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前门那家南货铺叫“广聚号”，专走海货和西洋奇珍，偶尔也夹带些私货。
掌柜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姓孙，眼睛毒，见了我这身东厂袍服，脸上堆笑，亲自迎到后堂奉茶。
“大人想寻些什么？”
我顿了顿：“可有糖葫芦？”
他愣了一瞬，随即会意，压低声音：“大人是说那种……西洋法子做的、带纸包装的零嘴？”
我点头。
他面露难色：“不瞒大人，那东西原是前年有个南边商人带来的，说是什么‘水果硬糖’，贵得很，京城贵人尝个鲜，后来没销路，早断了货。”
我心里一沉。
“山楂的也没有？”
“山楂是有，”他想了想，“但咱们这儿糖葫芦都是现熬糖现蘸，没那防腐的窍门，存不住。大人若要，小店可以现做，只是得等——糖得熬到火候，明儿个午后可成？”
我松了口气。
“做一串。”我说。
他应了，又殷勤地问要什么糖色、裹不裹芝麻。
我想了想。
“裹。”我说。
次日午后，我如约去取。
糖葫芦用油纸包了三层，外头系着红绳，拎在手里沉甸甸一截。
掌柜亲自送出店门，哈着腰：“大人慢走，下回还来。”
我没告诉他未必有下回。
广聚号到杨宅隔着小半座京城。我没叫轿，一路走回去，油纸包攥在手心，被初夏的太阳晒得微微发热。
进杨宅时，书斋门虚掩。
我推门进去，他在案后批公文，头也不抬。
我把油纸包搁在桌角。
他抬眼。
“买了？”
“嗯。”
他放下笔，慢慢拆开红绳，揭开油纸。
一串糖葫芦卧在纸间，山楂个顶个圆润，糖壳澄黄晶亮，芝麻密密缀在上头。
他看着那串糖葫芦，很久没动。
我没催。
日影从窗格移过桌案，落在他低垂的眼睫上。
他伸出手，轻轻拈起一颗。
糖壳碎了，细小的裂纹从齿痕边蔓延开。
他咀嚼得很慢。
我站在桌边，看着他吃完第一颗，又拈起第二颗。
第三颗时，他忽然停住。
“太甜了。”他说。
声音有一丝哑。
我没说话。
他把剩下半串轻轻放回油纸上，指尖沾着透明的糖渍。
“小时候觉得没这么甜。”他说。
窗外的蝉在叫。
他低头，用帕子慢慢擦拭手指。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
半晌，我开口。
“那下次换个糖少点的。”
他没抬眼。
“……嗯。”
六月底，宫里传出消息：皇帝病了。
起初只是偶感风寒，太医署照例请脉开方，无人当真。过了七八日，皇帝仍不见好，反而添了咳喘之症。
朝堂上暗流涌动。
太子年幼，储位虽定，却从未监国。几位年长亲王各有人望，虽不敢表露，底下人却已开始走动。
杨砚销假入值那日，我在东华门外等他。
他出来时面色如常，只是脚步比往日快些。
“如何？”我问。
他没答，只道：“上轿说。”
轿帘落下，他才开口。
“不是风寒。”他说，“太医不敢明言，我看了脉案——是旧疾。”
我心头一紧。
“什么旧疾？”
他沉默片刻。
“先帝晚年亦患此症。”他顿了顿，“御医说，是心肺之疾，难断根。”
我没说话。
轿子碾过青石板，辘辘声响。
他的声音放得很轻。
“皇帝自己知道。”
七月，皇帝病势时好时坏。
好时能上朝视事，批半个时辰折子；坏时整日卧床，只进些汤药。
太子每日入宫请安，杨砚陪侍在侧。
我依旧办我的案子，只是每逢杨砚入宫那几日，心里便悬着。
七月初九，皇帝召见内阁、司礼监及东宫讲官于乾清宫。
杨砚寅时入内，直至日暮未出。
我在东华门外等到戌时，宫门落锁的铜铃响过三遍，才见他匆匆出来。
他脸色很差，被灯笼映着，眼底泛着青灰。
我不及行礼，扶住他手臂。
他轻轻挣了一下，没挣开。
“皇帝立遗诏了。”他说。
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
我喉头发紧。
他顿了顿。
“太子监国。”
我没问遗诏内容。
他只说了这六个字，我却听懂了底下的千钧之重。
太子监国。
十一岁的孩子，坐上了那张万人垂涎的椅子。
遗诏未发，先立监国。
皇帝在替太子铺路。
也在替自己身后事做最后的了断。
“还有一条。”杨砚说。
他垂下眼。
“皇帝问我：杨伴，朕若去后，你肯不肯替太子守着这江山。”
夜风吹过宫墙，檐角铁马叮当。
我攥紧他手臂。
“你怎么说？”
他没答话。
月光下，他侧脸很静。
半晌，他开口。
“我说：臣会。”
他顿了顿。
“这是臣欠他的。”
八月，皇帝病情稍缓，已能下床走动。
太子监国事暂搁一旁，朝堂又恢复了表面平静。
杨砚却愈发忙了。
皇帝虽好转，内阁与东宫的事却都压在他肩上。他每日寅时入宫，亥时方归，批完东厂的密报，还要看太子的日课。
我曾问他：你教太子什么？
他想了想，说：“教他看账本。”
我愣了一下。
“工部、户部、漕运、盐政——他将来要看天下的账本。”他说，“先帝没教过今上，今上登基头三年，内阁呈上来的折子他一半看不懂。”
他顿了顿。
“我不希望太子也走这条路。”
我看着案上那一摞摞工工整整的日课，忽然想起他治黄河那年。
瘦了二十斤回京，在皇帝面前说“臣不配领这份赏”。
他那时候不会教人看账本。
他现在会了。
八月十五，中秋。
宫里循例赐宴近臣，杨砚去了。
我一个人在东厂值房对月。
子时刚过，他推门进来。
手里拎着个食盒。
“御赐的月饼，”他把食盒搁在案上，“枣泥馅，太甜，你吃。”
我打开食盒。
六枚月饼码得整整齐齐，每枚都刻着“寿”字。
我拈起一枚，咬了一口。
枣泥确实太甜。
他靠在椅背上，阖着眼，月光从窗纸透进来，落在他的眉眼间。
“杨砚。”我咽下那口月饼。
他没睁眼，只轻轻“嗯”了一声。
“太子……”我顿了顿，“像不像今上？”
他沉默片刻。
“不像。”他说，“今上十一岁时，生母孝安皇后薨了，太后不是亲祖母，他在宫里独自熬了三年。”
他睁开眼，望着屋顶房梁。
“太子有太后，有皇帝，还有——”他顿了一下。
他没说完。
我看着他的侧脸。
月光下，他嘴角有一丝很淡的弧度。
不是笑。
是如释重负。
八月底，皇帝下旨，命太子太傅杨砚兼领詹事府事，总揽东宫内外一切庶务。
这是明旨。
也是明示。
满朝文武都看懂了：皇帝在为太子铺最后一程路。
杨砚接旨那日，在乾清宫跪了很久。
出来时，他把那道圣旨交给我。
“收好。”他说。
我接过，触手沉甸甸的。
他顿了顿。
“往后怕还有更多。”
九月，秋汛。
今年的雨水格外多，黄河中游连降暴雨，河南巡抚一日三报，都是告急。
杨砚在灯下看了半夜河图。
第二天早朝，他出班请旨：臣愿往河南督河。
满朝哗然。
他年初刚从山东回来，病根还没断净，又要去黄河？
皇帝沉默良久。
然后说：“准。”
退朝后，我在东华门外等他。
他出来时，面色如常，脚步却比平日慢些。
我没问为什么。
他也没解释。
只是并肩走过长长的宫道，一直走到没人处。
他忽然开口。
“皇帝说，”他顿了顿，“这是朕最后一次放你出京。”
我停下脚步。
他也停了。
秋阳落在他肩头，照出那身蟒袍上细密的磨损。
“他说等太子登基，”他的声音很轻，“你便走不脱了。”
我没应声。
风卷起阶前落叶，沙沙响。
“所以这是最后一次。”他说。
他转过头，看着我。
“周鸣。”
“嗯。”
“你跟我去吗？”
我看着他。
三年了。
从乾清宫跪着擦地的扫帚太监，到东厂腰悬铜牌的掌刑千户。
从“秦恩”到“秦恕”。
从一个人守着满格电的手提电脑，对着雕花房梁发呆——
到如今他站在这里，秋阳照着他的眉眼，问我你跟我去吗。
“去。”我说。
他看着我。
目光很静，像他十五年前站在贡院号舍里，握着那支陌生的毛笔。
像他治完黄河，瘦了二十斤，对着皇帝的赏赐说臣不配。
像他1998年夏天那个午睡，广播里放着歌，他嫌难听，翻了个身。
我忽然笑了笑。
“杨砚。”
“嗯。”
“你欠我的俸禄还没还。”
他愣了一下。
“五两银子的自热火锅，六钱七分的银镯子，”我掰着手指，“还有一串糖葫芦，算你三钱。”
他看着我。
“还欠你什么？”
我想了想。
“那首《相约九八》。”我说，“你上回唱了两句，后头忘了。”
他没说话。
秋阳落在他的侧脸，把他嘴角那一点弯弯的弧度照得很淡。
半晌，他开口。
“来吧，来吧——”
他顿了顿。
“后头忘了。”
我忍不住笑出来。
他也笑了。
那笑容很轻，像九月枝头最后一片叶子，被风一吹，便落了。
但他还是站在这里，站在我面前。
“走吧。”他说。
他转身，往宫门走去。
我跟在他身后，隔着半步。
秋天的高天阔远，宫墙下风很凉。
他的蟒袍下摆拂过青砖，银光一闪。
是那道拉链。
我忽然想起上元节那夜，他穿着半旧青衫，站在鳌山灯下仰头看。
他说他娘缝的流苏，针脚太歪。
他说1998年的广播里那首歌，他嫌难听。
他说自热火锅，好吃吗。
他说我睡午觉，刚躺下，眼前一黑。
连梦都没做一个。
如今他走在我前头，背影依然挺直。
十五年了。
他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
秋风卷起落叶，擦过我们之间那半步距离。
“杨砚。”我忽然开口。
他脚步不停，侧过脸。
我没说什么，只是跟上他的步子。
他收回目光。
我们并肩走出宫门。
九月廿三，黄河秋汛告急。
钦差杨砚率东厂掌刑千户秦恕，启程赴河南督河。
官船自通州码头出发那日，天色灰蒙，细雨如丝。
杨砚站在船头，青衫被风鼓起。
我站在他身侧。
船离岸，码头渐渐远了，通州的城墙也远了。
他将要回那十五年不愿面对的河堤。
我跟着他。
雨丝扑在脸上，凉丝丝的。
他忽然开口。
“周鸣。”
“嗯。”
他望着茫茫的水天交界，没有回头。
“这一回，”他说，“你跟我一起。”
我站在他身侧，望着同一条水天交界线。
雨下得密了。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