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想要和得到

二哥给我取了个新外号，粪车。他和胡豆嘲笑我的那些天，我常常甩掉他们，找马浩当我的哥们儿。虽然马浩有常年不洗澡的嫌疑，但经受过洗礼的我不一样了，精神层次提高了，身上的脏只不过是表象，人心蒙尘才最难涤清。

以前我只可以接受冬季以外的马浩。冬天时他总是用衣服袖子除掉鼻涕，却总是除不尽，我不知道一直悬在他人中前一条鼻涕一直是同一条还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条。他的大鼻涕像屋檐上的冰溜子，只是他的鼻涕是上头细下头粗，冰溜子正好反过来。而且冰溜子总是纹丝不动，有的还有些嶙峋的形状，马浩的鼻涕却是左右晃荡，时不时还被他的鼻孔回收。可它们依然相像，我生怕它们之中哪一个坠下来，怕前者扎到我的头，后者甩在我的脚面或者衣襟上。现在我可以接受整个马浩了，不分冬夏。我已经和鸡屎打过交道，何惧区区马浩。马浩家在前街，离我们几个人的家稍远些。可马浩没有因为我掉进粪池而长久地嘲笑我，我们的心贴近了。

电视里面出现了“非典”，频率越来越多，最后像那年的大水一样，感染了所有的新闻。我听不太懂，只知道它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可是在村子里，除了年节外出打工的人们会从大城市回到老家，平时也没有什么人出远门，“非典”对于我们，好像只是存在电视里。我对被它传染到的恐惧还敌不过害怕马浩的鼻涕沾到我身上。

劳作一天吃过晚饭的大人们聚在小会场聊天，他们议论关于肺炎的事，说它吓人得厉害。可一转头，他们又议论起谁家新养了一棚母鸡，谁家的驴新下了驹子，谁家的姑娘要出嫁，谁家的媳妇要生娃，谁家的娃子又打架把别家孩子脑袋打开了花。肺不肺炎不打紧，村子里的事尤其是别人家的事才最重要。我想，说不定他们议论着的这些人，也在隔条街上议论着他们。

我和二哥在月光下趴在地上赶蚂蚁，这些蚂蚁有自己想去的地方，始终不肯顺着我们赶的方向走。李家老太婆絮叨着，你俩能看见吗，别把眼睛瞅瞎了！她不担心自己做饭时已经分不清喂猪的谷糠和喂人的小米，单知道关照我们。

非要说“非典”对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就是阻止了我参加“全运会”，全镇小学生乒乓球运动会。刘老师让体育老师对我进行了为期两周，每天一节课的紧急培训。学校里没有会打乒乓球的学生，只能是赶鸭子上架。期间我扇断了一副球拍，给学校唯一一张球案造成了一些不可逆损伤，也把体育老师的脾气扇大了，才勉强跟他打两个来回。他有些无奈的欣慰，说咱们还是主练发球，剩下的事儿就交给对手。刘老师说没事儿，别的学校学生说不定都跟你一样，说不定还不如你，你别紧张就好了。要是刘老师把两个“说不定”都说定了，我就不紧张了。我根本没参加过这么大规模的比赛，输得太惨会被丁唐带头笑话，万一赢了，那全镇的乒乓球水平就很让我担心。如果非要我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取舍的话，我宁愿全镇的乒乓球水平一般，也不愿看见丁唐的笑脸。

后来学校收到通知，说为了防控疫情，比赛停办。比赛停了，刘老师对我的关照没有停。

六一儿童节文艺会演，每个年级出两个节目。今年刘老师斟酌过后，首先决定让胡豆表演一个独唱。刘老师问胡豆，你想唱什么歌？胡豆思考了一下，《我不想说》。刘老师问为啥，胡豆也不明白刘老师为啥问他为啥。几个女生笑了，老师，他说的是歌名《我不想说》。刘老师恍然，笑了，这个歌不合适，你唱个《精忠报国》吧。另一个节目是舞蹈，刘老师选了四个女生和四个男生，以前的舞蹈节目都是清一色的女生，那时还有婷婷做领舞。听到刘老师要选男生，同学们哄笑起来。我笑的时间最短，因为她第一个选了我。让我跳舞，还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那还不如让我去门口罚站呢！我知道刘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可她还是不了解我。她应该找校长换掉学校的喇叭然后叫陶慧敏安排我演讲，或着找校长商量让我顶替丁唐护旗手的位置，顶六年级那个升旗手也行。叫我跳舞，我能发光吗？可我是班长，不好反抗，得硬着头皮顶上去，不能惹刘老师生气再叫别人给我顶下来。

就这样，每天放学后，刘老师就带着我们几个人排练舞蹈。一些班里和其他年级爱凑热闹的学生经常留下来围观。跳舞和跳操完全不一样。跳操时，老师的要求是动作准确，发力到位。跳舞则是时而激烈时而舒缓，胳膊腿不能绷得像打了板子，有些拍子每个人的动作还不一样，你上我下你左我右。每次练到复杂的部分，我的手脚就理解不了或者干脆接收不到脑子发来的指令，我怀疑自己身上有些以前没发现的毛病要被我舞现形了。刘老师说，你腰太硬了，先活动活动。她都没发现我没有腰这个问题。

舞蹈中间有一个扭屁股的动作，我始终做不好。这个动作本身就有一些难度，我还总是顺拐。我知道我的姿态肯定不阳刚，但也沾不上半点妩媚，可我越是紧张，就越能丑出新花样。每次做到这个动作，我都能看见围观的学生里面有人在窃笑，互相嘀咕些什么。我肯定他们就是在笑话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还要遭人嘲笑，我更加懊恼了。由于我反复卡在这个动作里，致使全队的排练有些进行不下去。好在刘老师没有急，她对围观的学生们说，谁再笑就上去跟着一起练，没事儿的都回家写作业去。然后刘老师开始挨个指出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别人都跳得挺好，刘老师没有单单指导我一个人可能是怕我更加难堪。她一面指导着一面给我们做演示，上手调整我们动作上的问题点。我感受到了安慰和鼓励，尽量把心思放在动作上，不去理会别人的目光。我慢慢找到了感觉，动作变得顺畅了起来。

一天放学，我们正跟着音乐排练，一个老头儿进到了教室。他跟刘老师说着些什么，沟通似乎不太愉快。

“走！回家！”忽然他走向莹莹拉起她的手就把她往教室外面拖拽。

“我不回家！我还得练舞呢！”莹莹使劲想掰老头儿的手却挣不脱。

“大爷，您先放手，有事儿咱们好好说，别把孩子扯坏了！”刘老师劝着，拦住了他。

“有啥好说的，她奶奶在家病着呢，躺炕上动弹不了，她爹妈在外面累死累活地打工，到学校来不好好学习，跳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看样子他应该是莹莹的爷爷。

“就是跳个舞蹈，孩子也喜欢，不会耽误她学习的！好不容易练了这么多天了，你说不让她跳就不跳了，这不都白练了嘛！再说就算您不让她跳，也跟孩子好好商量！”

“跟她有什么好商量的，我这是才知道，早知道早就不让她跳了！回家！”莹莹的爷爷胡子都横了，继续拖拽着莹莹。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莹莹哭喊着，猛一用力挣开了爷爷的手，跌坐在了地上，几个女生上前扶起了她。

“伤风败俗！”莹莹的爷爷还想上前去拽。

“别逼孩子了，大爷，咱们去跟校长说说！”刘老师挽住了莹莹爷爷的胳膊，机灵的二哥在旁边挽住了他另一只胳膊，两个人半推半架着把他拉走了。

莹莹止不住地哭，几个女生在身边安慰她。一旁的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录音机还放着欢快的音乐，它可没有半点眼色。

我们无从知晓大人们谈判的内容，只知道第二天起，莹莹就退出了排练，换了另一个女生补缺。那段时间一放学，莹莹就迅速离开教室。她应该是怕走得慢一些，录音机就响了。

我们还没学过“伤风败俗”这个词，但我大概明白能明白它的含义，只是第一次在现实里听到人用。我一直害怕的是自己跳舞可能会被说成像大姑娘，而且我跳得难看，引人发笑。跟爸爸妈妈说我要跳舞的时候，妈妈笑了，爸爸说到时候如果录像刻光盘的话我给你买一张。我说今年不让集会，不去镇上演出，没人录像，就算去镇上演出也不一定能选上我们的节目。大姐跟姥姥说我要在学校跳舞，姥姥也笑了，说跳一个我瞅瞅，我感觉遭到了调戏。可当莹莹不在参加排练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的想法愧疚。在我看来一个难堪的经历，对莹莹而言，却是一次幸福的体验，可她没得到。我面对的困难也不过是麦田里的绊子，她的困难更像是一移不走翻不过的山。

会演前一天的彩排，看完我们舞蹈的体育老师评价说觉得我和另一个男生的动作不太协调，他向刘老师建议把我们两个人去掉，也不太影响队形。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就是莫名有巨大的委屈涌上来。我偷偷溜到教室外面抹眼泪，却不想被几个女生捉到了。她们安慰我说我跳得挺好的，不要听体育老师胡说八道。我真的不想在女生跟前哭，可我不争气的泪水像决了堤一样滂沱。被一个女生喊来的刘老师跟我说，委屈是吧，体育老师他没看到你们练得多努力，你们跟刚开始的时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只要进步就都是好的。

会演结束后，校长对刘老师说，我看这帮小男孩跳舞挺好，比整天跟一帮土匪似的就知道斗鸡强多了。

丁唐在村子里“打老爷”的时候，不小心被一个小孩扔出的石头开了瓢。据说当时血淌一脸，吓哭了一群小孩子。他被送到医院缝了几针，之后在家躺了几天。期间刘老师让我们每个村子的同学轮番去他家探望他。我们商量着，不好空着手去探望病号，应该像大人一样拎点东西。可我们都没什么钱，买不起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后商定下来，每个人拿一些文具，打包送给他。我在家归拢出几支笔和几个本子，看起来实在寒酸，最后在抽屉最里面掏出一套珍藏的明信片夹在了一个本子里面。去到丁唐家里的时候，丁唐正在睡觉，丁唐的妈妈招呼我们吃苹果，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把一整袋的文具放下就推搡着离开了。

我非常后悔在本子里夹了明信片，但不是因为心疼。丁唐的额头上方被剃掉了一大块头发，可能是为了方便缝针和包扎。我送的明信片是《还珠格格》系列的，里面的尔康尔泰五阿哥都露着漂亮的大脑门。幸亏没写字，还是大家把东西混在一起送他的。

学校旁边的小卖部新进了一批小手电，三块钱。除了照明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功能，只是小巧精致讨人喜欢，可以挂在钥匙扣上。可三块钱是一笔巨款，我自己掏钱买过最贵的东西是四驱车，五块钱。那是过年时我上缴压岁钱后偷偷留下了十块，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剩下几块钱买的，电池还被没收了。现在，三块钱，我要攒半个学期，不能买任何小食品。一开始二哥和马浩买了小手电，晚上在外面玩儿的时候，他们就用它照亮，我虽然眼馋，但还和胡豆还掐着大手电筒。后来胡豆居然也买了，我真的坐不住了。

我在饭桌上提出了诉求，得到了却是斥责。

“别人都买了，就我没有！”

“都买了？你去问问陶慧敏买没买！不跟好的比！”

我泄了气，她肯定没有。她连上好的猪肉都能煮糊，当然不会稀罕这种东西。又是陶慧敏，我早该想到的。其实我不该讨厌陶慧敏，她什么都没做。只是自从爸爸留在家里之后，她就被更加频繁的提及，她成了一面我要时时比照的镜子，一座我攀不上去的山，一个莫须有的假想敌。

又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爸爸质问我是不是偷了他兜里的十块钱，我说没有。然后我又被他责令到门口罚站。爸爸知道我有过偷钱的前科，并且特别想买那个手电。而且他已经听说了胡豆从家里偷钱买手电挨揍的事，偏偏这个时候，他也丢了钱。

妈妈来劝我，说如果偷了就承认。我咬死了，没有。本来就没有，我是被冤枉的。直到晚饭前，妈妈在爸爸前一天穿过的衣兜里翻到了那十块钱，我听到但没听清他们在屋里嘀咕些什么。然后妈妈喊我进屋吃饭，我怎么可能吃饭，我的委屈和愤怒早就填饱了肚子，硬撑着的拦截泪水的堤坝终于崩溃了。

我用沉默来对抗，像我又失去了一条狗一样。可是我并没有收获歉意，虽然老师很早就教我们“谢谢你”、“对不起”、“没关系”，可我没见大人们用过。

几天之后，妈妈给了我三块钱，可那时候小手电已经不流行了。小卖部新进了电子表，五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