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蹦蹦河
开学前几天路过宋爷爷家门前，他正套驴车准备去赶集，车是空的，没有装菜。看到我时，他问我要不要坐他的车去镇上看戏。我说不去了，看不懂。宋爷爷笑道，小时候也看不懂，你和小二子你俩可是一场都没落下。
宋爷爷院里的泥巴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道小砖墙，围起来的菜园比以前小了很多。承包荒园的人家开始种菜后，村里人更多去这户人家买菜。不是宋爷爷的菜不好，只是他更多时候是半卖半送，人们过意不去。没人用他的菜，他的园子也就小了。不过宋爷爷也没闲着，园子小了，院子大了，他又养起了鸡鸭鹅。宋爷爷的子女条件都不差，也愿意把他接到身边去。宋爷爷不肯去，尽管他待人温和，也曾指着宋叔的鼻子骂，让我到城里去，不就是让我早死吗。虽然宋爷爷不卖菜了，但还是经常去赶集，就到集市上转一转，和摊上的老相识们聊聊天。回来再和村里的老头们抱怨，路上的汽车太多了。
我注意到了镇子南边新盖的学校。全镇所有的小学合并了，暑假后，村里的小孩们都要去镇上上学。有人租了大犁沟小学的院子，准备在里面养牛。
长大后我渐渐发觉，时间并不是匀速流失的。不同的个体对时间使用的是不同的计量单位。
我曾经以为长大就是我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不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少。可事实是我知道的东西越多，就越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更多。除了同乡，外面的人对我的家乡大多有些刻板印象，贫穷、干旱、风沙漫天。我记忆里的故乡并没有太多的风沙，只在每年开春的时节，没有树木枝叶和庄稼的阻挠时，大风会托举着沙土肆虐，把年轻人吹得更结实，给不年轻的人添一道皱纹。外面很多地方都比我的家乡平坦，有的极目四望也看不见一座山，只有无垠的沃野。那些庄稼的叶片没有一支怯懦蜷曲，全部大胆地舒展着参与光合作用，它们好似从小到大没缺过一口水，没短过一寸光。我很早就知道贫穷，就是我吃的没有别人好，穿的不如别人漂亮。那时候我想，只要我离开村子就好了。大人们修路的目的，除了是想把西瓜和鸡蛋运出去，也可能是为了方便逃离。很久之后的际遇才使我明白，离开村子并不是摆脱贫穷，只是离开了一个贫穷的地方。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镇子叫大棚镇，个别村子有扣大棚的，但没什么规模，不足以使镇子闻名。也没听哪个博闻强记的老人讲出过缘由。我猜想可能因为不论镇子还是下面的每个村子，都环着山，如果把天空看做罩棚，可能真像是一堆差互的大棚。我还在一个梦里见过这场景，村子的罩棚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从土地里生出来的。一开始很小，像一顶白嫩的蘑菇，渐渐发育成一只没有触手的水母。然后它上升、膨胀、扩张，直到它的边际与四周的山相交，颜色从最初的乳白变成了最终的透明时，质地变得坚硬，才停顿住，牢靠地扣在了村子的头顶。底下的人们都困在棚里，不知所措，好像我从前装进瓶子里的蚂蚱和天牛。我也一样，如果不是被尿憋醒，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后面的一些年头里，镇子发生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变化。最早的时候，镇上是没有楼房的，当时最高的建筑物是戏台。小时候我跟二哥说它差不多有两个我家房子摞起来那么高，二哥说我家是平房，摞起来也没多高，戏台得是两个他们家那种大瓦房摞起来那么高。我跟二哥抬杠，瓦房是尖顶的，摞不起来，平房才能摞起来，城里的楼房就是用平房一个一个摞起来的。后来镇上零星出现了几栋小二层，直到小学合并，中心小学建设起来，教学楼是五层的。随后镇上的高楼就如同流感，第一个咳嗽，跟着就发烧一片。小学合并后，戏台被拆除了，整个广场进行翻修，成了镇子客运车和货运车的停靠站。楼多了，人多了，车也多了，赶集时用来摆摊的街道万分局促。镇里又修建了农贸市场，把集市挪到了市场里，市场里砌了水泥台子，分区编号出租，比从前的地摊干净，规整。只是从那之后，宋爷爷赶集的次数更少了，他不明白为啥买菜的交钱，卖菜的也要交钱；为啥从地里生出来的菜不摆在地上卖，他已经猫腰惯了，直不起来；为啥卖菜的只能挨着卖菜的摆摊，不能挨着倒腾牲口的和炸大果子的；为啥卖东西的都不用杆秤了，那个什么电子秤都没个刻度，没个秤砣，信得过吗？
相较于镇子，村子的变化一直不大。它越来越像个垂暮的老者，日渐干瘪萎缩。小孩子们去上学，年轻人去更大的地方讨生活，还有许多人举家搬迁，遗留下闲置的屋舍，增添的只有冷清。我知道现在正月十五的时候，村里人都不怎么撒灯了。撒出去的灯连不成线，不如在门前挂两个接电的红灯笼方便。不知哪一年小会场上的十几棵树被伐了，当时只留下了一棵不怎么碍事的。可没过两年，那孤零零的一棵树自己枯死了。没有人伤害它，它靠着墙头和柴垛，羊啃不到，也没有驴可栓。甚至它枯死后都没人锯掉它拿去造房或者当柴烧，它就干巴巴杵在那儿。西面的山头上立起了许多发电的风车，原来那座高耸的信号塔被衬得娇小迷你。
村里只剩包括宋爷爷在内的几户人家还养着驴，地里的活儿大都交给拖拉机了。拖拉机虽不像曾经的驴一样普及到每家每户，但没有拖拉机的人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去雇车来使，不用再操心驴和驴的吃食，还能省下大把的工夫和力气，这笔账，人们肯定都已经算计过。大舅那台在村子里风光数年的拖拉机已然是一副寒酸样子，甚至无法匹配大部分先进的用于耕种和收割的农具。大舅也没有以前灵光了，他去尝试体验李大爷儿子那台新式拖拉机上密布的按钮和葱郁的操纵杆显得无措。以前大舅大多的活计都来自于砖厂，村里大兴土木的年头，大舅受人尊敬的程度不亚于砌墙抹灰的师傅。砖厂倒闭后，大舅想去镇上拉钢筋水泥，看了才知道，拉钢筋水泥不用拖拉机。让大舅更加想不到的是，村里的田地都铺上了滴灌之后，可以许多家一起浇地。他曾经笑话苏奕彤怎么可能两家一起“上吊”，现在不只可以两家一起，甚至能集体“上吊”。
家里的地面又从水泥升级到了地板砖。不止地面，还有墙面、炕沿甚至灶台和房子朝南的一整面墙都覆上了瓷砖。门窗也从铝合金换成了更高级、更漂亮、更保温的断桥铝材质。还有诸多的变化，大概都使爸爸获得了些他曾经期许的脸面。光鲜的背面是爸爸的门窗活计越来越少。那些从前整天吱哇的机器日渐沉默，偶尔用到时都要先检查它们是否还能正常运作，然后扑棱掉机器上积攒的灰尘，那是它们现时的脸面。舅妈跟妈妈唠嗑的时候说爸爸和大舅一样式儿的，就会瞎折腾。妈妈一面点头一面无奈地笑。
二哥在职高读到了毕业，大姐直至今日都会因此为二哥竖大拇指，和二哥同去的马浩只读了半年就跑回家了。毕业后的二哥留在了县城的一家汽车修理厂。我上大三那年，二哥结婚了。大人们都称赞二哥出息，忘了他们曾经对二哥打光棍儿这个事确信无疑。而从未让人担心过的大姐如今却成了他们眼中的“老大难”。大姐说没碰到合适的，大人们说她眼光太高了。
回家的马浩种了一年地之后受不住了，又在家里的资金扶持下跑到镇上开了家小店，卖山寨手机，本想混个营生，没想到在那两年搞得风生水起，摇身一变小老板。后来我在镇上见到他，他自己用的是高端翻盖手机，一点也不山寨。他的大金链子耷拉到高耸的啤酒肚上，比小时候的鼻涕泡还要晃眼。马浩告诉我一些人的近况，大多数人在从学校分别后，我再没见过。大师傅在小学合并后没两年就过世了，因为没有亲戚张罗，后事还是退休的老校长给主持料理的。刘老师在中心小学教了两年书之后就回家生了娃，后来他们一家就进城了。莹莹现在是三个孩子的妈，地里没活儿的时候她老公就在镇上跑出租。陶慧敏正在读博，她的弟弟妹妹也都是各自班里的尖子生。丁唐在村里混了个干部，有一次开三轮翻车了，撞坏了肩胛骨。胡豆……胡豆不知道，反正初中毕业之后跟胡苗去了南方打工，前面几年回来过两次，后来就不回来了，听说连胡苗也联系不上他。你看胡国生中风了，回来安顿的不也是胡苗，人家现在是工厂经理了。真的是，人要是行到哪都行……
胡豆的事我已经听很多人讲过了，这些年村子里出去的人很多，不知去向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胡豆，另一个是“傻子”。我想他们应该都认得回家的路，只是不知道家在哪。“傻子”最后一次的出走长过以往的每一次，直至今日已经是好几年。我猜想他一定走得很远，大概去了南方，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在哪里，不用躲在树坑里，也能晒到暖和的太阳。
我听大人说，当年胡国生盖新房子前又找之前给胡豆妈妈做法的师傅算了一下。师傅说，老房子里有冤魂，不能拆，只能等冤屈消散，房子会自己倒下。师傅还说，新房子不能盖太大，门窗也不能开太大，几口人住够用就行，这样一家人才能住得牢实，家不会散。大人们说这些时，都像在讲笑话。我想现在的胡豆不管在哪，都应该交到了新朋友。那些人不会问他的过往，不会取笑他的个头。胡豆和他们在一起，不想说话就不说话，想唱歌就唱歌。他一定也有了手机，好用的，里面有他想要联系的人。
在遥远的小树沟，分别属于胡豆和“傻子”两个人的泥巴房子和小小庙宇大概是世界上最坚实的建筑，残损的皮肉包裹着强健的筋骨，支撑它们怆然屹立。
苏奕彤高考结束后，老姨父又搬家了，但这次不是他们一家三口一起，而是他自己和另外的人，搬去了城里。这事其实早就有了决断，只是老姨和老姨父选择在苏奕彤高考后再告知她。我和老姨父的接触不多，只觉得他是个能说会道，八面玲珑的人。也听大人说过，姥姥那时不同意老姨同他结婚，觉得他油嘴滑舌。两人结婚后，日子越过越好，争吵却越来越多。老姨跟妈妈和舅妈唠嗑时常说，还不如不出去，一直留在大树沟就挺好的。我想起每个寒暑假苏奕彤对小树沟的侵扰，似乎是一场场风风火火的逃避。
苏奕彤毕业后在她读书那个城市的一家银行里做柜员。一次出差我顺路去看她，到她单位时她还没下班，我坐在银行大厅的椅子上望着工位上的苏奕彤。她正在给一位老人办理业务。苏奕彤穿着立整的工服，画了合适的淡妆，所有头发都服帖地被头绳捆牢。她面露微笑，一边操作电脑一边解答问题。我看得恍惚，不确定那个和我隔了一层厚玻璃的人是不是苏奕彤。等她下班换了便装散了头发从里面出来，我重新望向她，才从迷离中逃脱。我开玩笑说，刚才没看见你呢？苏奕彤疑惑，我就坐3号柜台，你没看见我？我也故作惊诧，啊？那是你吗？苏奕彤才反应过来，滚！
姥姥的身体一直很好，直到肺炎疫情的最后一年，不小心感染后伴随并发症去世。在那之前，她只有一次生眼疾做了个手术，此外无非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除了有些时候为了吃药而忌口，姥姥的白酒没怎么间断过。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日蛋糕了，只是没有寿桃，而且我也不喜欢吃奶油了。早些时候没听大人们说过为啥姥姥要在园子里种一畦花，小的时候我问姥姥，她只是笑，回答得含含糊糊，我也没记住。有一次我又在不经意间问了妈妈。妈妈回答的很简略，她和别的大人一样，可以讲清楚好事坏事大事小事，就是讲不了浪漫的事。妈妈是也听一位姨姥讲的，姥姥和姥爷谈婚论嫁时，姥姥相不中姥爷。姥爷木讷寡言，只会傻笑。但那时的婚嫁大都是父母之命，哪管什么相不相中。总之日子就凑合过下去了，姥爷知道姥姥爱美，前一年秋天在山上采集了扫帚梅的花籽，第二年春天偷偷种在了院子里，整整一大排。我想不出那些花第一次在院子里绽开的时候在姥姥眼里该有多好看，多耀眼。即使姥爷走了很多年，他的花却从未败过。我查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听许多的名字，格桑花。
参加工作两年后，我去到二哥在县城的家时，才第一次见到他已经四岁多的儿子。小侄子拆了我给他买的玩具之后，又要去拆我给二哥拿的酒。二哥见了从小侄子手里把酒盒薅了过来说，这个不是给你的，等你长大了才能喝。小侄子问二哥盒子里面是什么，二哥说，这可是好东西。
刚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智能手机开始全面流行的年头，据说对马浩的生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我突然想在手机地图上找一下我的小树沟，可惜没搜到。于是我又去找大棚镇，找到了。我在大棚镇的附近滑动，居然看到了大树沟。这叫我很生气，大树沟只是在名字里占了个“大”，它夹在山与河之间，根本没有我们小树沟大，凭什么它就能被标注出来。在我气还没消掉的时候，我瞄到大树沟旁边的蓝色线条，是小河，它……它居然有名字！蹦蹦河！蹦蹦河！惊得我念出了声，像第一个发现火种的直立人。我忽得想起小时候，似乎隐约听一些老人把小河叫做“泵河”。我没多过问，大人说话我不插嘴，何况老人。按我当时的理解是，旱季的时候，个别河边有田地的人家会支上水泵去河里抽水浇地，才会使人把小河叫成“泵河”。幸亏那时我没发表过这个见解，否则又要被大姐笑话，或许她也未必知道。原来老人们只是把小河的名字简化了，和水泵没有关系。惊喜过后，是难过。河快没了，却有了名字。我没法直呼它的大号，显得我们的关系生分。
尽管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去只要得空，我都要去小河边走走。苇草像不远处的庄稼一样蓬勃，以前河边只有一些低矮的杂草，大概那时的人、驴和羊都不同意它们长高。河里大多的时候都没有水，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它还能不能被叫做河。偶尔有水，也是雨雪过后聚积的，是上天徒劳无功的善心。河啊，它哪也不去了，只躺在那里洇湿身底的寸土，不再分上游和下游。
离开家乡后，我听过一些其他河流的故事，其中一些像小河一样，都循着宿命走向干涸。而我又亲眼见过若干条河，其中许多繁荣且壮阔，慷慨滋养着它们身边的草木、城镇和村落。看着它们荡漾的波纹时我常常想，或许我的小河并未真正枯竭，它早已经汇入我眼前这条或者下一道我将探访的河，它会时刻并且永久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