……二哥似乎掌握了技巧。小伙们都疑惑，你是不是练过。遭受吹捧的二哥不禁飘飘然，问了我一句，厉害不。我不知道他向下望时是什么感受，但我抬头看他满眼都是仰慕，他太厉害了。二哥越走越大胆，脚步变得轻快起来，转眼间已经从院子里走到了大门口。但他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顺着大路就往东走去，他要去哪？是要上学吗？还没开学呢！我跑到他跟前说，拐回去啊！二哥的表情已经没那么轻松了，我不会拐！啊？那你停下来啊！可身边没有墙头。停哪？我们遭遇到了棘手又急迫的问题。二哥的步伐逐渐紧凑，两根高跷的身影凌乱起来。后面几个小伙跑过来时，二哥也已经跑起来了。可是那双沉重的假肢已经快跟不上他前倾的肉身。
哎！哎！大人们在呼喊。
哎呦！哎呦！二哥一头扎进了柴垛里。
大人们跑上去把二哥从柴垛里薅了出来，没啥大事儿。幸亏这小子摔进的是玉米秸秆堆，要是左边的树枝堆，脸上多少得挂点彩，要是右边的粪堆，脸就丢没了。
被扶起来的二哥还想再练练，文艺委员和打镲的都不同意了，小伙们把高跷从二哥的腿上卸了下来，二哥翩然落地。
回家的路上二哥埋怨我没有扶他一把。扶你个腿儿，我还没有跷高呢，砸着我咋办？二哥许下宏愿，明年我还来。
玉米棒瓤除了做柴禾，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在正月十五的时候撒灯。妈妈装好一锹棒瓤碎块，淋上我从大舅那儿讨来一罐子废柴油，点燃。我小小的人端着大大的铁锹到院门外，用木棍把点燃的棒瓤一块块拨下来，在我家门前的这段路上摆出一条线。等所有人家都把灯摆出来后，棒瓤灯就连了起来，串联了村子里的大路小路。
撒完灯后，我和大姐、二哥一起提着用罐头瓶子和蜡烛做的灯笼出门。
村里的大人小孩们也三五成群，大家循着锣鼓鞭炮声往一方向汇聚，来到秧歌队正串院子的一家。
我在人群里看到了胡豆和胡苗，马浩和他那个做妇女主任的妈，我们互相打着招呼。就连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学委抱着弟弟来看热闹了，一旁的妹妹牵着她的衣角。还有于惠飞和其他几个大孩子，他们怪叫着，往秧歌队里最受瞩目的“孙悟空”和“猪八戒”脚底下扔擦炮。
秧歌队的老老少少都化了妆，穿戴了花花绿绿的衣裳和头饰，都不好分辨是谁家的姑娘和爷们儿。他们撑在高跷上挥舞着手里的扇子和帕子，摇曳生姿。院子里篝火旺盛，照得每个人脸上红彤彤的。火星向上飘，高过了踩高跷的人，高过了屋顶。
我常常希望自己可以飞，这个时候最想，我想飞到村子的上空，俯瞰村子的灯火。这是一年里村子最亮的夜晚，我好奇路上这些连起来的灯是什么形状。会不会像一只鸟，那最亮的一团篝火就是它的眼睛；也可能像锅里的竹篦子，每一栋房子都是新蒸出来的馒头，每一根烟囱里的炊烟都是掀开锅盖时冒起的蒸汽；又或者像村子的名字，是小树枝叶繁盛的样子。
要是我真的能飞，我还想再飞得高一点，远一点，到一些我没去过的地方看一看。
从村子里向外望去，四面都环着山。胡豆说有一天刮大风，他看见三个不同方向的山坡上同时卷起了大旋风。我说不信。他说不信拉倒，撒谎我不长个。我将信将疑，他也不想自己永远是班里最矮的一个吧。三个大旋风，它们是想把整块土地卷到飞起来吗？如果大地可以飞起来，也许就不怕大水了吧。
离村子最近的一座山是大树沟村西侧的一座山，也是我唯一爬过的山。山脚下光秃秃的，连荒草都不茂盛。山腰一片山杏林，只开花不结果，大人们说，是羊啃树皮啃的。山顶长满松树，矮的那种，学校里也有一排，秋天我们会把松塔打下来，揪里面的松子嚼。松树皮上渗着油脂，粘在衣服上很难洗。
在底下看着不高的小山，登上去却也要小半天的工夫。尤其快到山顶，山势变陡，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爬上山顶回望，可以俯瞰大树沟村人家的屋顶，有的平房顶上晾晒着玉米，像块金黄的饼干。蜿蜒的小河像搭在地上的一根银线。而我们的小树沟村，只能看见村边的几幢房子，其他的都被前屋后院的树遮住，更像是片林子。山的另一边，还是山，起伏连绵的山，蔓延到天边。课文说一个词叫山脚，山哪里有脚，那么多山交错重叠的时候，是哪个踩着哪个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