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母承风雨付真情
冬雪的思绪，再次沉入那段她未曾亲历、却听母亲偶尔用平淡甚至麻木的语气提及的过往。那是比父亲扎根坪钢更早的岁月，是母亲肖娥英的少女时代以及她作为新娘踏入吴家门槛的开始。
母亲肖娥英的老家，具体在关内什么地方，冬雪一直不是很清楚，似乎比父亲的老家还要偏僻穷困。大约是五零年代末，饥饿的阴影如同跗骨之蛆，依旧牢牢缠绕着那片土地。为了活命，许多人选择了逃荒。肖娥英的父母，带着她和她年幼的弟弟，随着衣衫褴褛的人流，一路乞讨，一路辗转，像被风驱赶的落叶，最终竟然也飘落到了正在大兴土木、似乎到处都需要人手的坪安地带。
他们当然进不了正在筹建中的钢铁厂，那是需要介绍信和户口关系的。他们只能在厂区边缘的荒地、山坡上，用捡来的碎砖、油毡、破木板搭起一个勉强遮风挡雨的窝棚，算是临时的家。父亲去建筑工地打零工，母亲则带着孩子捡煤核、挖野菜，甚至偷偷去附近公社收割过的地里刨捡遗漏的红薯根、土豆块。生活依旧浸泡在苦水里，但至少，这里能寻到一口吃的，饿不死人。
肖娥英作为家中的长女，很早就分担了生活的重压。她手脚勤快，性子沉默而隐忍。十六岁那年，她已经出落成一个虽然面黄肌瘦、但眉眼周正、身体结实的大姑娘了。经同是逃荒来的老乡介绍，她认识了当时刚刚在坪安钢铁厂站稳脚跟、转为正式工不久的青年工人吴楚仁。
介绍人把吴楚仁的情况说得天花乱坠：正经的国家正式工人！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商品粮！每月有固定工资！虽然年纪大了点（那时吴楚仁已二十七八岁），但老实本分，会疼人，嫁过去就是享福的。
“享福”这两个字，对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逃荒女孩及其家庭来说，有着难以想象的诱惑力。它意味着再不用颠沛流离，意味着能吃饱饭，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可以称之为“家”的屋檐。至于爱情、感情，那是太过奢侈和遥远的东西，无人提及，也无人在意。
见面是在介绍人那同样简陋的家里。肖娥英还记得，吴楚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明显是厂里发的蓝色劳动布工装，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看到青色的头皮，人显得很拘谨，话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低着头，一双粗糙的大手无处安放地搓动着。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成，也更沉闷。但在他身上，肖娥英确实看到了一种与她熟悉的逃荒者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属于“单位人”的稳定和踏实感。
对于吴楚仁来说，他漂泊半生，极度渴望安定，渴望一个真正的家。肖娥英虽然瘦小，但看起来健康、能干，眼神里有着穷苦人家孩子特有的驯顺和韧劲，是个能过日子的人。两人的结合，与其说是情感的吸引，不如说是现实困境下各自最务实的选择。一场简单的、没有任何仪式感的婚事之后，肖娥英提着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包袱，搬进了吴楚仁那间位于筒子楼里的、十几平米的单身宿舍。
那间小小的房间，用一块旧布帘隔开，就成了卧室和“客厅”。公共厨房在走廊尽头，需要和好几家人轮流使用。厕所和水房是公用的，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队。这就是他们的新房，他们新生活的起点。对肖娥英而言，这已是天堂。她终于不用再住漏雨的窝棚，不用担心明天有没有饭吃。她有了一个丈夫，一个虽然沉默寡言、但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人丈夫。
然而，“享福”的日子并未如期而至。生活的真实面貌，很快褪去了那层虚幻的光晕，露出了它坚硬、粗糙甚至残酷的内核。
吴楚仁的工资是固定的，三十几元一个月，这在当时养活一对夫妻本是绰绰有余。但吴楚仁是家中长子，老家还有父母和几个未成年的弟妹需要接济。他每月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计算好寄回老家的数额，那几乎占去了他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剩下的钱，需要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水电以及一切日常开销。
肖娥英迅速接手了管理家庭财政的重任。她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花。她学会了去很远的、价格便宜的郊区集市买菜，学会了在供应点排长队购买凭票证才能买到的限量粮油，学会了将粗粮细作，想办法让有限的食材变得更能填饱肚子。筒子楼的公共厨房里，经常能看到她瘦小的身影守在煤球炉前，烟雾缭绕中，被呛得直流眼泪也舍不得多用一块煤。
生活的清贫尚可忍受，但紧接着，孩子们如同约好了一般，接连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彻底将这对年轻夫妻拖入了漫长无边的、与生存本身进行的肉搏战之中。
大姐吴春花是第一个孩子。她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短暂的欢乐，但也立刻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婴儿的奶水、尿布、生病吃药，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肖娥英的月子坐得极其简陋，几乎没有营养品可言，吴楚仁照常上班，她很快就不得不下床操持一切。
紧接着，是长子吴粮月。儿子的降生让吴楚仁脸上难得地露出了笑容，但两张嗷嗷待哺的小嘴，让本已拮据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肖娥英的身体还没有从连续生育中恢复过来，就又投入了新一轮的哺育和操劳。
然后，是二姐吴夏草、三姐吴秋实、二哥吴粮星……最后，才是冬雪自己。
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肖娥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生育机器，接连生下了七个孩子。她的身体始终处于怀孕、分娩、哺乳的循环之中，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休息和调养。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让她年轻时那点健康的底子很快被消耗殆尽。她变得愈发瘦小，脸色常年蜡黄，手指关节因常年浸泡在冷水和搓洗衣物中而早早变形、粗大，腰背也因为在狭窄空间里弯腰操持而佝偻下去。
那间十几平米的房间，随着孩子的增多，变得拥挤不堪。最初是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大人孩子挤着睡。后来孩子大了，就在房间里拉根铁丝，挂上布帘隔开空间，或者干脆在床底下铺上被褥睡。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补丁叠着补丁。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夏天又热得像蒸笼。
吴楚仁的工资，即便他后来涨了几次，也永远追不上家里人口增长的速度和物价细微的波动。寄回老家的钱雷打不动，这是他的责任和对原生家庭的承诺。于是，所有的压力都转嫁到了肖娥英和这个拥挤的小家庭之上。
肖娥英的一生，仿佛就是为“匮乏”二字做下的最精准的注脚。她永远在操心“吃”的问题。粮食总是不够吃。她要想尽办法用有限的米面做出足够份量的食物。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能填饱肚子的粗劣食材成了主食。菜里难得见到油花，肉更是只有在年节时才能尝到一点的奢侈品。孩子们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像一群永远喂不饱的小鸟，围着锅台转，眼睛盯着母亲手里的饭勺。分配食物成了肖娥英每日最艰难的任务，她总是尽可能地把干的、稠的留给丈夫和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常常只是用菜汤泡点饭渣勉强果腹。
“饿”，是冬雪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也是刻在所有兄弟姐妹骨子里的共同印记。那种肠胃空空、烧灼般的感觉，那种对食物近乎本能的渴望和争夺，贯穿了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而母亲，就是那个永远在与“饿”进行着无声战争的人。她像一只竭尽全力守护雏鸟的母鸟，自己忍饥挨饿，试图用单薄的翅膀为孩子们遮风挡雨，虽然那风雨更多是来自于贫困本身。
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七个孩子的穿戴，全靠肖娥英一双手。深夜里，孩子们睡下后，她还在昏黄的灯光下缝补衣服、纳鞋底。她的视力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坏掉的。孩子们的学费、书本费，每一次开口索要，对肖娥英来说都是一次艰难的筹谋。她需要从牙缝里挤出每一个铜板，需要计算很久，才能勉强凑齐。
而她的丈夫吴楚仁，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工厂的工作消耗了他大部分的体力和精力。下班回家，他往往疲惫不堪，沉默地吃饭，沉默地抽烟，或者倒头就睡。他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会因为他们考试不及格而大发雷霆，但对于家庭内部具体而微的运转、对于妻子日复一日面临的琐碎而巨大的压力，他似乎是缺席的，甚至是漠然的。他提供了这个家庭最基本的经济支撑（尽管十分有限），但在情感和家务的分担上，他几乎是空白。生活的重担，几乎毫无保留地压在了肖娥英那副瘦弱的肩膀上。
她像一头被蒙上眼罩的驴，围绕着家庭这个磨盘，永无休止地转着圈子。她的世界被缩小到极致：筒子楼的走廊、公共厨房、水房、供应点、菜市场……她的生活内容被简化为极致：做饭、洗衣、打扫、照顾孩子、算计开销……她没有朋友，没有娱乐，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偶尔和邻居妇女们站在走廊里说几句话，话题也永远离不开柴米油盐和孩子的头疼脑热。
长期的贫困和操劳，极大地改变了肖娥英的性格。她年轻时或许还有过一丝少女的羞涩和憧憬，但很快就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现实而焦虑。她变得唠叨，抱怨，容易为一点小事发火。她会因为孩子打碎一个碗、弄丢一支铅笔而责骂不休，会因为丈夫微薄的薪水和不体贴而暗自垂泪、心生怨怼。她与吴楚仁之间，似乎很少有温情的交流，更多的是为钱、为孩子、为家务事而发生的争吵和冷战。
然而，无论多么艰难，多么委屈，肖娥英从未想过放弃。她像一棵生长在贫瘠岩石缝中的小草，凭借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坚韧和母性，顽强地支撑着。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她盼着他们快点长大，盼着他们能读书出息，盼着他们能摆脱这种令人窒息贫困。这是支撑她走下去的唯一信念。
冬雪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总是与厨房的烟火气、与洗衣盆里的泡沫、与深夜的缝纫机嗒嗒声、与那双因劳作而粗糙开裂的手联系在一起。母亲很少笑，她的眉头总是习惯性地蹙着，仿佛有化不开的愁绪。但她会在寒冷的冬夜，把最小的孩子冰冷的脚丫揣进自己温暖的怀里捂热；会在每个孩子生日那天，想方设法煮一个染红的鸡蛋，偷偷塞给他；会在他们生病时，整夜不睡地守在床边，用最土的办法降温、擦拭……
这些细微的、几乎被巨大的贫困阴影所掩盖的温情瞬间，如同寒冷冬夜里微弱却执着的星火，是母亲肖娥英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所能给予孩子们的最珍贵的温暖。
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奋斗与成就的历史，而母亲的一生，则是无声消耗与奉献的历史。父亲在病榻上感念的是自己一生的辛苦与不值，而母亲呢？她可曾有过片刻为自己感到委屈？可曾觉得自己那被七个子女、被无尽家务榨干的人生“没意思”？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母亲就像一块沉默的土地，承受着一切风雨旱涝，默默输出着养分，从未想过索取回报，甚至从未想过自身存在的意义。她的价值，完全体现在了丈夫和子女的身上，而她自己，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彻底地工具化了，她的个人面目、她的喜怒哀乐、她的梦想与渴望，全部被淹没在“吴楚仁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巨大的身份之下，变得模糊不清，无足轻重。
窗外的雪，又开始悄无声息地下了起来，细小的雪粒敲打着玻璃窗，发出沙沙的轻响，仿佛是谁在无声地叹息，为那些被遗忘的牺牲，为那些消磨在琐碎生存中的青春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