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酒与毒药
很早我就知道酒不是啥好东西，早到我才刚开始换牙。
上小学前的腊月，在城里打工归来的爸爸带回家一箱易拉罐。我之前见过的易拉罐都是装饮料的，而且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不到，只在镇上的商店才有卖。妈妈平时连两毛钱的玻璃瓶汽水都很少买给我，爸爸竟舍得给我带回来整整一大箱饮料。我不认得那纸箱和罐子上的怪字，和我之前零星喝过几次易拉罐上的样式不大一样。看它们花花绿绿，妖艳魅惑，必定是高级饮料，既甜蜜又刺激。我理应装作没注意到它，等爸爸提及的时候再表达喜悦和感激。可爸爸似乎把这一茬给忘了，我准备妥当的情绪逐渐酿成了焦躁。
终于肚子里的馋虫蚕食了理智，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偷偷抠开一罐，狠狠闷了一大口。谁知那东西才抵达我的喉咙，就有一股从脏腑涌上来的丹田气上来接应，直接把它鼓出了我的鼻腔。噗～我细小鼻孔的排量还不够大，剩余的部分化作膨胀的泡沫从我嘴里喷洒出来。彼时家里的地面连红砖都没铺，只是经年累月被鞋底夯实的硬土，是土地原本的材质。地面静静把这苦涩的汁液吞咽下去，留下一些洇湿的痕迹作为我贪馋的证据。我才意识到这给我苦头吃的鬼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饮料，是大人们经常喝的……啤酒，呸。
之前二哥勾引我跟他一起偷尝过姥姥的白酒。那玩意儿只一小盅入口，就迅速召集我的五官聚在一起开会。我努力把眉头锁住还是没能阻止那波辛辣遒劲的力量顺着面门攻上颅顶，感觉像有人用烧红的煤钩子顺着我的嗓子眼儿戳进我的食道，把里面的肠肠肚肚都烫出了窟窿。而后我听见二哥的舌头开始打结，呜啦的东西都被阻塞在我的头脑之外。我俩结结实实地在姥姥屋里的炕头上续了一觉，屋外挂的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大人可真怪，酸酸甜甜的饮料不喝，倒中意这苦辣的酒。
爸爸常年在城里打工，他在工地上做焊工，只有年节的时候回来，给我带回来一些稀罕玩意儿和好吃的。爸爸说他们住的房子都是临时搭的，每当盖好了一片楼，就把干活儿时住的房子拆掉。我不明白，既然能住人为什么还要拆掉，就算房子不怎么好，也可以给住在楼里面的人留作厢房，堆粮食或者养驴用。爸爸说城里的人不养驴。我对城里人产生了些同情，没有驴，那岂不是所有的活儿都要他们自己干。怪不得爸爸和许多村里的大人要去到城里打工，那里的人真的需要帮助。
妈妈在家里一边照看庄稼一边照看我。舅妈跟妈妈唠嗑的时候说，小孩儿可比庄稼难伺候。妈妈一面纳鞋底一面点头。我不像大姐那样爱与大人搭话，但心里不同意舅妈的说法。地里的庄稼事儿可多了，播种、除草、浇水、喷药、收割、脱粒什么的，妈妈的心思全在它们身上。而我呢，只需要一口饭菜，最好是有肉，其他一概不需要她操心，最好是管都别管我。家里的地虽然不多，但妈妈一个人侍弄也是艰难，耕作收割都是和大舅家搭伙，共同劳作。
春种时节。二哥牵驴，大舅扶犁，在田地里犁出垄沟。原本肤色暗沉的土地被划开了新的伤口，等许多伤口连成片，就扯掉了整张旧的脸皮。舅妈和妈妈在垄沟里播下种子和粪肥，大姐给她们打帮手，拎兜送筐。大姐的手脚派上了用场，平日里最忙的嘴也落不了闲，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二哥念叨，你把驴牵快点，我们撵上来了。二哥不爱牵驴，他家的老驴的脚步均匀齐整，二哥的步子跟脑子一样紊乱，他们向来不是般配的搭档。牵驴的同时，二哥那些活泼的神经也被驴牵制着。受到大姐指使的二哥更加烦躁了，只听他喊了声“驾”，接着蹿到驴的前头猛力扽直缰绳。我不知道他是想让驴顺从他的意志加快脚步，还是想替驴分摊一些负累。老驴似乎没接收到二哥发出的信号，只在他扽缰绳的时候象征性地仰了仰头，没变换脚底的节奏。大舅喝道，慢点，走歪了。大舅说的是二哥，因为二哥走歪了，驴没有。而且如果驴走歪了，大舅喊的应该是“嘚”或者“喏”。二哥收到了信号，蔫掉了，回到驴的身畔。
大舅执着犁杖在播好种肥的垄背上又犁了一遍，盖住垄沟里的种子和粪肥，垄背和垄沟也转换了身份。这时轮到我登场了。我负责牵着我家的驴，驴负责拉着石磙，我们要把播种好的垄沟压实。我家的驴是冬天时爸爸带着原来的老驴和打工赚回来的钱找牲口贩子换来的新长成的驴犊子，和我一样，是新下地的劳力。我听大人说驴只要长到三岁左右就能戴笼头下地拉车，我都七岁了才刚刚能干牵驴的活儿，不怪舅妈说我和二哥是“白吃饱”。新驴还拉不好犁杖，只能先拉石磙压地比划比划。石磙椭得像鸡蛋，但它的表面不像妈妈剥的水煮蛋那般光洁，倒是我能抠出来的那种坑坑洼洼的别致。一头驴拉三颗并排的石磙，一遭就可以压三条垄，一个来回能压六条垄，意味着我要比大姐和二哥少走很多步，这是我年纪小的福报。而且这个活儿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巧，只要码着垄沟牵好驴就行。
但问题出现的一般情况就是把问题想简单了。出现的问题是我没有这头新驴矫健，这头新驴没有老驴沉稳，我和驴之间除了缰绳也没有太多情感维系。它的步子是那样轻捷，总是轻易把我甩到屁股后边，完全不把我这个驴把式放在眼里。我努力把三步揉成两步，勉强从驴屁股撵到驴脑袋，好不容易驴眼球上映出我的脸，使我和驴同时看见了我自己。可我还来不及得意，驴又加足了马力，重新甩给我一个讥讽的屁股。不巧的是我裤腰还松了，裤子直往下出溜，我只好一手提着裤腰，一手捏着缰绳奋力追赶。也不是不巧，我的裤子不论是集市上买的，姥姥或妈妈缝的，还是亲戚家的大孩子穿小了传给我的，没有一条有能力稳当得挂在腰上。那些裤腰里的皮筋迟早会松掉，取而代之的是缝在外面的一根鞋带或者布条。可眼前这条裤子还没接受过改造，它越松驰我越紧张。我急得喊“吁”，驴没有反应，我不知道它是真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是我口号不够响亮或者它是纯粹的聋。反正它似乎执意要这么做，要给还没上过学的我上一课。我只能提着裤子在软烂的土地上蹒跚，搞不清我和驴是谁在牵着谁。我什么时候才能穿上有腰袢的裤子，扎上结实的腰带，那样我牵驴的时候裤子就不会往下掉，村里的大孩子也不会在偷偷扒我裤子的时候轻易得逞。我正恍神，驴也有了自己的心思，它突然在垄沟之间乱窜起来。我加快步子，把缰绳在手上绕了几圈跟它角力，引它走向正道儿。好不容易这一遭走到头儿，我才有机会找根麻绳勒紧了裤腰。
几块地遛下来，这犟驴没怎么着，轻蔑地瞥着瘫在地上喘不匀气的我。我也不想搭理它，犊子就是犊子，讲不通道理。
有一天种向日葵，还没到我的工序，我坐在地头的田埂上嗑瓜子。那不是普通的瓜子，是马上要被埋在地里发育成新苗的种子。如果一粒种子等于一棵秧，那我很快就嗑掉了两根垄，比地里的害虫还要邪乎。种子不愧是种子，个头大，仁儿也饱满，虽然是生的，却别有一番清甜。想到一会儿还要跟那驴犊子有一番恶战，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刻的怡然。
“你吃啥呢？”到地头拎肥的妈妈问我。
“瓜……子啊！”我嗑得正香，说话都不利索了。
“哪的瓜子？”妈妈大步走过来，她的脸色和明朗的天色不大相称。
“袋子……里。”我见状放缓了咀嚼。
就因为吃几粒种子就要挨揍？这么大一袋子，我不过才吃了两小把，还能影响收成咋地？
“吐出来！”妈妈上来就拍掉我手上剩下的一小把，“这是拌了农药的！”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或者更尖锐一些，大概是“呜嘤”。耳朵长在脑袋的外面，那脑袋里的声音是不是耳朵听到的？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口齿间还弥留着瓜子的香气。可我的神经已经开始错乱，调度着嗓子紧缩起来，肚子疼起来，浑身难受起来！完蛋了，完蛋了，我要死了！我的脑中开始闪回电视里那些中毒的画面，有好人也有坏人……可他们都是大人，我是小孩子，而且他们不是中了毒箭就是喝了毒酒，酒已经够难喝了，还掺着毒药……我的天！我不该有心情顾及他们，只是我还没发作，不知道现在到底该选哪种方式表现中毒更逼真。
妈妈喊大舅和舅妈，他们向旁边耕地的村里人借了自行车。大舅快把车子蹬散架了，颠得我屁股生疼，我不知道此时该担心体内的剧毒发作还是他一拐弯把我从车上甩下来。我驮着惊恐，大舅驮着我，颠簸到了镇上的诊所。
进了屋我才开始哭。坐在自行车横梁上时，我光顾着坐稳些了，而且那时风太大，我张开嘴就有空气顶撞进来，把我的悲伤噎回去。闻到卫生所里严肃的消毒水味道，见着裹白大褂的老大夫，我开始正式害怕了，害怕自己就这样草率死掉。我不能死啊，我还没上学呢，大姐说学校里全是小孩子，特别烦人，但是她觉得烦人的东西我和二哥都喜欢；马上到夏天镇上要唱大戏，我还得跟二哥去凑热闹，吃好吃的，顺便到集市上捡一些村里没有的漂亮瓶盖；爸爸说他在城里盖的楼房特别高，满街跑着小汽车，我只在电视里看过；对啊，电视，威力童子还没打倒黑风婆呢，我不会死在她前面吧！不行，我坚决不能死。
老大夫灌了我满满一大缸子白开水。那个搪瓷缸子比我家的水舀小两圈但又高出一大截，这一大缸子水放平时也就是驴能一口闷掉，猪和狗还有大人都不行。喝掉这么多水，老大夫还没有把解药掏出来的意思。我快站不住了，我的小细腿已经撑不住我逛荡的肚子和混沌的脑袋。老大夫叫我低头，然后发令，吐出来！我才明白他的用意，早知道应该叫他灌我啤酒。这时的我还不像长大后掌握了呕吐的技巧，只会做些呕吐的姿态。老大夫大概是看不惯我干枯的表演，他一手托住我的下巴，用另一只手上的一根手指掏进我的嘴巴，用他粗糙的指尖直捣我细嫩的咽喉。他是想把我的脑子给我抠出来吗？我连农药都吃了，像是有那玩意儿的样子吗？老大夫的搅弄获得了我肠胃的呼应，他继续拍打着我的后背说吐出来。我终于吐了，全无保留地哕了出来。此刻我也终于有了些中毒的症状，精疲力竭，晕头涨脑，不知道是农药发功了，还是因为我受到了折磨。随后老大夫给我挂了点滴，心中尽是忧思的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也许是毒性不强，也许是我吃的剂量不足，几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感觉自己好像……睡了一觉。我看到妈妈红着的眼睛和松下来的那口气。
我又被驮回了家。遭遇这次劫难的我好些天没再下地干活儿，还吃到了桃罐头，二哥也跟着沾光。
“你不知道里面拌药了，吃着啥味儿？”二哥不关心我却关心种子的口感，说着还把罐头瓶底最后一口汤干掉了。
“不知道，还挺好吃的。”
“肯定是假药，没劲儿！胡豆他奶奶就是喝的农药，喝完就死了。”
“她喝的是敌敌畏，我吃的是……不知道是啥！”
大人们说胡豆奶奶是个和善的人，心眼儿好，手里的活计也巧。胡豆爷爷是个暴戾的老头儿，稍有气不顺就会打胡豆奶奶。胡豆奶奶不吭声不反抗，只挑没人的时候哭。我不明白，她只在没人的时候哭的话又是谁看见的呢？胡豆出生那年，他爷爷老掉了，原因是他的气不顺，咳嗽连成了线，没有间隙去骂人，甚至呼吸。大人们又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终于捱过来了。可就是在胡豆快满周岁时，他爸妈下地干活儿，胡豆奶奶在家喝了农药，被发现时人早没了气。小胡豆和他四岁的姐姐胡苗还躺在炕上睡得香甜。大概有些苦是人们看不到的，只是听故事的时候我还不懂这些，我单知道药是苦的。
我和二哥、胡豆是同年生，二哥生在春天，胡豆夏天，我是冬天。但胡豆的个头和胆子都是最小的，他不怎么爱说话，就知道龇牙笑。胡豆的嗓子倒是很清亮，唱歌好听。别人问他话，他就把头耷拉下去，总像是犯了什么错。但要叫他唱个《九妹》，他张口就唱，尽管手脚还扭捏着。大人们说，这孩子乖，听话。二哥不服气，也跟着唱，像驴像猪又像哭。大舅拨愣二哥脑袋，上一边去！其实胡豆与我只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话也挺多的。我也希望大人们像夸胡豆一样夸我老实，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说我是蔫淘。
我们的村子叫小树沟，名字的由来无从考究，也没什么好究的，周围许多村子都挂着个“沟”。的确，这片土地上散落了不少的沟，那些旧的沟看起来还算自然，而有些新的沟像营养不良的茄子硬生生裂开，也不管好看不好看。土地好端端的，为什么不能保持平整的样子，大人们说是因为缺水。他们错了，和水有啥关系，村子西面淌着一条河，不缺水，还不一样成了沟。土地上生出了沟，分明是缺土，五行缺土。河的西面是大树沟村，也许原来我们是同一个村子，叫老树沟，后来老树分叉，杈大的那边叫大树沟，小的这边就叫小树沟。
“那老树呢”胡豆认真问我。
“老树死了！”我认真忽悠他。
生产队时期，村子分前后队。生产队没了，人还在，分割前后队的那条线似乎也没擦干净，人们把从前的前队和后队叫成前街和后街。我家的前院是宋爷爷家，宋爷爷家门前隔着马路是一片荒园，荒园再往南就是前街的领地。胡豆家虽是在前街，却离我家不远。姥姥家和大舅家在我家屋后的一条街。姥姥住着老房子，大舅在老房子的邻院盖了新房子。老姨最后一个从老房子里搬出来，她跟着老姨父搬去了大树沟。
之后大舅叫姥姥跟他们一起住到新房子里，姥姥不肯。我不知道姥姥为啥不肯，大舅家的房子多亮堂，她一定是嫌大姐和二哥两个人太闹腾。我叫姥姥搬到我家去，跟我和妈妈一起住。姥姥同样没答应。我问她为啥。她笑着说了几句含糊的话，都是大人的话。我只是个小孩子，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