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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我撞的是穿越者

共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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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他望了很久。

“我小时候,”他忽然开口,“也骑过我娘肩上看灯。”

我没说话。

“也是鳌山灯。”他指了指,“七层,比这个大。”

他顿了顿。

“我那时候以为,仙人住在上面。”

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我问我娘:仙人会不会飞?她说会。我问她:仙人吃不吃糖葫芦?她说不吃。”

他嘴角弯了一下。

“我问她:那仙人吃什么?她说:吃云彩。”

他顿了顿。

“我说:云彩哪有糖葫芦好吃。”

夜风拂过,灯山上的流苏轻轻晃动。

他看着那流苏,很久没有说话。

“后来我大了,”他说,“她抱不动了。”

他的声音淹没在人潮声里。

我站在他身侧,没有动。

良久,他收回目光。

“走吧。”他说,“前头还有走马灯。”

我跟上他。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

“周鸣。”

“嗯。”

他转过头,看着我。

灯山的流光落在他的眉眼间,把那些经年累月的疲惫都照得很淡。

“你从前说,”他顿了顿,“你穿越来时,在吃自热火锅。”

我点头。

“什么味?”

我想了想。

“不知道,”我说,“刚吃第一口。”

他看着我。

“那你想回去吗?”

我怔了一下。

他问得很轻,像随口一问,又像压了很久。

人潮从我们身侧流过,欢声笑语,鳌山灯璀璨,没有人注意这处小小的驻足。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不想。”我说。

他没有问为什么。

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

“走吧。”他说。

二月初二,龙抬头。

皇帝在这一天颁下登基以来最后一道大赦诏:罪减一等,欠免追偿,十年以上陈案准予翻覆。

周荃不在大赦之列。

太后宫旧人不在大赦之列。

工部、户部、吏部,那些曾经涉入贪墨案、党争案、科场案的罪臣,没有一个被赦。

杨砚捧着诏书从乾清宫出来,在阶下站了很久。

我远远望着他。

早春的风还带着寒气,把他蟒袍下摆掀起一角。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道诏书。

然后折起来,收入袖中。

二月初九,皇帝病情急转直下。

太医署倾巢而出,乾清宫灯火通明三昼夜。内阁辅臣、司礼监秉笔、六部堂官,轮番在殿外候着。

杨砚一直跪在御榻前。

我没有资格入内,只能站在殿外廊下,隔着那道垂落的明黄纱帘。

帘后人影憧憧,看不清哪个是他。

二月十二,子时三刻。

乾清宫的铜钟响了。

钟声沉重,一下,又一下,惊起满宫栖鸦。

我站在廊下,看着那扇门缓缓打开。

司礼监掌印捧着一道明黄圣旨走出,面色如土。他站在阶前,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

身后传来窸窣声,是百官陆续跪下。

我也跪了下去。

明黄纱帘被风卷起一角。

隔着那道掀开的缝隙,我看见了御榻。

皇帝仰卧在榻上,阖着眼,面容平静。他的手搁在身侧,指边还压着一道半开的奏折。

杨砚跪在榻边,低着头。

烛火映着他的侧脸,看不见神情。

他没有哭。

只是长久地、长久地跪在那里。

二月十五,大行皇帝梓宫奉安乾清宫。

太子在灵前即位,年号泰和。

新帝登基第一道圣旨,是追封生母孝端皇后为孝端恭圣皇太后。

第二道圣旨,是尊太后为太皇太后,仍居慈宁宫。

第三道圣旨,是命太子太傅杨砚领顾命大臣衔,入阁,辅政。

杨砚跪在新帝面前接旨。

他叩首,三拜。

起身时,我看见他肩头微微顿了一下。

新帝坐在御座上,那道明黄纱帘已经撤去。

他穿着衮龙袍,腰悬玉带,比上元节那夜又高了一些。

他看着杨砚。

“杨师傅,”他说,“朕往后还能叫您师傅吗?”

殿内百官伏地,无人敢应。

杨砚抬眼。

“臣是陛下之臣。”他说。

新帝沉默片刻。

“知道了。”他说。

三月初一,大行皇帝梓宫奉移山陵。

杨砚扶灵出宫。

我随行在侧,隔着一道宫门的距离,望着他的背影。

他走得很慢。

蟒袍下摆扫过青砖,那道银光偶尔一闪。

是那条拉链。

十五年。

他穿着这条牛仔裤改的中裤,走过贡院的号舍,走过翰林院的槐荫,走过黄河的溃堤,走过乾清宫的烛火。

如今他走在新帝的仪仗里,送那个亲手把他从科举榜末提起来的君王,最后一程。

梓宫出城那日是阴天。

灰云低垂,像压着整座京城。

杨砚站在陵门前,望着那道缓缓闭合的石门。

很久,很久。

他转身。

百官跪送,他没有看。

他走到我身侧。

“走吧。”他说。

我们并肩走下陵阶。

三月里,朝局渐稳。

新帝虽年幼,却极勤勉。杨砚每日寅时入宫,陪他批折子、讲史书、看那些永远看不完的账本。

新帝学得很快。

三月中旬,他批了登基后第一道独立完成的奏折——是河南巡抚请复黄河岁修银两的折子。他在末尾写了八个字:准。河工之事,不得苟且。

杨砚看了那朱批,沉默良久。

后来他告诉我:“那不是大臣拟的批红。”

他顿了顿。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我把那折子的抄本收进木匣,和他从前批过的那些旧折放在一起。

三月廿二,新帝下旨,追赠先帝顾命大臣杨砚三代。

这是殊荣。

杨砚跪着接了,叩首谢恩。

出宫时,他把那道圣旨交给我。

“收好。”他说。

我接过。

他顿了顿。

“和我娘那只镯子放一起。”

四月里,我去了一趟宣武门。

永昌当还在,老掌柜已经不在了。接手的年轻人不认识我,殷勤地问要当什么。

我说不当东西。

我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那半旧的门匾。

1998年,一个七岁的孩子站在这里,把母亲的镯子递上高高的柜台。

他垫着脚。

他攥着那张当票往回跑。

他再也没有赎回来。

如今那镯子静静地躺在杨宅的多宝格里,和布老虎挨在一起。

三十年了。

我把新制的户籍文书也收进木匣。

那是先帝留给我的。

圣旨、路引、良民户籍。一式三份,盖着玉玺。

只差一个日期。

我关上木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