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偷和抢
村西的小河从北面来，逶迤向南。平常我弓在凳子上吃东西或者看电视时，妈妈总说我没骨头，叫我坐正当些。小河才是真的没有骨头，它滑过弯曲的河床，倚靠着左右的岸坡，时深时浅，时肥时瘦，一直躺着，没个站相坐相。大人们都说不清它的源头在哪，大姐却说她知道，我认定她是在吹牛。
“你说它是从哪流过来的？”
“上游。”
“你这是废话！”
“我还知道它流到哪……下游，哈哈哈哈！”
她可真聪明。
从村子去镇上有两条路可以走。大路远一些，从村子的东山坡上公路，经过一座跨河的水泥桥，路很平坦。小路近一些，直接走村子西面掠过一段很浅但比较宽的河面，但因为要穿过树林和田地，所以走不了驴车，更别说拖拉机。走小路时，人们的习惯是脱掉鞋袜蹚水过河，过了河用沙土把脚蹭干再穿上鞋袜。我的习惯是只脱鞋，除了冬天其他的季节我不穿袜子，冬天不用脱鞋袜，小河冻实了。除非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穿着鞋蹚河很快也能被晒干，不然鞋膛里灌了水，混上我平时攒下的沙土，脚底和泥步步打滑可不得劲儿。
但二哥不论啥季节都坚持穿鞋过河，他声称自己和我们不一样，他的轻功已经练成了，他飞过去的时候只需在水面上轻轻点几下，不会接触到河底。随后我就会看见一串激荡的水花和水花掉落后河底掀起的混沌泥沙。我提醒二哥，你鞋湿了，下半身都湿了。他却说我虚惊，只是面儿湿了，里子没事儿。可走路的时候，他鞋尖上的窟窿分明呲出了水。我看出来了，就算里子湿了，他面子还得要。
小河有几处水深得发黑的河段，大人们经常告诫我们一定不要去，那些地方不仅是深，而且下面有东西，会把小孩儿拖下去。去小河玩儿的话我们通常选不深也不浅的那几段，水面上没有练轻功的，水底下也没有抓小孩儿的。
有一次我和二哥在小河洗澡，瞟到河对岸的一片菜地，我们决议去拔两个萝卜来啃。走近一看没有萝卜，只有胡萝卜。胡萝卜也算萝卜，我们使棍子掘了起来，泥土飞扬，劳动场面热火朝天。正起劲儿呢，两个人影盖住了我们。我抬头，两个不认识的小伙为我们遮蔽了烈日，生面孔，可能是大树沟的。
“谁家的孩子？”
说话间，他俩先后揪住我和二哥的后脖颈，这个招呼打的比黄老六还没礼貌。我被腾空拎了起来，刚才一身的干劲儿也都被抖落在地上。我没遭遇过这样的场面，除了哆嗦不知该作何回应。二哥试图挣开对方的控制，却被锁得更结实，轻功也没法施展了。
“你爸叫啥？”
见我们没回话，其中一个又逼问了一句。我已经寻不到转机，正要开口说出爸爸的名字，二哥抢在我前面开了口。
“陶广义！”
嗯？陶广义？陶叔！陶叔是村里的电工，只是他的儿子姓陶不姓张，他的儿子排行老三而不是老二，他的儿子……还不会走路呢！怎么可能撅着开裆裤来偷胡萝卜。
那二人对视了一眼，似乎并没有起疑。审判轮到我，二哥给我使眼色。
“你呢？你谁家的？”
“我爸是……胡国生！”
对不起，胡豆，借你爹一用。二人又对视一眼，应该都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可惜他俩毕竟太年轻，似乎都对河对岸的大小人物一无所知。
“等我告诉到你们家去啊！滚！再抓着揍死你们！小逼崽子！”
我和二哥先后被踹倒在土窝里面，不得不回到小河里重新过一遍水。
“厉不厉害？”脱困后的二哥得意洋洋。
“他们不能真去家里告诉吧？”我惊魂未定。
“不能去，就吓唬吓唬咱们，再说咱们也没说真名！”
对哦。他们可别真找到胡豆家里，我都被吓得够呛，换胡豆指定得被吓得半死。胡豆应该不会甘愿把他爹借给我用，他爹也不是苞米饼子，说掰就掰。
夏天过去，我终于上小学了。天也晴朗，风也荡漾。我穿上了妈妈给我买的新鞋，一双红色的帆布胶底鞋，鞋面上还印着两只小燕子。背上装着新文具的新书包，我的后背仿佛撑开了一对翅膀，恨不得在村子上空盘旋几圈。二哥也穿上了新鞋，一双迷彩的胶鞋，没有燕子，显然不能飞。
学校门前有一条山沟，叫做大犁沟，它是附近几个村子中间大小山沟里最深的一道。老人们说以前这里是一块平地，没有这条沟的，那时平地上面住着一户人家，一对老夫妻和两个儿子。家里的老人都去世后，两个兄弟分家，在平地上犁出了一道垄沟，后来这道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最终分裂成了这道沟。难道说其他的沟也是犁出来的，我总听大人们说哪门哪户闹分家，那以后，沟会不会越来越多。大犁沟的沟底有一条小溪，没有名字。我们上学要从南侧的坡路下到沟底，走过木桥，再爬北侧的坡路上去。
学校大门上方的拱形铁架上，焊着铁皮剪出来的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一支小火把。右侧门柱上砌出来的凹槽里钉着裹了白漆的木板，上书墨字“大犁沟小学”。大门左右两侧的墙上刷着白底红漆的大字，“计划生育好，女孩也是宝！”多数的字我都是后来才认识的，现时只是大姐在跟我们显摆她的博学。进门是一条长长的水泥甬路，路两边种着垂柳。许多垂下来的柳枝都被折断了，这里的家伙们手真欠啊，再晚来两天都没我祸害的份儿了。甬路左侧是一块硬土皮广场，南北两头各支着一个篮球架。北边的球架旁立着旗杆，球架和旗杆后面杵着一排参差黝黑的单双杠。甬路右边是一个大菜园子。菜园挺大，就是不怎么丰茂。甬路尽头的一排房子中间挎着一扇月亮门，右边的房子是校长老师们的办公室，左边是杂物室和大师傅住的屋子。大姐告诉我们，大师傅负责打更，给老师们做饭，经管菜园，冬天还要给办公室的暖气烧锅炉。穿过月亮门，一片空地上卧着两个水泥砌成的大花坛，最后面连成一排的大瓦房是教室。
大姐把我和二哥引到学前班的教室就走了。和大姐说的一样，教室里一窝小孩子。屋里的尖叫声都连成线了，只是传来的方位不同，比妈妈用铁勺掏锅底的声音还要刺耳。教室的墙壁和我那件刚刚沦为抹布的背心有点像，虽然是白色的底子，却是黑一块黄一块，黑是炉烟熏的，黄是时间熏的。我俩和早来的胡豆挤在一条长凳上，看到了同村陶叔家的大丫头陶慧敏和前街的马浩，还有另外几个村的小孩子们。那些家伙叽叽喳喳的，简直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了，严重干扰了我们三个人的呜哩哇啦。
直到一个女老师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教室站上讲台，才叫这一锅翻腾的稀粥冷却下来。她俏丽的短发是理发店海报上模特的款式，穿着有点像电视里的人物，白色衬衫短袖，浅蓝色牛仔裤，厚底旅游鞋。用大人们说宋叔的话说就是，一看就不是地里干活儿的。她身前的讲桌不光鲜，背后的黑板也不透亮，衬得她像不该出现在这地方。
“同学们好，我是米老师！”
教室里又一阵骚动，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她还没说什么事，但底下的我们似乎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没有人用这样的语气同我讲过话，有些好听又有些别扭。
“安静！安静！以后大家就要在一起学习，在学校里呢，要遵守纪律，要和同学好好相处，不许骂人，不许打架，不许做危险的事，尊敬老师，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知道了吗？”
“知～道～啦～”虽然有些词我都没听懂啥意思。
“好，一会儿呢，我来给大家排一下座位，然后发课本，大家要好好爱护课本，不要弄脏弄坏了，最好回到家让大人给你们包上书皮。”
我知道书皮是怎么回事儿。开春的时候，舅妈用旧挂历和胶带帮大姐把每本新书都包得板板正正的。大姐用水彩笔在白书皮上精心雕琢出每本书的名字。后来大姐和二哥吵架，二哥偷偷把大姐的书皮都扯下来，叠成了片技。不知道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二哥把大姐的《语文》书封面连带着给撕下来了，一同裹进了片技里面。也奇怪，那天他的片技格外好用，也许是知识的力量，二哥扇得顺风顺水，给我和胡豆赢了个精光。大姐发现后气得大哭。舅妈从片技里把《语文》封面翻出来，仔细粘好，重新给大姐包了书皮。然后当着二哥的面，把所有片技全部扔进灶膛。二哥积攒半年的产业付之一炬，在火光映射下，被扇红的脸显得格外绚丽。
很快我就适应了上学的生活，虽然每天早起和读写拼音数字的时候比较难受，但我下地的日子少了，身边多了许多同学而不是只有二哥、胡豆和驴。而且学校旁边小卖部比村里小卖部的零食样式要多好多。紧邻学校的东侧的大院是供销社，确切说是供销社旧址，现在已经是个人经营的小卖部。
零食真是了不起的发明，坊间有诗传颂：
干脆面、唐僧肉，溜儿缝旺仔小馒头。大辣条，小香肠，吃完嚼块儿泡泡糖。娃哈哈，旭日升，渴了来一袋冰峰。果丹皮，无花果，小猫耳朵全给我。
有一个晚上二哥告诉我前街小卖部新进了一种雪糕，好吃到没边儿。我特别生气，首先，他竟然独吞一块雪糕没留给我尝一口，第二，他不该在晚上告诉我这个消息，小卖部早关门了。我夜不成寐，一身的馋虫都在蛄蛹。我仿佛听见小卖部老太太替我惋惜，雪糕卖光了，全村的小孩儿只有你没吃到。第二天一早起来，我连尿都没撒，直接冲到小卖部买了二哥吹嘘的那个雪糕。老太太起得倒早，就是没想到开张这么早，卖的还是雪糕。一早一晚的天都有些凉了，但还凉不了我的热忱，我就着秋风就把雪糕消化了。真香，真甜，就算不是好吃到没边儿，知道它啥滋味的我心也有底了。回到家，妈妈早饭还没做出来，问我去干嘛了。我说出去溜达溜达，我撒谎都不打草稿了，溜达个屁，平时起床都费劲，这个点在外面溜达的只有捡柴禾的老头，撒羊的羊倌和被羊倌撒的羊。好在妈妈也没多问，她太忙，顾不上我的反常。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经济供应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妈妈给我的零花钱不多，但我知道她把硬币都放在衣柜顶层的一个旧糖盒子里。那段时间我总是趁妈妈不在家，踩着凳子把糖盒摸下来，对比每一枚硬币的成色，挑出其中我认为最不起眼的那枚去挥霍。肚子里的馋虫无时无刻不在蛊惑我，它们无情吞噬着糖盒里的钢镚儿，我既兴奋又害怕。糖盒里的硬币越发凋零，任凭我如何布置，那些硬币就是遮不住盒子的底儿了。一元、五毛、一角，我清楚知道它们每一个面值的残存数量，或许把它们换算成虾条才能重新把糖盒填满。
我准备好了，迟早要挨揍，至少妈妈不会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没想到因为偷钱最先施与我一顿揍的不是妈妈，而是于惠飞。
虽然于惠飞才上二年级，可在所有的孩子里面我最怕他。于惠飞家在村子的东面，陶叔家的后院。上学之前他就时常无缘由地推倒我们或是踢上一脚，打断我们的游戏，抢走我们的片技、瓶盖、玻璃球和女孩儿们的嘎拉哈。我们的哭闹都不会使他慌乱或者愧疚，只会叫他笑得更畅快，要是打骂他的话，换来的就会是他的数倍奉还。在学校里有老师的管束，于惠飞还收敛一些。出了校门，“二狗”也镇不住他。“二狗”是于惠飞他爸的外号，他的大名叫双旺，从小被同辈唤成“二狗”。当然那是些没正形的大人当面叫的，我们这些没正形的小孩儿只在背地里这样叫。于双旺的一条腿有些跛，平时并不明显，可一旦他喝醉了，那条腿脚就废了似的在地上趿拉着，好像他喝的酒都灌到了那条腿上，使他提不起脚和精神。我们曾经数次对于双旺控诉过于惠飞的恶行，于双旺满口答应着回家揍他一顿。他的确会揍于惠飞，但和我们的控诉无关，他想揍的时候便揍了，不一定是我们提供给他的理由。也许对于惠飞来说无论做什么都会挨揍，那不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我们逐渐丧失了寄予于双旺的厚望。我又想把那些委屈交给妈妈来抚平，妈妈只跟我说，离他远点儿。
这天放学的路上，我们从大犁沟底爬上来。气才喘匀，我就把刚刚从小卖部买的辣条分给二哥和胡豆一齐享用，以图分解我因为偷钱滋生的罪恶感。就在我们的愉悦还在舌尖蔓延之时，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蹿上来冲碎了我们的队形和欢乐。等那人站定，我们才看清是于惠飞，我手上的整袋辣条已经被他夺走。于惠飞一边嬉笑一边从袋子里捏出一根辣条塞进嘴里，视我们如无物或废物。
如果他抢的是片技和瓶盖，我都不会与他争执，大不了我再去捡。如果他抢的是玻璃球，那我就得跟他争一争，因为玻璃球是要花钱的。现在，他抢的是我的辣条，不仅要花钱，钱还是我偷的，这美味是我承受煎熬换来的。我突然生出巨大的勇气，即便是面对人高马大的于惠飞。
“还我！”
“不还，怎么着？”
于惠飞把上扬的嘴角拉直再下压，那股傲慢瞬间冲散了我徒然生出又全无后继的勇气。不还，怎么着？这我还没考虑过。我只能气得喘粗气，这使得前一句也显得莽撞，多余。我想我确实不能怎么着，只能是认了，辣条九成九是要不回来的，惹急了他还得挨揍，更不划算。
可二哥不认，他二话没说就冲上前去，妄图从于惠飞手上把辣条夺回来。于惠飞把手一举，另一只手猛力推开二哥，嘴里念叨着小逼崽子。二哥退了两步才稳住身子，他刚停住又重新冲上去，抱住了于惠飞的腰，然后喊我们，上来抢！我本来已经放弃了，看到二哥这般举动，我的勇气又重新燃了起来。我跳上前想拽住于惠飞捏着辣条的那只手，可他一直举着，我只能扳到胳膊。他的胳膊像单杠一样稳当，我感觉就算我把自己引上去也不可能把它扳下来。二哥把他箍得很紧，于惠飞一时无法挣脱我俩的钳制。胡豆见势犹豫着凑过来，我完全看不到他的斗志，他像是一个想看热闹又用双手捂住眼睛只嵌开一个指头缝的家伙。没等胡豆伸手，于惠飞抬脚就把他踹翻在地上了，胡豆捂住了胸口堆在那儿。他太脆弱了，娇嫩得像个芽儿。看样子在我们分出胜负之前，他是爬不起来了。我勾着于惠飞的胳膊向上攀，于惠飞依旧念叨着小逼崽子，像是帮助他制胜的咒语。二哥大概想起自己也有嘴，反骂了一句我们背地里送于惠飞的外号，狗儿子。这一句像戳了驴屁股，于惠飞暴躁起来，登时就把袋里的辣条甩在了地上，喊了句，你妈的，谁也别吃了！随即他用腾出来的右手把我掀翻在地，然后两手抠开二哥的拥抱，一脚把他蹬了出去。
前后已经有些家伙在围观我们的窘状。看着地上的辣条，我陷入了茫然。我不知道刚刚的行为到底是在跟于惠飞干仗还是在抢辣条，但是两件事都结束了。于惠飞抻了抻衣服，又踩在辣条上碾了几脚，最后撂下一声小逼崽子，扬长而去。
总之我们的辣条和尊严都掉在了地上，除了灰头土脸什么都没剩下。二哥说，等着吧，早晚我能干过他。我相信二哥的话，但既然是早晚都能，最好能早一点。
不多时日，妈妈从衣柜顶层取糖盒时被减重后的盒子闪了手腕。我按计划顺利地吃到了一顿笤帚捶打。闪过的手腕依然很硬，那力道仿佛我家从此就揭不开锅了一样。之后糖盒就空了，那些穷奢极侈的日子好似一场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