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寒窗数载始功成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时间以一种黏稠而窒息的姿态，笼罩着坪安镇。空气仿佛凝固了，饱含着炼钢炉排出的铁腥味、煤烟味，以及路边排水沟在烈日曝晒下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腐败气息。蝉在厂区那些蒙着厚厚灰尘的杨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声音尖锐而单调，像在为某种无法摆脱的循环唱着挽歌。
冬雪那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粘在滚烫柏油路面上的蝉，挣扎徒劳，只剩下一片空洞的嘶鸣。
第二次高考落榜的打击，比第一次更为沉重，几乎带着一种毁灭性的嘲弄。她把自己关在家里那间用纤维板隔出来的、不足六平米的小屋里，整整三天没有出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阻隔了外面白花花的、令人心烦意乱的阳光。她就那么蜷缩在窄小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熟悉的厂区噪音——上下班的电铃声、广播喇叭的号子声、火车汽笛的嘶鸣——这些曾经构成她生活背景的声音，此刻却像尖锐的针，一下下扎着她麻木的神经。
失败像一层厚厚的、油腻的污垢，包裹着她，让她喘不过气。她不敢去想同学们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兴奋的脸，不敢去听父母那虽然刻意压低、却依旧能穿透薄薄隔板的、充满焦虑和失望的叹息，更不敢去面对镜子里那个眼神空洞、一脸失败的自己。
李树森从省城中专来过一封信。信纸薄薄的，字迹工整，措辞谨慎，询问她的情况，鼓励她不要灰心。冬雪捏着那封信，在窗边坐了许久，最终也没有回信。那个黄昏“绝情谷”畔仓促而狼狈的分别，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他们之间。他已然踏上了新的轨道，而她，还深陷在泥沼里。任何联系，都只会加倍提醒她此刻的窘迫和不堪。
母亲肖娥英的耐心，在日复一日的死寂中，终于被磨尽了。在一个闷热得如同蒸笼的傍晚，她猛地推开冬雪的房门，手里端着一碗早已凉透的绿豆汤，重重地顿在床头的小木凳上，发出“哐当”一声脆响。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躺着？躺到猴年马月？”母亲的声音因为压抑着怒火而显得有些尖锐，“躺能把大学躺来？还是能把工作躺来？”
冬雪一动不动，把脸更深地埋进枕头里。
“两次考不上，天就塌了？厂子里多少孩子没上过大学，不也活得好好的？没出息的东西！早知道是这么块料，当初还不如……”母亲的话说到一半，猛地刹住了车。但那个未尽的、充满懊悔和比较的潜台词，像一把淬了毒的冰锥，精准地刺入了冬雪最敏感的神经。
她知道母亲想说什么——“还不如当初把招工名额留给自己”。
一股混合着委屈、愤怒和自厌的情绪猛地冲上头顶。冬雪倏地坐起身，眼睛赤红，瞪着母亲，声音嘶哑地顶了回去：“是！我就是没出息！我就是考不上！我浪费粮食！我丢你们的人了！行了吧？！”
吼完，她一把推开母亲，赤着脚冲出门，跑下了楼。
夏夜的家属区，依旧闷热难当。路灯昏暗，蚊虫围绕着光晕嗡嗡乱飞。几个老人摇着蒲扇坐在楼下闲聊，看到冬雪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地跑过，投来诧异和探究的目光。那些目光像芒刺一样扎在她背上。她无处可去，只能沿着厂区边缘那些堆满废铁和煤渣的偏僻小路，漫无目的地疯走，直到精疲力竭，才靠着一堵冰冷的、满是涂鸦的废墙滑坐下来，抱着膝盖，无声地痛哭起来。
哭累了，眼泪流干了，心里那片烧灼的荒芜却并未平息。夜风吹过，带来远处火车轮轨撞击的“哐当”声，沉重而规律，仿佛在无情地碾过什么。她抬起头，望着坪安镇夜空那特有的、被工业灯火映成昏红色的天幕，几颗稀疏的星星顽强地闪烁着，却照不亮脚下的路。
她真的要认命吗？就像母亲说的，找个厂里的临时工，然后像大多数厂区女孩一样，经人介绍，嫁个同样在钢厂做工的男人，生孩子，守着锅炉房、菜市场和永远洗不完的工装过一辈子？她并非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只是……只是心里总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甘，像幽闭的火苗，不肯轻易熄灭。那是两次高考虽败犹存留下的印痕，是和李树森并肩读书时憧憬过的远方，也是内心深处对那个轻易让出招工机会、选择再次搏一把的自己的一个交代。
可是，再次复读？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让她感到一阵生理性的畏缩和恐惧。那些永远做不完的习题，那些晦涩难懂的公式，那些模拟考后令人窒息的排名……她真的还有勇气再面对一次吗？如果再考不上呢？那她就真的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就在她内心激烈撕扯、进退维谷的时候，父亲吴楚仁找到了她。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沉默地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递过来一根洗干净的黄瓜。冬雪迟疑地接过，机械地咬了一口，清涩微甜的味道在口腔里弥漫开。
“走吧，回家。”父亲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常年抽烟留下的痰音，却有一种奇异的、让人安定的力量，“路还长。躺，解决不了问题。”
父女俩一前一后，沉默地走在昏暗的路上。父亲的背影有些佝偻，工装洗得发白，肩胛骨在布料下清晰地凸出。看着这个沉默地扛起一家重担、从不抱怨的男人，冬雪心里那股尖锐的叛逆和自暴自弃，忽然间松动了一些。
回到家，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重新热过的饭菜端到她面前。
那一夜，冬雪失眠了。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父亲的沉默，母亲未尽的抱怨，李树森的信，窗外永不停歇的厂区轰鸣……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在她脑海里翻滚。天亮时分，她盯着天花板上雨水渗漏留下的斑驳痕迹，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却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而沉重的决定。
她还要再考一次。最后一次。
当她把决定说出来时，父母都沉默了。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转身去厨房给她煮鸡蛋。父亲则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想清楚了就行。家里……还能再供你一年。”
第三次走进子弟中学高考补习班的教室，需要莫大的勇气。熟悉的窒息感扑面而来，甚至比前两次更为沉重。班里多了许多新鲜而稚嫩的面孔，是刚毕业的高三生，他们眼神里充满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初次挑战的紧张，而非她这种失败者的疲惫和绝望。她坐在角落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舔舐着伤口，同时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这一次，不再是模糊的憧憬或者不甘，而是一场真正的背水之战。她收起所有无关的杂念，不再看课外书，不再望着窗外发呆，甚至刻意避开了所有可能让她想起李树森的事物。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像压缩饼干一样，死死地压进复习里。
过程是枯燥乃至痛苦的。那些数学公式和物理定律，依旧像顽固的敌人，难以攻克。她常常对着一道题枯坐半天，急得用圆规尖扎自己的手指，用疼痛来刺激几乎要停滞的思维。无数个深夜，家属楼渐渐安静下来，只有她小屋的灯还亮着，伴随着她低声背诵政治题目的嗡嗡声，和笔尖划过草稿纸的沙沙声。母亲有时会悄悄推门进来，放下一杯白糖水或者一个烤土豆，又悄悄退出去，不敢打扰。
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很少见到笑容，眼神里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专注和焦虑。体重迅速下降，黑眼圈浓得像是被人揍了两拳。但她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不成功便成仁的狠劲。她知道自己不是最聪明的，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遍遍重复，一遍遍记忆，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点去磨。
时间在这种极致的紧绷中飞快流逝。又一次七月，又一次高考。走进考场时，她的手心依旧冰凉，但心跳却异常平稳。她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剩下的，只能交给命运。
等待放榜的日子，依旧煎熬，却少了前两次那种毁灭性的恐惧，多了一种听天由命的麻木。
那天，她还是去了。远远看着红榜前涌动的人群，她的脚步像灌了铅。她甚至没有勇气挤进去，只是站在外围，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忽然，她听到身边两个同样等待的家长在议论：“……哎，老吴家那个三闺女，吴冬雪，今年好像考上了！”
“真的？哪个学校？”
“好像是个……省财经学校？中专。不容易啊，考了三年呢！”
嗡的一声，冬雪只觉得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耳边所有的声音都瞬间远去，世界变得一片寂静。她难以置信地僵在原地，心脏狂跳得几乎要撞出胸腔。她猛地推开前面的人，不顾一切地挤到红榜最前面，目光疯狂地搜寻着。
找到了！
在名单的中后位置，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吴冬雪”。后面跟着的录取院校是：“省财经学校”。
白纸黑字，清晰无比。
那一刻，没有想象中的狂喜，没有激动的泪水。她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几个字，仿佛要将它们刻进瞳孔里。周围所有的喧嚣、拥挤、汗味仿佛都消失了。她伸出手，颤抖的指尖轻轻触摸着冰凉的纸张，触摸着自己的名字。一种巨大的、近乎虚脱的眩晕感席卷了她，让她几乎站立不稳。
她考上了。虽然只是一个中专，但那是省城的学校，是脱离坪安钢铁厂这巨大茧房的船票，是她用三年青春、无数汗水和眼泪换来的一个交代。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人群的。走到空旷处，夏日的阳光明晃晃地刺着眼。她抬起头，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混合着煤烟和铁锈味的空气，第一次让她觉得不再那么窒息。
消息传回家，吴家陷入了一种克制的、却实实在在的喜悦之中。母亲肖娥英立刻去了菜市场，难得地买了一条肥鱼和一小块猪肉。父亲吴楚仁下班回来，脸上虽然还是那副惯常的沉默表情，但眉头舒展了许多，晚上吃饭时，甚至罕见地拿出半杯散装白酒，慢慢地呷着。姐姐夏草特意带着儿子回来，脸上带着由衷的笑容。连一向话不多的二哥粮星，也难得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句：“还行。”
家里的气氛，因为她这份迟来的录取通知书，变得轻松而温暖。冬雪看着父母眼角眉梢藏不住的欣慰，忽然觉得，过去三年所有的煎熬和付出，在那一刻，都有了意义。
省财经学校在省城。开学前，母亲开始张罗着她的行装。脸盆、暖水瓶、被褥、蚊帐……都是崭新的。父亲则默默地把她的户口迁移手续办好。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把她叫到里屋，塞给她一卷用手帕包着的钱，都是零零碎碎的毛票，最大面额也不过五元。
“穷家富路，拿着。省着点花，但也别太亏着自己。”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到了学校，好好学，别惹事，跟同学处好关系……”
冬雪捏着那卷带着母亲体温的、沉甸甸的钱，鼻子一酸，重重地点了点头。
火车站的月台上，弥漫着煤烟和离别的气息。父母都来送她。父亲帮她把行李塞上行李架，只简单说了句：“到了来信。”母亲则红着眼圈，一遍遍地整理她其实并不凌乱的衣领。
汽笛长鸣，绿皮火车缓缓启动。冬雪趴在车窗边，看着站台上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视野里。那一刻，离愁别绪才猛地涌上心头，但更多的，是对前方未知生活的憧憬和一丝怯生生的兴奋。
省城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熙熙攘攘的人流，还有校园里那些穿着时髦、谈吐自信的同学。冬雪像一颗被移植的植物，最初有些水土不服，感到格格不入的拘谨和自卑。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坪安口音，常常惹来窃笑。她对城市生活的许多常识匮乏得可怜。
但她很快调整了自己。她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财经学校的课程对她来说是全新的，珠算、会计原理、工业会计……她学得异常刻苦。她知道，这是她唯一的出路，她没有资格松懈。周末，当本地同学回家或者相约出游时，她大多泡在图书馆或者教室里，练习那一手被老师批评为“狗爬”的阿拉伯数字，或者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
生活是清苦的。她顿顿吃食堂最便宜的菜，很少添置新衣服。但她是满足的。校园生活单纯而充实，远离了坪安钢厂终年不变的噪音和煤灰，也远离了高考失利的噩梦。她甚至慢慢学会了说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开始和室友一起逛街，虽然大多只是橱窗购物。
两年的时光，在紧张的学习和逐渐适应的城市生活中飞快流逝。毕业分配的时刻到了。像他们这样的中专生，原则上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冬雪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知道，自己的归宿，大概率还是坪安钢铁厂。
果然，分配方案下来，她和其他几个来自坪安地区的同学，被分配回坪安钢铁厂。
再次站在坪安镇的土地上，呼吸着那熟悉又陌生的、带着铁腥味的空气，冬雪的心情是复杂的。有学成归来的些许自豪，有对重回故地的亲切，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怅惘——绕了一大圈，付出了三年的代价，最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省城两年的经历，像一场短暂而美好的梦，梦醒了，她还是要面对钢厂庞大而现实的生活。
报道，办理入职手续。她被分配到了厂财务科，岗位是出纳。
财务科在厂部办公大楼的三楼。推开那扇漆成深绿色的、带有毛玻璃窗户的木门，一股混合着纸张、墨水、印泥和陈旧家具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办公室很大，用高高的木质隔板分成一个个小格子间。光线有些昏暗，即使白天也亮着几盏日光灯。老式的吊扇在头顶慢悠悠地旋转，发出有规律的“吱呀”声。
科长老周是个头发花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会计，说话慢条斯理，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他简单问了问冬雪的情况，便把她领到一个靠窗的、略显拥挤的格子间，指着一个头发烫着小卷、面色红润的中年妇女说：“这是刘姐，以后你就跟着她，先熟悉熟悉出纳业务。”
刘姐人很热情，嗓门也大，拉着冬雪的手说：“哎呀，小吴是吧？欢迎欢迎！咱们科可就缺你们这样的年轻血液！别担心，出纳这活儿没啥技术含量，就是细心！细心最重要！”
她的工作台是旧的，桌面上有深深的划痕和墨渍。配给她一把漆皮剥落的木头椅子，坐上去会吱嘎作响。最重要的家当是一个沉甸甸的、墨绿色的铁皮保险柜，以及一个上了锁的、用来装各种票据和印章的大木头盒子。
她的工作确实如刘姐所说，技术含量不高，但极其繁琐，责任重大。每天一上班，就要清点前一天留下的备用金。然后便是处理雪花般飞来的各种票据——报销单、借款单、工资发放表、零星采购的付款申请……每一张都需要仔细审核领导的签字、部门的印章、金额是否准确、是否符合财务制度。审核无误后，才能盖上“现金付讫”的章，然后从保险柜里点出相应的现金。
点钞是基本功。冬雪最初笨手笨脚，点得又慢又不准，常常急出一头汗。刘姐便一遍遍教她，如何用手指蘸水，如何捻动钞票，如何辨别假币。她下了班就拿着练功券反复练习，手指被纸边缘割出细小的口子，渐渐也变得熟练起来。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是她最紧张的时候。她要清点当天所有的现金收支，做出日报表，做到账实相符，分文不差。然后把报表和剩下的现金锁进保险柜，才能下班。哪怕差了一分钱，都要把所有的票据重新核对一遍，常常折腾到很晚。
除了现金，她还保管着财务科的好几个重要印章：现金收讫、付讫、作废章……每一个都关系到资金安全，丝毫不敢大意。
日子就在这无穷无尽的票据、数字、算盘珠的碰撞声和保险柜沉重的开合声中，一天天流逝。工作枯燥、重复、压力大，不能出任何差错。办公室里大多是像刘姐那样的中年妇女，或者像周科长那样的老会计。她们聊的话题，多是家长里短、物价变化、孩子的学习成绩。冬雪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埋头做自己的事。
她很快发现，厂里的关系盘根错节，财务科更是敏感地带。常常有各个科室、分厂的人来报销或者借款，态度各异，有的客气，有的则仗着资历老或者背后有人，言语间不免有些拿腔拿调。她必须时刻陪着小心，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轻易得罪人。
每月发工资的日子是最忙乱的。她要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把全厂几千职工的工资按部门分好，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那天，财务科门口会排起长队，各个车间部门的工资员来领取本部门的工资袋，然后回去再分发。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期待的躁动。她需要格外仔细，确保每个袋子里的钱数准确无误。
下班走在厂区，偶尔会遇到父亲以前的工友或者邻居，他们会笑着打招呼：“冬雪，下班了？在财务科干出纳，好工作啊！清闲又体面！”
冬雪通常只是笑笑，并不多解释。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份看似“清闲体面”的工作背后，是怎样的战战兢兢和如履薄冰。那一个个枯燥的数字，背后是钢厂庞大肌体的血液流动，丝毫错漏不得。保险柜里那些沉甸甸的现金，像一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份正式的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每个月领到工资的那一刻，把那些崭新的、带着油墨味的钞票仔细数好，一部分交给母亲补贴家用，一部分自己存起来，那种自食其力的踏实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它洗刷了高考屡败带来的屈辱感，让她终于可以挺直腰杆，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
夜幕降临，厂区的路灯次第亮起。冬雪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脚下是熟悉的、布满煤灰的路面。远处，炼钢炉依旧喷吐着炽烈的火焰，将夜空的一角映成不安的红色。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下班的号子声。
她回头望了一眼厂部办公大楼，三楼财务科那个窗口还亮着灯，或许还有人在加班对账。她的青春，她的未来，似乎就将要在这无尽的数字、票据和保险柜的方寸之间，在这终年弥漫着钢铁与煤烟气息的厂区里，缓缓展开。
前途或许不再有少年时幻想的那般波澜壮阔，但却有了一种尘埃落定后的踏实与平静。她深吸了一口坪安镇特有的、粗糙而坚实的空气，加快了回家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