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往事
1982年春末的一个傍晚，鹿州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夕阳的余晖轻柔地洒落在宽阔的操场上。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正在这片被阳光染成金黄色的场地上，进行一场激烈的足球赛。看台上，一些学生三两成群地坐着，有的沉浸在书页中，尽情享受着知识的滋养；有的低声细语，分享着彼此日常的趣事；还有的聚精会神地盯着赛场，为场上的每一次精彩瞬间欢呼喝彩。
戴着一副眼镜、仪表温雅的陈书文，脚步匆匆地走到看台下。他抬眼扫视一圈，看到了独自坐着的宋玉芳，便走上前去，紧挨着她坐下，轻声说：“对不起，来晚了。”他与宋玉芳是同乡，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两人又一同考入这所大学，学习相同的专业。十余载时光里，他们一同遨游在知识的海洋；自相识相恋以来，始终相知相惜。
“工作的事，你想好了吗？”陈书文接着问道。
“没有。”宋玉芳轻轻摇了摇头。
“玉芳，我们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孩子，能考上大学，走到现在这个阶段，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与努力，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求学成果来之不易，所以我们更得加倍努力，绝不能辜负父母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反复思量过，若我们被分配到镇里的小学任教，或许这辈子就困在镇上，难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了。也正因如此，我内心更倾向于选择去‘城西二小’。我盼着能留在城里，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能因为我们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城西二小’目前不能直接入编，你真的想好了吗？”
“别担心，校长不是透露过，学校马上要扩建扩招，到时候我们转正的机会肯定很大的。”
宋玉芳陷入了沉默。
“你不同意？”
“我……我不晓得。”
“我们一起留下来吧，这样就能永远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分开。”陈书文说完，温柔地伸出手，想把羞涩的宋玉芳搂进怀里。宋玉芳轻轻一闪身，脸上泛起红晕，起身离开了。陈书文立刻跟了上去，自然地牵起她的手，与她并肩而行。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1985年中秋。“城西二小”的校园里，早上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骤然响起。随后，学生们从红砖青瓦的教学楼里欢呼着跑向黄土铺就的操场，在阳光下尽情嬉戏玩耍。宋玉芳从二楼的一间教室里走出来，手里捧着语文课本和学生们的作业簿。她穿过走廊来到楼梯口，正要往楼上走，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同事从背后叫住了她。
女同事神情紧张地把宋玉芳拉到一旁，低声说：“玉芳，我听说这次入编的名额已经下来了，你们俩不在名单上。”
“什么？！”宋玉芳十分吃惊，“怎么会这样？”
“是啊，教务处新来的那几个人都入编了，你们却没有，我也觉得很奇怪。”
“真的吗？”
“真的！我看到文件了。”
“那……那我得找校长问问。”宋玉芳听完，立刻往楼下走。
“玉芳，你和校长好好沟通，千万别激动啊。”女同事嘱咐道。
宋玉芳脸色苍白，脚步匆匆地走着，内心无比焦虑。到了校长室门外，她敲了敲门，听到回应后，便推门进去。
校长坐在办公桌前写字，他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看到宋玉芳进来，便摘下眼镜，站起来打招呼：“玉芳，来，坐。”
宋玉芳轻轻关上门，走到校长对面的会客椅边坐下，问道：“校长，入编的事批下来了吗？”
校长叹息一声，坐下来说：“玉芳，这次名额有限，你和书文还没入编。不过机会还有，别着急，我会尽量帮你们。”
“可是，您之前保证过会帮我们争取的，我们信任您，所以才一直坚持到现在。”
“玉芳啊，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学校本来是要扩建的，现在又有了新的规划，这片区域即将拆迁，计划修建一条江滨大道，因此我们学校需要搬迁，从而与‘一小’合并，编制因此缩减，这个情况我事先也不晓得。”
“我没能入编，我可以理解，但书文连续三年都被评上优秀，他到底哪里做得还不够好呢？”
“这……入编名额和人员是经过几个部门审批的，学校做不了主，你也清楚。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为你们争取，可惜事与愿违，真的很抱歉。”
“校长，现在书文病得很重，医药费因此越来越高，我们实在负担不起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
“我晓得你们的困难，学校也没办法。我们几个领导商量之后，”校长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鼓鼓的信封，“大家凑钱资助一下你们，希望能帮你们度过难关。”他说完，站起来把信封塞到宋玉芳手里。
“不，这个我们不能要，我谢谢大家。”宋玉芳把钱推了回去，起身就默默离去，连一句告辞的话都没说。
“哎，玉芳，你……”校长看着宋玉芳把门关上，愣在了原地。
宋玉芳上午没有课了，直接离开学校，匆匆往家赶。步行了大约二十分钟，她走进一幢筒子楼里，走上三楼。楼内的走廊昏暗而狭窄，天花板上布满裸露的电线，墙壁上贴着斑驳的宣传画，两旁紧密排列着住户的房门。正中间那户是她的家——南北两个房间，这是她和陈书文去年结婚后租来的。北面那间是厨房，窗户边建有一个水泥灶台，台面上有煤球炉，炉边有个简陋的水槽；台面下堆放着煤球、干柴及各种瓶瓶罐罐。南面的房间大一些，是客厅兼卧室。一张双人床紧贴着墙壁摆放，几乎占据了房间的主要空间。床的一侧摆放着一张陈旧的木桌，既是餐桌也是书桌。另一侧墙边，依次摆放着一张木质沙发、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柜。此外，还有两把椅子和两张小凳子随意地摆放着。卫生间和洗漱间不在房间内，而是设置在楼层的转角处，属于几家共用的公共设施。
陈书文半躺在床上，面容憔悴，不时地咳嗽。他几个月前突发肺炎，病来如山倒，只得请了长假在家养病，教学工作也因此暂停。
宋玉芳回到家就忙碌起来。她提着一个小炉子，到楼下院子里把蜂窝煤球烧红，再提到楼上，将烧着的煤球放到灶台里，开始煮中药，接着，清洗一大早买来的菜，准备做饭。到了中午时分，她煮好中药，倒进碗里，然后端到床边。陈书文坐起来，接过药喝了几口，忽然一阵剧烈咳嗽，宋玉芳赶忙给他抚背。
“编制的事有消息了吗？”陈书文咳嗽停下后问道。
宋玉芳心里难受，沉默了片刻，坐到床边，把情况如实告诉了他。陈书文听后气急攻心，咳嗽得更剧烈了，这一咳便持续了许久。
“你的病一时好不了，我们还是回老家吧。”宋玉芳沉思后说。
“回老家？那我们这几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老家空气好，对你养病有好处，工作的事先别考虑了。再说，你爸妈年纪大了需要照顾，我们回老家和他们团聚，一家人也好有个照应。”
“玉芳，是我拖累了你。你还可以在城里发展的，要不我回老家，你留下。”
“别说了，我们一起回去。我去老家的村小学教书，你在家里养病，就这么定了。”
两人说完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
半个月后，天气转凉。筒子楼前的院子里，几棵梧桐树的叶子已悄然泛黄。微风拂过，不时有几片金色的叶子缓缓飘落，如同时间的碎片，静静铺满了小院的一角。早上，宋玉芳和陈书文打包好行李，准备回老家。棉被、脸盆、热水瓶等轻便物品都带上了，家具等重物则留给了房东。陈书文身体还很虚弱，不时地咳嗽，宋玉芳便让他拿轻的东西，重的则自己提着或背着。两人站在房门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温馨的小家，轻轻关了门，依依不舍地离去。到了楼下，他们看到校长朝他们走来。
“玉芳，书文，我来送送你们。”校长说。
“校长，您这么忙还抽空来送我们，真是麻烦您了。”宋玉芳说。
“不妨事，应该的。”校长说，“我去叫辆出租车。”
“不用了，校长，我俩坐公交车。”陈书文说。
“这么多行李，坐公交车很不方便。坐出租车，我和你们一起去车站。”校长说完，就去叫车了。
宋玉芳和陈书文也就不推辞了。随后，三人坐上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汽车站。校长不仅付了出租车费，还给他们买了去廊桥县的车票，一直等到他们上了客车才告别离开。
客车缓缓启动，驶离站台后开始加速。宋玉芳和陈书文并肩而坐，深情地望着车窗外。只见城区在他们的视线中渐渐远去，他们心中百感交集。回想起在这里学习和奋斗的七年时光，他们有过收获与喜悦，但此刻却只能带着遗憾与悲伤离去。
“唉，真不公平。”李诗萱听完宋玉芳的讲述后，轻轻叹息一声说，“后来呢？”
“回到老家后，我就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城西二小’的校长经常帮助我，给我寄钱、寄药品，我心里特别感激。那件事很复杂，不能埋怨老校长。”
“你爱人的病好了吗？”
“过了两年，他就去世了。”
“啊……”李诗萱听了十分吃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问道，“你爱人是独子？”
“是的。”
“公公婆婆还健在吗？”
“零一年的时候，他们相继离世了。”
“哦。你爱人去世后，你有没有再婚？”
宋玉芳微微苦笑了一下，轻轻摇了摇头。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时候你还很年轻呢。”
“我工作很忙，公公婆婆和孩子都需要照顾，所以就没考虑再婚的事。”
“你有孩子？”
“嗯，是收养的义子。”
“义子？怎么收养的？”
“他是我的学生，上一年级的时候，他爸爸偷渡去国外后失踪了，他妈妈丢下他不管，离家出走就再也没回来。起初，他被送到伯伯家寄养，可伯伯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三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伯母嫌弃他，想把他送到孤儿院。后来，村长找我商量，问我能不能收养这孩子。我看这孩子实在可怜，就收养了他。”
“哦，原来是这样。现在他多大了，很优秀吧？”
“今年三十四了，挺一般的。小时候太顽皮了，书都读不好。”
“是吗？”
“嗯，经常惹事，我管都管不住。”
“怎么个顽皮法？”
“呵呵，比如，他常常抓一些蛇、怪虫、老鼠，偷偷放在教室里吓唬老师和同学。还有啊，学校旁边有一条土路，他老是使坏，放学后就埋伏在草丛里，等同学们经过时，就往路边的粪坑里扔石头，溅得同学们浑身都是。唉！”
李诗萱忍不住笑了笑。
“坏事做多了总会遭报应的。有一天，学校里的厕所翻修，校长和乡亲在旁边搭了两间茅草屋，给学生们当临时厕所。上午一节课后，这小子去茅草屋里拉大号，不知怎么地弄倒了好几个马桶，粪便灌了一地，他也趴在了地上。”
“摔伤了？”
“是被粪便黏住了。”
李诗萱大笑起来。
“同学们围在外面，起哄嘲笑他。我赶到时，校长已经把他拖出来了。呵，这小子那窘样，像个泥巴捏的小人似的。我责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坐在马桶上的时候，突然有只老鼠蹿过来，把他吓翻了。后来，校长拿来一把扫帚，把他赶进灶房里，烧热水给他洗；我赶紧回家，取衣服给他换。那天中午，老师和同学们都吃不下饭，都抱怨饭菜闻起来臭臭的。”
李诗萱笑得咯咯直乐，笑声传到了楼下的客厅里。这时，梁晓蕾正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织毛衣，听到笑声后，她不悦地朝天花板瞥了一眼，自言自语道：“有什么好笑的，真是的。”
“农村里真有意思。现在呢，他做什么工作？”李诗萱问宋玉芳。
“厨师。”
“嗬，这是跟灶房有缘分啊。”李诗萱笑着说，“在哪儿工作？”
“他二十岁就出国打工，先后在意大利、法国、荷兰、加拿大和美国工作过。现在在墨西哥，他和别人合伙开了家中餐馆。”
“去了那么远啊，在墨西哥城吗？”
“不，在离首都很远的地方，叫坎昆，是个国际旅游城市。他说那边收入高。”
“哦。这么年轻就出国闯荡，也不一般呐。他回来过吗？”
“回来过好几次，都是过年的时候。每次回来后，就摆酒请乡亲们，可是……”宋玉芳摊了摊手，苦笑了一下，“乡亲们个个不给他面子，谁都不愿意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他小时候太调皮了嘛，大家记恨他；还有，嫌他臭，呵呵。所以每回摆酒，我只好硬着头皮，连拉带推地把乡亲们一一请过来。记得头一回摆酒时，乡亲们调侃说他做的菜有股臭味，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粪勺’。”
两人一同笑了起来。
李诗萱又询问宋玉芳父母是否健在，娘家有哪些亲戚。宋玉芳说，她童年时母亲便早逝，父亲十几年前也去世了；她有一个兄长，前年因重病离世。嫂子身体还不错，有两个女儿，如今都已成家立业。
聊完天，宋玉芳回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