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南柯梦断半生倾
冬雪思绪就像无缰之马，来到一九九七年，那年之后二哥吴粮星所有的经历，那是若干年之后才知道的。
一九九七年香港的回归，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神州大地漾起层层叠叠的涟漪。南风窗开得更大，裹挟着资本、机会、以及光怪陆离的欲望，汹涌地扑向内地。深圳、珠海、东莞、广州……这些昔日沉寂的边陲小镇或老城，仿佛一夜之间被注入了狂暴的活力，变成了巨大的工地和工厂，轰鸣的机器声昼夜不息，吸引着无数渴望改变命运的淘金客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这股南下的洪流中，就有二哥粮星的身影。只是，他的南下，并非怀揣着多么宏伟的创业梦想，更多的是一种仓皇的、近乎逃离的出走。
就在这时，南下闯荡的风潮愈刮愈烈。一些早年下海的朋友传来消息，不是开了公司就是当了高管，口气之大，收入之丰，远远不是他这点死工资能比的。那些传说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那颗早已不甘平庸的心。
与古月香又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他摔门而出。走在灯红酒绿的省城街头，看着那些呼啸而过的进口轿车和橱窗里昂贵的商品，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和躁动。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滋生、膨胀——走！离开这个憋屈的地方！去南方！那里有的是机会！凭他的能力和学历，一定能混出个人样来！让所有瞧不起他的人都看看！
他没有多做筹划，几乎是一时冲动，就向单位递交了停薪留职的申请——他还给自己留着最后一条退路。然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他甚至没有和古月香认真商量，只是通知般地告诉她自己的决定。古月香的震惊和反对，在他看来，只是妇人之见，阻挡不了他奔赴前程的步伐。
火车一路向南，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苍凉辽阔逐渐变为南国的葱茏水润。车厢里挤满了和他一样怀揣梦想或迫于生计的打工者，空气中弥漫着泡面味、汗味和兴奋的躁动。吴粮星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掠过的田野和城镇，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一种挣脱束缚的快意。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终于飞出笼子的鸟，即将在更广阔的天空翱翔。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棒。
九十年代末的广东，机会虽多，但竞争之激烈、环境之复杂，远非他一个习惯了机关节奏的内地干部所能想象。他落脚在东莞，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林立的厂房、嘈杂的流水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眼神里混合着迷茫和渴望的年轻打工仔打工妹。
他最初凭借学历和机关工作经验，很快在一家港资五金厂找到了份做生产管理的工作。但很一快他就发现，这里的“管理”和他理解的不是一回事。老板要的是效率。
他开始频繁地跳槽。从五金厂到电子厂，从台企到私企，职位从生产管理到品质管控，再到销售代表……他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各个工业区之间奔波，试图找到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却总是高不成低不就。他放不下身段从最底层做起，又缺乏真正独当一面的魄力和资源。每一次跳槽，都伴随着希望的燃起和破灭，以及心态的进一步失衡。
与此同时，远离了家庭的束缚和熟悉的环境，南方灯红酒绿的开放氛围，极大地刺激了他长期被压抑的欲望。他和古月香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通电话除了争吵就是要钱。孤身在外，生理和心理的空虚，让他很快迷失在情感的荒漠里。
他凭借着一副还不算差的皮囊和那份残留的、略显落拓的“干部”气质，加上手头比普通打工仔略微宽裕一些，其实他时常以打点关系、投资机会等名目，向家里、甚至向姐妹父母索要钱财，很容易就吸引到一些同样漂泊在外、渴望依靠的年轻女性。
先是厂里一个负责文员的四川妹子，比他小十来岁，被他偶尔流露出的“见识”和“怀才不遇”的忧郁所吸引，两人很快就在出租屋里同居了。他享受着女孩的年轻身体和依赖感，在她身上挥霍着有限的金钱和廉价的温柔，仿佛找回了某种自信和活力。然而，当女孩提出结婚时，他却犹豫了，退缩了。他怎么可能放弃那个省城的户口和工作，人在外面，停薪留职毕竟还保留了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更何况，他根本没想过要负责任。最终，他以“事业未成”为由敷衍过去，女孩看清了他的虚伪，伤心离去。
之后，他又结识了一个在酒店做领班的湖南女人，风韵犹存，颇有手段。两人各取所需，厮混了一段时间。他甚至动过心思，想利用这个女人的人脉做点生意，结果反而被套进去一笔钱，闹得不欢而散。
就这样，他的女人像走马灯一样换。每一次，他都似乎投入了“真情”，许下种种诺言，但一旦对方触及到婚姻、金钱或者影响到他飘忽不定的“事业”，他便立刻抽身而退，冷酷无情。他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周旋，用谎言填补谎言，用一段新的关系来麻痹上一段关系带来的挫败感。他似乎在用这种混乱的生活方式，来证明自己的魅力，来逃避事业上的无能和在原生家庭中感受到的失败。
而他和原生家庭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稀薄。最初两年，他还会偶尔往家里打个电话，通常是抱怨南方的艰难，或者变着法子要钱。母亲肖娥英总是心疼儿子，省吃俭用，甚至偷偷找女儿们要钱寄给他。父亲吴楚仁自那次被逼债后，心灰意冷，几乎不再过问这个儿子的事。姐妹们也对他失望透顶，每次接到他的电话，除了无奈和厌烦，再无其他。
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大半年音讯全无。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在哪里。只知道他还在广东“发财”。偶尔有老乡从广东回来，传来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不是说看见他和哪个女人在一起，就是说他又换了工作，好像并没混出什么名堂。
时间一年年过去。香港回归的热潮退了，亚洲金融风暴刮过了，新世纪来了又走了。中国加入了WTO，南方的经济格局又一次洗牌，产业升级，机会变换。但二哥粮星似乎永远在原地打转，甚至还在下沉。
他停薪留职的期限早过了，省厅的工作自然丢了。他彻底成了漂泊在南方的无根之人。他尝试过和人合伙做生意，倒腾过电子产品，甚至一度被骗进传销组织，折腾来折腾去，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把早年从家里榨取的那些积蓄挥霍一空，还欠下了一些债务。
他住的地方，从带独立卫生间的公寓，换到了城中村的握手楼，最后又换到了工厂集体宿舍。年纪越来越大，精力不复从前，能找到的工作也越来越差，收入极不稳定。他开始酗酒，用酒精来麻痹失意和空虚。那些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女人，也早已看清他的实质，纷纷离去。他变得越发潦倒和愤世嫉俗，抱怨社会不公，抱怨人心险恶，抱怨命运捉弄，唯独从不反思自己。
母亲肖娥英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时常念叨着“星儿”，却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姐妹们轮流照顾母亲，心力交瘁，对那个杳无音信的哥哥，只剩下麻木的怨恨。
转眼间，二十年光阴，弹指而过。
当二哥粮星再一次被家里人确切地知晓行踪时，已经是二〇一七年的初冬。那时，母亲肖娥英已经病危，躺在坪安厂医院的病床上，气若游丝。姐妹几个守在一旁，心情沉重而复杂。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了冬雪手机上，对方自称是东莞某社区派出所的民警。他们说，一个名叫吴粮星的男子，因长期酗酒导致胃出血，被房东发现昏倒在出租屋内，送至医院抢救。警方在他的物品中找到一个破旧的通讯录，上面有一个坪安的电话号码，才联系过来。
电话开的是免提。姐妹几个听着民警平静的叙述，仿佛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的故事。
“……病人情况暂时稳定了，但身体状况很差，需要长期调养。他没什么钱，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社保。你们家属……看看能不能过来个人处理一下？”
病房里一片死寂。病床上的母亲似乎听到了什么，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嗬嗬声，枯瘦的手微微抬起，又无力地落下。
冬雪拿着电话，手指冰凉。她看着奄奄一息的母亲，看着同样鬓角斑白、被生活磨砺得疲惫不堪的姐姐们，再听着电话里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关于二哥的悲惨近况，心中涌起的，不是悲伤，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巨大的、荒诞的、令人窒息的悲凉。
二十年光阴，南下淘金。带走了他的青春，榨干了父母的心血，伤透了姐妹的感情。最终，他换来了什么？
一事无成，两手空空。情债累累，无子无嗣。
就像一场疯狂而虚妄的梦，梦醒了，只剩下一地狼藉和彻骨的虚无。而梦里的人，早已被时代的洪流和自身的欲望，冲刷得面目全非，再也找不到归路。
冬雪缓缓挂断了电话，窗外，北风正紧，吹动着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为这虚掷的二十年，奏响的一曲苍凉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