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四月底，杨砚病了。

起初只是咳，他不当回事，照样寅时入宫、戌时方归。后来发起热来，被我堵在东厂值房，硬押回宅中。

太医来看过，开了方子，说只是积劳成疾，静养半月便好。

他躺不住。

第三日便爬起来，要进宫。

“今日东宫——今日御前讲《资治通鉴》。”他系着衣带，“他等了三天。”

我挡在门口。

“他等了三天，”我说，“你再等一日，他也不会怪你。”

他顿了一下。

“我知道。”他说，“他不怪我，我才要去。”

他顿了顿。

“他没怪过我。”

我看着他。

他站在门边，衣带系了一半，垂落在身侧。日光从窗格透进来，照着他眼下的淡青。

他很久没好好睡过了。

从先帝病重到如今，整整四个月。

他没有一日不在撑着。

我让开。

他系好衣带，出门。

那日他讲完《资治通鉴》回来，脸色比走时还差。

我什么都没说，把煎好的药搁在他手边。

他端起来，一口一口喝尽。

五月初，杨砚的病渐渐好了。

新帝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派内官送来一堆补品，又从太医院挑了两个人，专司杨府请脉。

杨砚接了，叩首谢恩。

那日内官走后，他在廊下坐了很久。

暮春的风拂过庭院，杏树枝头已经结了青果。那只布老虎和多宝格里的银镯一起，静静望着他。

我端着茶出来，在他身侧坐下。

他忽然开口。

“你说，”他顿了顿，“我娘要是知道……”

他没说完。

我看着他的侧脸。

半晌，我开口。

“她会很高兴。”我说。

他转过头。

“你儿子，”我说，“现在是大明的顾命大臣、太子太傅、入阁辅政的九千岁。”

我顿了顿。

“他一个人在这边，活了十五年，治了两回黄河，教了两个皇帝。”

我把茶搁在他手边。

“他把他想修的堤，都修好了。”

他望着那杯茶。

日光落在茶汤上，碎成细细的金芒。

他轻轻“嗯”了一声。

五月中，漕运衙门来报，山东运河段去岁所修堤坝固若金汤，今年汛期可保无虞。

杨砚在折子上批了“知道了”，搁下笔。

窗外蝉声初起。

他忽然说：“周鸣。”

“嗯。”

“你的户籍文书，”他顿了顿，“还在匣子里。”

我看着他。

他垂着眼，像在斟酌措辞。

“你打算……什么时候填那个日期？”

我沉默片刻。

“你想我什么时候填？”

他没答话。

蝉声一阵一阵，从杏树枝头传来。

良久，他开口。

“我不知道。”他说。

他的声音很轻。

“我怕耽误你。”

我看着他。

“杨砚。”

他抬眼。

“你1998年，”我说，“考上的是哪所大学？”

他愣了一下。

“……河海大学。”他说，“水利工程系。”

我点点头。

“我2022年，普通二本，”我说，“广告学。”

他没说话。

“我们本来不会认识。”我说，“隔了二十四年，隔了三百七十年，隔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

蝉声停了。

我看着他。

“但你现在站在这里，”我说，“问我什么时候填那张纸。”

他望着我。

“你怕耽误我，”我说，“那你呢？”

他没有回答。

窗外蝉声又起了。

“我怕……”他顿了顿。

他没有说下去。

我等着。

良久，他轻轻叹了口气。

“我怕你填了那个日期，”他说，“就不需要再留在这里了。”

他的声音很轻，像那年上元节唱《相约九八》，只唱了两句。

“我怕你回到你的2022年，”他说，“去吃那盒没吃完的自热火锅。”

他垂下眼。

“然后发现这边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我看着他的侧脸。

日光把他额前几茎碎发照成银白色。

他没有抬头。

我把茶盏从他手边挪开，站起身。

他抬眼。

我弯腰，把那只多宝格打开，取出木匣，放到他面前。

打开。

圣旨、路引、户籍文书，整整齐齐摞着。

我抽出那张户籍文书。

他看着我。

我把文书对折。

再对折。

撕成两半。

他的瞳孔微微收缩。

我继续撕。

四半，八半，十六半。

碎纸从我指间落下，像那年通州码头的初雪。

我把最后一捧纸屑放进他掌心。

“不需要了。”我说。

他低头看着那堆碎屑，很久没有动。

蝉声高一阵低一阵。

他慢慢收拢手指。

纸屑被攥进掌心，细碎的边缘硌着指缝。

他没有松开。

五月底，新帝下旨，命顾命大臣杨砚兼领国史馆总裁，主持修纂先帝实录。

杨砚领旨。

从那天起，他每日又多了一件事。

白日陪新帝批折子、讲经筵，傍晚去国史馆校勘旧档，深夜在东厂值房批密报。

我照例逢五逢十过去，有时帮着归整文书，有时只是坐着。

有一回我半夜醒来，见他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案上烛火将尽，手里还握着那份没批完的密报。

我轻轻抽出密报，放在一边。

他没醒。

月光从窗纸透进来，落在他眉眼间。

他睡着的时候，眉心那道竖纹便淡了。

我看着那张脸。

二十七岁探花，十五年为臣。

他嘴角有一道很浅的弧线，不知梦见了什么。

我轻轻替他拢好披风。

退到榻边，也睡下了。

六月，新帝忽然问起先帝晚年那桩户部贪墨案。

杨砚如实答了。

新帝沉默良久。

“周荃，”他说，“朕的舅舅。”

杨砚没有应声。

“他还在圈禁中？”

“是。”

新帝没有再问。

过了几日，内官传出口谕：赐周荃米面布帛，以奉余年。

仍是圈禁。

仍是国法。

只是添了这一句。

杨砚听说时，正在东厂值房批折子。

他搁下笔，望着窗外，很久没有说话。

傍晚，他忽然开口。

“这孩子，”他说，“比他父亲仁厚。”

我看着他。

他顿了顿。

“也比他自己以为的仁厚。”

七月十五，中元节。

杨砚破例没有入宫。他告了半日假，一个人去了城西。

我跟在后头，隔着几步远。

他没有去别处。

是永昌当旧址。

当铺早已迁走，门匾换了杂货铺的字号。掌柜的是个陌生面孔，殷勤地招呼他进来看。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

日头很烈，蝉声聒噪。

他忽然开口。

“1998年，”他说，“那间当铺。”

他没有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