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姐燃情赴此生
无法入睡，冬雪多么盼望黑夜早点过去。在这样的等待中，回忆成了唯一的避难所，也是唯一的折磨。冬雪的思绪像不受控制的潮水，一次次漫过时光的堤岸，冲刷着记忆的沙滩，露出那些早已被深埋的往事贝壳。它们有的黯淡无光，有的却依旧带着尖锐的棱角，足以划破试图触碰的手指。
这一次，她的思绪定格在了大姐吴春花的身上。在兄妹七人之中，春花是长姐，是第一个孩子，也是最早用她稚嫩的肩膀，默默扛起家庭重担的人。她的形象，在冬雪的记忆里，总是与“付出”、“牺牲”这些沉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模糊而坚韧，像一幅褪了色的旧照片，底色是灰暗的，却依稀能辨出一丝温暖的轮廓。
大姐出生时，父亲吴楚仁刚刚在坪安钢铁厂站稳脚跟，母亲肖娥英也还年轻，对这个第一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与期待。她曾见过家里一张极其珍贵的、早已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大姐约莫三四岁，穿着当时还算稀罕的花布棉袄，梳着两个翘翘的小辫子，眼睛又大又亮，被父亲抱在怀里，背景是厂区最早的那片苏式宿舍楼。那时父亲的脸上，还能看到一丝轻松的笑意。那或许是大姐人生中最初、也是唯一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然而，这种短暂的温馨，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弟弟妹妹们和日益沉重的家庭负担所击碎。作为长女，她似乎天然就被赋予了“帮手”的角色。当二姐夏草、大哥粮月、三姐秋实接连出生后，尚是孩童的春花，就已经开始学着照顾弟妹，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她记得很小的时候，大姐就会踮着脚尖，在公共水池边搓洗弟妹们的尿布；会笨拙地拿着大大的饭勺，给围在身边的弟弟妹妹们分粥；会在母亲忙得腾不开手时，背着哭闹不休的小妹在狭窄的房间里来回踱步。
贫困像一张无形而巨大的网，笼罩着这个日益庞大的家庭。食物的匮乏、空间的拥挤、衣物的破旧……所有这些，都迫使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尽早地为生存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而作为长女的春花，无疑是第一个被推上前线的。
她的学习成绩原本不错，老师曾夸她聪明懂事。但当她小学毕业，面临着是继续读初中还是回家帮忙的抉择时，家庭的现实状况没有给她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父亲沉默地抽着烟，母亲唉声叹气地计算着家里又添了几张口、学费书本费又是一笔多大的开销。最终，是母亲用带着歉疚却又无比现实的语气对她说：“花儿，家里实在……供不起了，弟弟妹妹们都还小，妈实在忙不过来，你……就别念了吧，回家帮妈搭把手。”
那一年，吴春花大概只有十四五岁。她没有哭闹，没有反抗，甚至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委屈。她只是默默地收拾起自己那几本已经卷了边的课本和作业本，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塞到了床铺最底下。然后，她就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十岁，默默地系上了母亲的旧围裙，接过了更多的家务活，正式成为了母亲操持这个大家庭最得力的、也是最无奈的助手。
她的少女时代，就这样过早地戛然而止。窗明几净的教室、朗朗的读书声、同学间的嬉笑打闹……所有这些，都成了与她无关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她的世界，被迅速压缩到筒子楼那十几平米的房间、嘈杂的公共厨房、永远也洗不完的衣物和需要照看的弟妹们身上。她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常常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逆来顺受。
然而，仅仅在家帮忙，对于缓解家庭的贫困依旧是杯水车薪。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寄回老家，实在左支右绌。很快，又一个机会，或者说又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摆在了春花面前。
那时，为了解决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坪安钢铁厂成立了一些所谓的“厂办大集体”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些依附于主体厂、干些边角零活、待遇很差的附属单位。其中有一个“综合利用车间”，主要任务就是去钢厂炼焦炼铁产生的巨大焦灰堆里，捡拾那些没有完全燃烧、还可以再次利用的焦炭块。
这活计，是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之一。焦灰堆常年冒着湿热的白烟，散发着刺鼻的硫磺味儿。工人们需要拿着铁耙子、铁锹，在滚烫的灰堆里不停地翻找、扒拉，将那些黑乎乎的焦炭块捡出来，装进筐里。粉尘极大，即使戴着厚厚的口罩，一天下来，鼻孔、耳朵、喉咙里也全是黑灰，吐口痰都是黑的。夏天，焦灰堆的热浪灼人，汗流浃背；冬天，寒风卷着灰烬，扑打在脸上身上，冰冷刺骨。
就是这样一个连许多男工都不愿意久待的地方，却成了吴春花这样的职工家属唯一的选择。为了能给家里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为了能给弟弟妹妹们多买一本练习本、多添一件御寒的冬衣，年仅十六七岁的春花，几乎没有犹豫，就报名去了这个“综合利用车间”，成为了一名捡焦炭的女工。
冬雪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大姐下班回来的样子。那根本看不出是一个青春少女的模样。她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蒙着一层厚厚的、油腻的黑色粉尘。蓝色的粗布工作服变得硬邦邦的，沾满了灰烬。脸上只有眼圈周围因为出汗擦拭而露出一点本来的肤色，看上去异常滑稽，又异常心酸。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剧烈地咳嗽，咳得弯下腰，仿佛要把肺里的黑灰都咳出来。然后，她会默默地拿起毛巾和肥皂，走到公共水房，用冰冷的自来水一遍又一遍地冲洗，但那黑色似乎已经渗进了皮肤的纹理，很难彻底洗净。她的手指，因为长期在粗粝的焦炭中翻捡，早已变得粗糙开裂，布满黑色的口子。
母亲总是默默地看着大女儿，眼神里充满了心疼和无奈，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在吃饭时，偷偷往她碗里多拨一点菜，或者在她晚上累得直不起腰时，帮她捶一捶后背。
春花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焦灰堆里劳作着。她的青春，她的美丽，都被那无尽的黑色灰烬所掩埋、所吞噬。她很少抱怨，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她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下沉重的劳动、嗷嗷待哺的弟妹、和永远也计算不清的家庭开销。她像一头默默负重的牛，拉着这个贫困的家庭，在泥泞的生活道路上艰难前行。
眼看着大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却终日与焦炭灰烬为伍，形容憔悴，父母心里也充满了焦虑和愧疚。在那个年代，像她这样的“大集体”女工，又从事着如此不体面的工作，想找一个条件好些的对象，并非易事。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时刻。那时，父亲吴楚仁所在的车间，分来了一批从京城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来自首都，带着与这座东北工业小城截然不同的气质，言谈举止间有着工人子弟所没有的见识和一股难以言说的“傲气”与迷茫。其中有一个叫王昱雄的青年，个子高高瘦瘦，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比较斯文，被分配在父亲同一个班组，跟着父亲学技术。
王昱雄虽然是知青，但身上并没有太多骄娇二气，干活还算踏实，对老师傅也比较尊重。吴楚仁看他独自一人在外，有时会叫他来家里吃顿便饭。就是在这样极其普通而简陋的家庭饭桌上，王昱雄见到了刚刚下班洗漱完、脸上还带着疲惫的吴春花。
起初，或许只是青年男女间本能的好感。春花虽然被繁重的劳动磨损了容颜，但底子还在，眉眼周正，性格又温顺勤快。而王昱雄来自BJ，有文化，见识广，对于几乎从未离开过坪安的春花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父亲吴楚仁看在眼里，心中一动。他觉得这或许是大女儿跳出“大集体”、改变命运的一个难得的机会。王昱雄是知青，但表现不错，将来或许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或者返城，即便留在厂里，也是正式职工，比春花强得多。于是，他有意识地创造一些机会让两个年轻人接触，并在背后极力促成这件事。
对于春花来说，这桩婚事来得有些突然，甚至有些懵懂。她对王昱雄的了解并不多，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父亲安排的顺从，以及一种模糊的、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一种可以离开焦灰堆、不用再那么辛苦劳累的生活。王昱雄呢？或许是在异乡的孤寂中渴望一份家庭的温暖，或许是欣赏春花的勤劳朴实，也或许是综合考虑了各种现实因素。总之，在父亲的大力撮合和下，两人的关系进展得很快。
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他们的交往，更像是一场基于现实考虑的、顺理成章的结合。很快，他们就结婚了。婚礼办得极其简单，甚至有些仓促。春花告别了那个她付出了整个青春年华的“综合利用车间”，搬进了厂里分配给王昱雄的一间小小的宿舍。
生活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她不再需要每天去焦灰堆里刨食，不再需要忍受那无孔不入的黑灰和刺鼻的气味。她成为了一个正式职工的家属，虽然生活依旧清贫，但至少体面了许多。她很快怀孕，生下了女儿王丹儿。她的生活重心，从此转移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上，相夫教子，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对于原生家庭，春花依旧牵挂。她时常回来探望父母，帮忙做些家务，偶尔也会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贴补一下家里。但毕竟，她有了自己的生活和负担，能做的也有限。弟弟妹妹们对她，始终怀有一份特殊的敬重和感激，因为他们都知道，是大姐用她过早结束的学业和整个少女时代的辛劳，为他们换来了些许的喘息之机。
冬雪将脸侧向丈夫这边，丈夫已有微微的呼噜声，这时她忽然想到，当年父亲极力促成大姐的婚事时，内心是怎样的感受？是终于为付出良多的长女找到了一个看似不错的归宿而感到欣慰？还是夹杂着一丝利用女儿婚姻作为筹码、为自己换取一个京城女婿的隐秘算计？或者，两者皆有？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贫困面前，亲情与现实的考量，往往就是这样赤裸而残酷地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
而对于大姐春花来说，那场婚姻，究竟是摆脱苦难的救赎，还是从一个劳役场走向另一个生活围城的无奈选择？她可曾对自己过早中断的学业、被焦炭灰烬掩埋的青春，感到过遗憾和不甘？在她日后随着丈夫返回BJ、安居乐业的漫长岁月里，可曾梦回那个焦灰飞舞、灼热呛人的劳动现场？
冬雪不得而知。大姐性格中的隐忍和沉默，让她早已习惯了将所有的情绪深埋心底。她就像无数那个时代的普通女性一样，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尽己所能地扮演好女儿、长姐、妻子、母亲的角色，很少追问，很少抱怨。
冬雪知道，大姐春花的故事，只是这个家族叙事中相对平稳甚至略带“幸运”的一章。她用早期的自我牺牲，换来了后半生的相对安稳。然而，这种“幸运”的背后，是何等沉重的付出和无奈的选择。她那被焦炭染黑的青春，永远地定格在了坪安钢铁厂那巨大的、冒着白烟的焦灰堆旁，成了时代投下的一个沉默而灰暗的剪影。
可二姐夏草呢？冬雪想起二姐的往事，更加难以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