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生死醉梦
喜中有悲！
殷校长说话算数，连醉酒时说的话也算数，在新学期果然安排我担任班主任工作，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我在同年入职的新教师中是唯一的幸运儿。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让人开心，实属一件悲伤的事情，因为班主任工作实在太过辛苦，比我在整个暑假里反复预想的还要辛苦得多。
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8月30日，粉笔灰在清晨的阳光里飘浮，我战战兢兢地站在高二(7)班的讲台上，手心里满是汗水，看着下面五十二张面孔，第一百次问自己：我真的准备好当班主任了吗？想到了殷校长和我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当过班主任的教师生涯是不完整的”，我这只被赶上架的鸭子顿时勇敢了一些，并大声说出了作为班主任的第一句话：“同学们，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我姓狄，狄仁杰的狄……”
收获的则是学生在每一天里的千言万语：
“狄老师！王昊和赵晓东又在自习课上传纸条！”
“狄老师，宿舍空调不制冷！”
“老狄，女生宿舍403说她们卫生间漏水！”
……
开学第一周，我的手机日均步数接近三万，消息提示音像催命符一样分秒必响。根本没空认真备课，物理备课笔记摊开在办公桌上几天了，始终停留在电场强度那一页。攒了一周的脏衣服正在发霉，幸好我夏天的衣服很多很多，几乎可以无穷更新。夜里十点，我趴在堆满表格的办公桌上，用最后一丝清醒意识给妈妈发出了微信：“妈，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妈妈只这样简单回复：“加油，儿子!”
清晨5:40的闹钟像是某种刑具。我闭着眼睛摸到洗手间，凉水拍在脸上时，常常分不清是自来水还是眼泪。6:20必须出现在学校，监督寄宿生晨跑和晨读。早读课要检查走读生出勤，课间操要维持秩序，午休时要检查是否有偷偷看小说的，晚自习要应付各科老师的投诉。那个周三的深夜十一点，我在查寝时被男生宿舍的尖叫声吓到——原来是蟑螂爬上了某位“男子汉”的床铺，当我用物理老师的专业手法从物理层面上彻底解决虫害危机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连续工作18个小时。其实，我也害怕蟑螂，但学生应该没看出我的胆怯，因为我自信刚刚表现得很勇敢。
最让我头疼的是卜安。那是个阴沉的周四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批改惨不忍睹的月考卷子。突然走廊里传来巨响，接着是此起彼伏的尖叫。我冲出去时，看见瘦高的卜安正把同桌陈浩按在墙上，膝盖正在试图顶向对方腹部，好在有几个男生积极拉架。
“住手！”我的呵斥声在走廊产生回音。卜安转过头，眼神空洞得像两个黑洞，面无表情，马上若无其事地转身走向教室。事后调查显示，起因只是陈浩路过时不小心碰掉了卜安的笔袋。家长被通知来学校参与处理，解释了原因：卜安患有轻度自闭症并伴随间歇性攻击行为，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吃药，但一直没能康复，好在终于坚持到了高二。朱主任警告家长，高一时候已经有过一次类似事件，如果再发生就将其开除，因为这是严重的安全事件！我真心想着要帮助卜安，他生病了已经很不幸，如果退学了可就太可惜了，于是就联系了正就读医学院的同学王轩。他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发来了很多关于自闭症的资料，还寄了一个减压球过来，建议在出现焦虑征兆时，可以给卜安这个减压球试试。那是个长得像凹凸月球的硅胶球，捏在手里会发出咯吱声，果然对稳定卜安的情绪有些作用，他很喜欢。于是，我有一个计划，要认真自学一些心理学知识，但还不知怎么开始，等到下次有机会和王轩见了面再说吧。
我在工作中的烦恼不仅来自于学生，还有老师——数学张老师。很明显，张一语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她无法处理好教学方面的事情，整个高一期间教学成绩很糟糕，但因为数学教师人手紧缺，仍然让她跟上了高二，只是没有像其他数学老师一样教两个班，她获得了轻松一些的机会，只教我的七班。我和张一语虽然同时入职，但彼此并不太熟悉，没讲过几句话，其实她和别人也是如此保持着“隔离”状态的。她喜欢独处，极端喜欢。
作为教师，这种喜欢独处的个性之中没有任何合理之处。我曾经试着为她找到独处的可能优势，比如，独处倾向往往伴随深度思考、敏锐观察力和创造力，这些特质对课程设计、学生个体分析和学术研究非常有价值。历史上许多优秀教育者都是内向型人格，据说被教育论文引用最多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是很内向的人。再比如，独处时思考出来的教案应该有足够的深度，有利于设计悬念式导入的内容来吸引学生。但是这一个多月下来，我这个班主任意识到光是想着好的方面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充分搞清楚了她的教学成绩很不理想的原因。由于张一语在上课时只管讲自己的，缺乏与学生的互动，导致无法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困难、思维误区或兴趣点，难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课堂只有单向灌输。有学生和我反映，常常感到被张老师忽视，有失去学习动力的趋势，尤其是那些需要个性化指导的后进生更容易放弃学习数学。而且由于疏于与学生建立信任关系，课堂纪律问题增多，经常会有学生走神、打瞌睡、讲闲话、敷衍作业，而张一语因缺乏沟通技巧而难以有效应对，她甚至都没有去应对和改进的主动意愿，担子都落在了我这个班主任身上。
我是物理教师，数理不分家，知道两门学科有着较大的相似性，明白数学学科需要逻辑与趣味性结合，她的独处倾向一定会削弱探索创新教学模式的意愿。她还尽量回避与包括数学同事在内的老师们之间的交流，这意味着她要错过分享教学经验、学习新方法的机会，如在信息化教学工具和课堂活动设计方面她很不擅长，教学方法已经固化为简单的读写。要知道，她教的可是高中数学啊，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学科，对于我们班级总均分来说也是影响最大的学科。
让我这个班主任最担心的是她在知识之外对学生的不良影响。教师的行为无形中传递着价值观，她过度独处的形象可能让学生误以为“数学只需要独自钻研”，忽视合作学习的重要性，这种不良导向会辐射影响到其他学科甚至德育方面。高中数学不仅是知识传授，还承担着培养逻辑表达、团队协作的责任，她回避交流的个性，可能正在限制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以致于影响到我们整体而长期的班级文化建设。另外，在面对教学压力时，缺乏一定的支持，易导致情绪透支，长期独处可能强化负面认知，会让她陷入恶性循环，甚至诱发更严重的抑郁或焦虑。
当然，我不能这么自私，不能因为只关心自己班级的发展而忽视张一语老师正不幸处于“病态”之中。大家都说她有了精神疾病，也有人肯定地指出她无疑是生了抑郁症。对此我并没有多少判断的资格，但因为她的状况跟我管理班级的工作息息相关，所以被迫重视起来，我曾将观察到的现象整理起来，并咨询了王轩。王轩对我的事情总是相当用心，他帮我向他的导师做了求解，但导师的答复比较严谨：“说不一定就是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的确诊比较复杂，必须要由专业医生和患者本人进行接触之后才能明确诊断。”我不清楚张一语有没有去医院咨询过，也不想冒失地向她求证，但逐渐有了想帮她解决问题的念头。因为偶然的一次短暂聊天让我觉得她很不容易，甚至有点可怜。
那天是星期一，上午第三节课本应该是数学课，但课代表杨梓匆匆忙忙来办公室告诉我张老师没来上课。我马上拨打张一语的电话，但没人接听。为了她免于被领导发现而遭到批评，我没有张扬，低调地安排学生安静自习，并去数学办公室找她。她不在，但很快在周边一间空教室看到了她。当时她趴在桌子上，头发散乱，轻轻呜咽，显然情绪不太对劲。无论是作为同一年入职的“同窗”，还是同教七班的同事，我当然要关心她，于是我走近她，和她聊起了天。
“张老师，原来你在这里呀，杨梓在找你上课呢！”我真后悔竟然说出这样冷冰冰的话，少了关心的意味。
“哦，狄老师。”张一语依然趴在桌上，只是将歪着的头稍稍转起了一点，并睁开了双眼，低声打了一声招呼。
“张老师，你生病了吗？”我觉得她一定病得很严重。
“没什么，夜里没睡好，现在没力气。”她说话声音依然很小。
“看上去很不舒服，要不要送你去医院？”我急忙问道。
“没事的，只是非常困，而且想吐，”她试着要站起来，但看得出来她竟然失败了。
“要我帮忙吗？”我没有好意思立即搭手帮忙，只好问问她。
“算了，我还是坐着吧。”她叹了一口气，继续说，“今天一早状态不太好，怕吓着其他老师，我就坐到了这里。”
“张老师，如果很不舒服，还是去医院看看，没事的，我可以送你去。”我毕竟买了汽车，送她去医院还是很方便的，所以就自告奋勇了。
“真的不需要，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她又重新趴了下去，但眼睛依然客气地看着我。
“张老师，你刚刚说夜里没睡好，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如果可以，我们很愿意帮忙的。”
“我的问题谁也帮不了！”张一语又低声抽泣起来，不一会竟然说出让我相当意外的话，她继续说道，“我有抑郁症！”
“真的吗？”我连忙问道。
“真的，去年开始的。”
她坐正了一些，揉揉了眼睛。她生得纤细，皮肤是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像一张被反复擦拭的羊皮纸。黑发虽然刚刚用手捋了一下，但依然松乱地散在脑后，而且总有几缕不听话的碎发垂在耳边，随着她低频的上身动作而轻轻晃动。她的眼睛很特别，不是纯粹的黑，而是好似有一种雾蒙蒙的灰，像是被雨水洇湿的铅笔素描，总带着几分倦意。睫毛不算浓密，却很长，偶尔抬起眼时，会在下眼睑投下一小片阴影，像是藏着未解的数学谜题。她的嘴角总带着一点向下的弧度，不笑的时候，像是随时要叹息，真的想知道她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她的手指修长，和身高很成比例，如果注重打扮，相信一定有机会让自己漂亮很多，精神很多。她穿的衣服大多是素色，此时就是灰色的。记忆中在冬天时她会系一条浅灰的厚围巾，反衬得整个人更加单薄。无论何时，她走路时脚步都很轻，小心翼翼，像是不愿惊动空气里的尘埃。有时站在走廊尽头，阳光从窗外斜斜地切进来，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却仍然显得淡，仿佛随时会消散在光线里。然而此时，这教室里光线不好，她没有开灯，所以见不到她的影子。
“应该没什么吧，也有学生说自己生这个病，看上去还好。”我安慰着她，希望她心里能够好过一些。
“我知道自己很讨人厌，真的对不起，狄老师，你们七班一定对我很生气。”她的眼睛睁得挺大，那层灰雾好似少了很多。
“没有没有，学生们都很喜欢你。再说了，谁都会遇到点困难，这没什么的。”我急忙劝慰。
“狄老师，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她深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继续说，“现在好多了，在你来之前，我尝试着站起来去上课，但没能成功，全身像被锁住了一样，动弹不得。”
“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确实不懂，也很想知道答案。
“以前有过类似情况，但没这次严重。我问过医生，医生说我压力太大，有可能会引起躯体不应这种现象，也就是身体不听使唤。”
“哦，那么以后可不能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了。我明白了，你这种反应，就像我们有些人在考试之前或者登台表演之前，容易拉肚子，是吗？”
“有可能吧，狄老师，我真的不是偷懒不上课，其实这学期教你们班，我还是挺喜欢的，你和同学们都挺理解我，包容我。”
“应该的，大家和和睦睦才好！”我觉得自己还挺会说话。
“真的，这次我的压力并不是因为学生，所以还要谢谢狄老师的。”她做了个非常轻微的抱拳动作。
“那么压力哪来的，能说说吗？”虽然冒昧，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她沉默了一会才开口说话：“暑假在家，经常和父母吵架，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理解过我，只知道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她竟然又哭了起来。
我不急着说话，而是耐心地等着她恢复常态。我知道，这时候沉默地做个称职的听众是最尊重她的方式，无论她是否愿意继续讲。
“从小到大他们总是不顾我的感受，这个暑假里还在催着我考研，有时候还骂我，说我买的衣服太土，说我吃饭的样子不文雅，说我太懒，说我对人没有礼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爸妈呀？”她说得很快，但情绪不像刚刚那样悲伤了。
“张老师，你太不容易了。但是，要放松，管他们说什么呢，代沟而已，不必放在心上。”
“狄老师，现在好多了，我去教室看一下，现在还没下课。”张一语走向门口，离开时转头补了一句，“狄老师，今天的谈话，能帮我保密吗？我不想别人知道！”
“当然，放心吧！”我坚定地说道，并跟着她走向班级。我还是不太放心她的状态，况且，也担心她因为缺课被大头哥发现，我在场的话也许可以帮忙解释几句。她的状态好不容易好转一点，可不能再遭受重击啦。
大头哥管理风格非常严格，无论对学生还是老师，能强硬就决不温柔，能批评就决不客气。第一次班主任会议，他的“权利说”就让我很感兴趣。他说：“我们高二年级的所有班主任们，你们在班级管理时一定要严格，不仅要有铁腕手段，而且还要讲究方法策略。如果学生在课堂上讲话，你们有权让学生离开教室！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老师的权利，更是我们班主任的权利！有些学生会狡辩称，我有学习的权利，我有资格坐在教室里，凭什么赶我走？此时我们要和学生讲清楚权利与义务的问题！我们班主任是和校长签了工作合同的，是从校长手中分到了部分教育权利的，此时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我们管理课堂的权利冲突了怎么办？很显然，当然是我们老师的权利重，权力大，我们有权让学生乖乖坐在教室里，也有权请他出去！学生呢，只有读书与不读的权利，而我们班主任没有义务去可怜他们！”
朱主任的这一席话让我很感兴趣，确实提升了我这个菜鸟班主任的胆量与信心，我觉得朱主任的管理能力太强了，大家应该都很服气。不过，就有不服气，敢于冒犯他的，这人就是我的师傅付尔淦老师。
高二物理组的办公室一向是塔逻高中最热闹的地方。
付尔淦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一支红笔，面前摊开的是刚刚批改完的月考卷子。他皱着眉头，盯着其中一道题——一道超纲的力学综合题，全班只有三个人做对。他“啧”了一声，把卷子往桌上一拍，抬头看向办公室里其他几个老师。
“你们看看这题，出得跟脑筋急转弯似的，学生能做出来才有鬼了！”
我们几位老师都凑过来，纷纷点头表示附和。师哥倪刘思叹了口气：“这题确实偏，考试前根本没练过类似的。”
“练？”付老师似乎冷笑了一声，“现在考试哪还管你练没练过？全是‘创新题’、‘思维拓展’，说白了就是故意刁难学生！”
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抱怨起来。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
大头哥朱毕铁主任站在门口，背着手，目光冷峻地扫视了一圈，就像探照灯。
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
我们几个年轻老师立刻噤声，低头假装翻着教案。付老师瞥了他一眼，没动，只是慢悠悠地转着手里的笔。
朱毕铁的声音像一把刀，切进沉默里：“老师们，办公室声音太响了。上班时间，注意劳动纪律。”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
付老师终于抬起头，嘴角带着一丝冷笑，这次冷笑不再是似乎，而是真的，他说：“朱主任，我们讨论教学也算违纪？”
朱毕铁的眼神冷了下来：“讨论？我听到的是闲聊。”
“哦？”付老师挑眉，“那您的意思是，老师除了备课改作业，连说句话都不行？”
朱主任的脸色沉了下去。他走进办公室，站到付老师桌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付老师，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不是你家客厅。再说了，我也不是难为大家，你们太吵，可能会影响学生上课的。”
师傅“呵”地笑了一声，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他比朱毕铁高一点，此刻微微低头，眼神锐利：“规矩？那您说说，我们刚才哪句话违反校规了？办公室关着门，怎么可能吵到学生呢！”
大头哥眯起眼睛：“就这样吧，别再说了！上班时间，禁止闲聊！”
“闲聊？”付老师冷笑，“我们在讨论月考题目，这叫教学研讨！您要是不信，可以看看这些卷子——”他一把抓起桌上那叠批改完的试卷，“全班四十八个人，这道题只有三个人做对！您觉得是学生的问题，还是出题的问题？”
大头哥扫了一眼卷子，语气冰冷：“题目是两个学校共同商定的，总体上难度适中。”
“适中？”付尔淦的声音陡然提高，“您管这叫适中？老师们觉得难就是难，你难道不是老师吗？”
朱毕铁的脸色彻底黑了：“付尔淦老师！注意你的态度！老教师要带好头！”
“我的态度？”付老师冷笑，“我的态度就是，您要求太严格了，应当和其他年级、其他学校学习学习。别老在这儿跟我们谈劳动纪律？”
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大气不敢出，但眼神里都带着赞同。我本来想着劝一劝的，但是两人气场都太强，吓得我不敢冒头。
朱主任深吸一口气，强压怒火：“学校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学生的未来！高考竞争激烈，不严格管理，怎么出成绩？”
“成绩？”付老师差点猛地拍桌，但是马上忍住，将右手轻轻地放在了桌上，“您眼里的成绩就是分数？就是排名？学生心理崩溃了您管不管？老师累到住院了您管不管？”
朱主任额角青筋暴起，对着付老师厉声道：“付尔淦！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付老师冷笑，“真正过分的是谁？是你这个喜欢指手画脚的人！”
朱主任终于忍无可忍，厉声道：“好！既然你这么不满意，可以不做老师，或者别做备课组长了！如果还是这种态度，别怪我不讲情面！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好好反思反思吧！”
师傅盯着他，忽然笑了，笑容里带着讽刺：“你还没这个权力决定我的选择吧！反思？行啊，我写。我会好好写——写写你是如何教条地管理的！我要送给杨校长看看！”
朱毕铁脸色铁青，猛地转身，摔门而出。
“砰！”门框震得嗡嗡作响。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几秒后，倪师哥小心翼翼地开口：“付老师，您这下可把他得罪狠了……”
付老师冷笑一声，弯腰捡起刚才因激动而掉在地上的教案，拍了拍灰：“得罪就得罪吧，有些话不说，憋着更难受。”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气。
窗外，操场上拉着一条鲜红的横幅——“一切为了学生的明天”。
奇怪的是，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好像也没见学校的领导找付老师麻烦。后来倪刘思告诉我，师傅和领导们吵过好多次了，领导也知道他没什么坏心思，也就不会和他一般见识。我觉得师哥分析得有点道理，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也许会有领导帮助付老师说好话了，毕竟不是每个领导都赏识朱大头的。
我们几个年轻人当然不敢和英明神武的朱大头对抗，只能默默地支持付老师。在几天后的聚餐中，我们还不忘讨论着付老师的勇敢与不屈。
“可惜我没能亲眼见到付老师的伟大壮举，一定很震撼！”薄赛东说。
“我也惋惜，当天就听说了。”太西思也说道。
“场面确实劲爆，当时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替师傅担心，但没想到朱大头也不敢怎么样。”我说。
“大头哥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人，”倪刘思意识到我们都同意他的话，就继续说，“要是我们几个年轻的和他吵，恐怕现在已经被处分或者开除了。”
“那也不一定，既然他欺软怕硬，要是咱们硬了，他也怕的吧？”漂亮的太老师笑着说。
“我不敢，不会吵架！”薄赛东赶忙说。
“是的，你不会吵架，只会打架。”太西思说完，四人都哈哈大笑，快乐地喝起酒来。
“我觉得付老师说得挺好的。”我喝了一口啤酒之后继续说，“做了一个月的班主任，让我对这教育的认识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学生学习太用功了，睡眠就不足，学习效率不高，身体和心理就必然承受到压力。”
“我不做班主任也知道这个问题。每次看到学生在参加活动或者在操场上锻炼，我都觉得这才是快快乐乐享受青春时光的样子。老是坐在教室里当然不好。”太西思边摇着手上的红酒杯边说。
“你们才工作一年就这么多感慨了啊，别多愁善感，我都工作了三年多，早就习惯了，还是喝酒吧。”倪刘思笑得很尴尬，有点不太正常，我猜他不能再喝了。
“不聊这个了，让我们在这杯酒中结束这个话题，感谢付老师！”海王号召大家喝了一杯。
“今天运动会结束，你挺辛苦的吧？”太西思问海王。
“还好吧，也就两天时间，这运动会项目太少了。不过，项目少一些挺好，毕竟天气好热，出了很多汗。”薄赛东答道。
“好在明天就是国庆节，可以休息几天，开学这一个月可真累坏了！”太西思说。
“我跟你们说呀，大家可别觉得累，我觉得做老师就挺好，老师这个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倪师哥突然这么说，让我们均觉意外，赶忙追问原因。
“我喝的有点多了，不过说的话一定有道理。”倪刘思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继续说，“没有什么钱是好赚的，隔行如隔山。所以我才会这么说，我们老师这工作还是挺好的，至少不用担心发不出工资吧。”
“这话有道理，有些行业需要经常跳槽或者被辞退，烦着呢。”薄赛东喝了一口白酒，继续说，“你看这个月的杭州亚运会，关注的人没以前多了，我猜想大家都在担心自己的日子，没以前那样悠闲并自信了。”
“什么，现在还有亚运会？”我确实没听说过。
“哈哈，我也没听说。”倪刘思看着手机，“果真有，杭州，还在进行。”
“不愧是体育老师，知道关注这些赛事。”太西思敬了薄赛东一口酒。
“言归正传，我要和大家透露一个秘密，”我示意大家喝口酒之后，才继续说，“我们的海王同志又恋爱了，大家说说，要不要罚他酒？”
大家都起哄。
“让你保守秘密的，这才刚谈，还没确保百分百呢。”薄赛东低调得很。
“这有什么保守的，说说吧，什么女孩？”太西思表现出浓烈兴趣。
“好吧，既然已经被狄某出卖，我就和盘托出吧。”薄赛东独自喝了一口酒，“这边小学的老师，和我是老乡，挺谈得来，这一次我一定抓住机会，可能的话就和她结婚了。”
大家再次起哄，喝酒，大吵大闹。
“还得是海王，行动就是快、准、狠！”我夸赞道。
“别恶心，你要是想谈，早就成功了，你的综合条件太好，羡煞旁人哦！”海王逼着我陪他喝了一口，看着我继续问，“不过狄大帅哥，这两次去你的办公室，发现一个问题，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也爽快。
“如今你也是个班主任，学校里响当当的大人物，怎么桌子都不注意打扫干净的，到处是灰？”
我沉默了。薄赛东说的很对，我确实不喜欢将桌子擦干净，平时不怎么用到的内侧桌角处，即使灰尘很厚，我也不会顺手擦掉，总希望保留原来的样子，在我眼里，那儿无论有没有灰尘，都记录着我所有活动的轨迹，没必要故意改变。桌子中央处很干净，记录的是我批改作业、备课以及打字等活动，桌角的厚厚灰尘记录的是我的活动空白，而灰尘中鲜有的划痕表示的则是我活动出现的低概率。电脑显示器的背面以及支撑架也由灰尘覆盖着，我尽量不会去触碰，以免改变了我生命活动轨迹的真实性。
“下次我一定擦干净，白白净净做个像海王一样的幸运儿！”我没有解释，而是开个玩笑，喝一口啤酒。
酒足饭饱，我独自一人往住的方向走去，今晚喝了三瓶啤酒，头很晕，不舒服，喝酒真不理智。当时我在想，真奇怪，怎么会有人喜欢喝酒的？
我不清楚自己有没有醉酒，反正大脑飞速转动。我想到了桌子上的那些光滑处、灰尘以及灰尘中的些许划痕，这些可以勉强称为生命轨迹的东西，是被书写的叙事还是自我编织的史诗？
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刻着那句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这道命令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依然叩击着每个思考生命者的心门。我们的生命轨迹究竟是一条被神秘力量预设好的路径，还是完全由自我意志开辟的旷野？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更为复杂的编织物？这个问题困扰着从苏格拉底到萨特的所有哲学家，也困扰着今夜的我——一个年轻的还没成为但很快将成为酒鬼的饮者，在当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生命轨迹这个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命定论的魅影始终徘徊在人类思想的角落。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无论如何挣扎，都逃不过弑父娶母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欧洲宗教改革后加尔文教派的前定论，乃至现代基因决定论的各种变体，都在不同程度上暗示生命轨迹的不可更改性。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令人安心的解释框架——我们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都不必完全由自己负责。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存在论上的无力感：如果一切都是预定，那么我们的选择、努力、痛苦和希望，岂不都成了虚幻的泡影？
与之相对的存在主义的激昂宣言则主张生命轨迹完全由自我创造。萨特那句“存在先于本质”成为这一立场的旗帜——人首先存在、遭遇自己、在世界上涌现，然后才定义自己。根本没有预先给定的“人性”，也没有上帝设定的蓝图，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作品的作者，这就是我所理解到的“定义自己”的含义。存在主义的这种“我就是设计师”的观点赋予人极大的自由，但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责任与焦虑。容易推理得知，如果我的生命轨迹完全由我决定，那么我的失败、平庸或罪恶，也都完全是由于我的选择所致！这种绝对的自我所有权，在照亮自由的同时也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或许横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的张力，恰恰揭示了生命轨迹更为复杂的真相。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肉身哲学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我们每个个体既非完全被决定，也非完全自由，而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意义网络中做出选择。就像语言既限制我们，又使我们有了表达的能力一样，我们的生命轨迹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身体限制、文化背景中展开。一个出生在战乱国家的孩子与一个出生在北欧福利国家的孩子，其生命轨迹的可能性空间天然不同，但在这空间内部，依然存在着选择的余地与自我塑造的可能。就好比，我成为了一名教师和班主任也许是各种客观因素叠加之后的结果，这一点并没有给过我选择的机会，但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能成为怎样的老师、怎样的班主任，我应当是有着“自我塑造”权限的。是的，越是喝多，我就越发觉得自己有一定的权利，这是激情的力量，这是狄俄尼索斯的自我修养。
当然，即使阿波罗当着我的面，我也要坚持这个辩证理论，因为理性的当代神经科学的发展也为这一辩证理解提供了佐证。我们的大脑确实具有惊人的可塑性，但这种重塑总是在既有神经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基因提供了可能性范围，而环境与个人选择决定哪些可能性得以实现。这既否定了基因决定论的粗暴断言，也修正了“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任何人”的盲目乐观。我们的生命轨迹更像是一首爵士乐——有给定的和声节奏框架，但即兴演奏的空间广阔而真实。
认识到生命轨迹的这种辩证性质，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有着深远影响。它既避免了命定论的消极被动，又防止了盲目自我中心观所导致的挫败与怨恨。我们要学会区分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努力领域，哪些是需要接纳的给定条件。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智慧在此闪耀：“有些事取决于我们，有些事则不然。”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哲学实践。
在生命的中段回望，我逐渐明白自己的轨迹既非完全由神秘力量书写，也非全然由我自主创造。它更像是与命运的一场漫长对话——有时顺从，有时争辩，但始终保持着交流的可能。也许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保持这种对话的开放性与创造力，在给定的旋律中唱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最终，生命轨迹的奥秘或许不在于解答它是被书写还是自我创造，而在于活出这个问题的张力本身——在限制中发现自由，在自由中认识限制，并在这动态平衡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就像我和学生所讲的，质点在缓慢的动态平衡中也能走出完美的圆周轨迹。这道路不会完全符合任何先定的剧本，也不会是任性的漫游，而是一部由生活与思考共同编织的独特史诗。
作为高中的一名班主任，我必须要想清楚生命轨迹的问题，因为我想要明确地告诉学生，你们是否需要努力？需要怎样努力？如何看待成功与失败？只一个月的班主任经历，就强烈“诱惑”我在短视频中辛苦寻觅着有关生命的哲学答案，这是被我称为“喜中有悲”的经历所拥有的唯一好处。
躺在床上，头越来越晕，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忙了，亦可能是因为白天陪学生参加运动会中暑了，也可能是因为酒喝多了，更可能是因为考虑这个让人头大的哲学问题了吧。
入睡之前，竟然想到了张一语，她目前的人生轨迹，对她来说有何意义？又想到了卜安，他的生命才开始十几年，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又会如何呢？
将这些问题带进梦里吧，也许梦里梦外都没有答案。或者，一切都是答案，即，轨迹本身就是答案，就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