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东厂的腰牌是铜铸的，正面刻着“掌刑千户”四个字，背面是我的新名字。
秦恕。
恕是杨砚起的。他说从前那个“恩”是旁人随手给的，还回去便是。往后以恕为名，宽恕的恕，饶恕的恕。
我没问他为什么取这个字。
拿到腰牌那日，我去了一趟浣衣局。
不是去找赵氏——她早已出宫嫁人，夫家姓周，开杂货铺的，据说生意不错。
我是去还东西。
原身藏了几件赵氏绣的帕子在铺盖底下，叠得整整齐齐，丝线都褪色了。三年了，我一次也没动过，仿佛留着这些，就对得起那个死去的秦恩似的。
我把帕子交给浣衣局管事嬷嬷，托她转交给赵氏，不必说谁还的，只说是宫里清出来的旧物。
嬷嬷收下时多看了我两眼，没认出我是从前那个扫地的太监。
我穿着东厂的玄色圆领袍，腰悬铜牌，头发束得整整齐齐。别说她认不出，有时候我对镜自照，也觉得陌生。
从浣衣局出来，我在宫门口遇见了杨砚。
他刚从内阁回来，身后跟着两个捧文书的小吏。隔着老远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我快步迎上去，按规矩行礼。
他点点头，让我跟着。
走出宫门上了轿，他才开口。
“去浣衣局了？”
“嗯。”
他没问去做什么，我也没解释。
轿子一路往东，过了棋盘街，拐进一条僻静的巷子。杨砚撩开帘子往外看了一眼，说：“到了。”
这是我头一回进东厂值房以外的宅子。
三进的小院，门脸不起眼，进深却比看起来大得多。前院是书办们当值的地方，人来人往，见杨砚进来纷纷起身行礼。他摆摆手，径自穿过穿堂，走到最后一进。
东梢间是他的私室，我跟着进去，反手带上门。
他在窗边坐下，揉了揉眉心。
“皇帝今日问起你了。”
我心里一紧。
“问什么？”
“问你习不习武。”他顿了顿，“我说你幼时读过两年私塾，武艺一概不会。他听了没说话。”
我沉默片刻。
“他还在疑我？”
杨砚没答。他垂眼，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桌沿——那是他心绪不宁时的习惯。
“他疑的不是你。”他说，“是我。”
窗外日影西斜，将他的侧脸切成明暗两半。
“我举荐你那天，他说我‘十五年不曾开口要人’。”杨砚说，“不是感慨，是提点。”
他转过头，看着我。
“他在告诉我：你有了软肋。”
我喉头发紧。
“那……”
“无妨。”他打断我，“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眼下他要用我，便不会动你。”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听出了底下的分量。
有软肋的人，攥在人手心里。
傍晚，书办们都散值了，院里静下来。杨砚还在批阅东厂的密报，我在旁边帮着归整文书。
炭盆烧得很旺，偶尔爆出一两声脆响。
他忽然开口。
“那帕子，是你原身那个对食宫女的？”
我笔尖顿了一下。
“……是。”
他点点头，没再问。
沉默了一会儿，我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
他抬眼，神色淡淡。
“你从浣衣局出来，眼眶是红的。”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别开脸。
他没追着看，低头继续批他的密报。
窗纸上映着檐角最后一缕残阳，慢慢暗下去。
我攥着笔，盯着面前那页文书，字一个也看不进去。
三年了。
我把原身所有的痕迹都清理干净，唯独那几块帕子，怎么也下不了手扔。
我不知道是在替他守着，还是在替自己守着。
怕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良久，杨砚放下笔。
他没抬头，声音放得很轻。
“我娘去世那年，我七岁。”
我怔住。
他依然垂着眼，看着案上那盏凉透的茶。
“她病了很久，家里能当的都当了。最后一回抓药，我把她陪嫁的那只银镯子拿去当了。”
他顿了顿。
“她说那是外婆留给她的，叫我别当。我说等我长大了挣了钱，再买回来还她。”
“后来呢？”
“后来没来得及。”他说，“她没等到。”
屋里很静。炭火偶尔噼啪一声。
“那只布老虎，”他继续说，“是我五岁那年，她连夜缝的。正月十五看灯，我看中集上卖的虎头帽，她没舍得买。回家翻出几块碎布，对着灯缝了一宿。”
他停了一下。
“针脚不好。她说等我长大了，再给我绣个好的。”
他没再说下去。
我看着他的侧脸，烛火映着眉目，依旧是那副淡漠神情。
只是握着茶盏的手，指节泛白。
窗外起了风，檐角铁马叮当响。
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取“恕”字。
宽恕别人。
也宽恕那个七岁就当掉母亲镯子、再也没能买回来的自己。
“杨砚。”我开口。
他抬眼。
我没喊九千岁。
他也没纠正。
“你的镯子，”我说，“是哪家当铺？”
他怔了一下。
“记不清了。”他说，“快三十年了。”
三十年。
他来这边十五年。他娘去世，是穿越前的事了。
那是上辈子的遗憾。
隔着三百七十年的光阴，隔着再也回不去的那场1998年暑假。
我垂下眼。
“会找到的。”我说。
他没应声。
只是低下头，把凉透的茶一口饮尽。
腊月廿三，小年。
宫里祭灶，皇帝赐宴近臣。杨砚去了，我在东厂值房候着。
亥时刚过，他回来了。
带着一身寒气，面色如常。只是进门时脚步比往日重些。
我接过他的斗篷，抖落上头细碎的雪沫。他坐在炭盆边，一动不动，半晌没说话。
我没问。
添了茶，搁在他手边，退到一旁继续归整文书。
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开口。
“皇帝今日问我，太子太傅的任命，何时去东宫授课。”
我停笔。
“你怎么说？”
“我说开春。”他声音有些涩，“太子年幼，不必操之过急。”
他顿了顿。
“皇帝没说话。”
我明白这个沉默的分量。
东宫之位，从不是学问之争。
是命。
“杨砚。”我搁下笔。
他抬眼。
我想说很多。想说你不必为我押上这条命，想说太子太傅是万人争的位子也是万人盯着的位置，想说朝堂上多少双眼睛在等你行差踏错。
话到嘴边，变成一句。
“布老虎，我能看看吗？”
他愣了一下。
半晌，他起身走向那架多宝格。
从最底层取出那只巴掌大的布老虎，递给我。
虎头虎脑，金线绣的“王”字歪歪扭扭。针脚确实粗糙，有几处还露了线头。
我用指腹轻轻抚过那歪斜的王字。
想像三十多年前的某个深夜，一个年轻的母亲坐在灯下，就着碎布和针线，给儿子缝他想要的那只虎。
她一定很困了。
也许缝错了线，拆了重来。
也许被针扎了手指，悄悄吮去血珠。
她不知道儿子会长大，会考上大学，会在一场午睡里穿去另一个时代。
会在这陌生的王朝，独自走过十五年。
会把她缝的那只布老虎，从1998年带到万历四十七年。
她的针脚那么笨拙。
他却带了三十多年。
我把布老虎轻轻放回他掌心。
“你娘的手艺，”我说，“挺好的。”
他低头看着那只虎。
烛火里，他的侧影很久没有动。
窗外雪又下大了。
腊月二十九，皇帝下旨，命太子太傅杨砚于开春后入东宫讲学。
同日，东厂掌刑千户秦恕奉旨查办户部贪墨案。
这是我接手的第一个大案。
杨砚把卷宗推到我面前时，只说了三个字。
“小心点。”
我翻开扉页。
涉案名单第一行，工部侍郎周荃。
这人我听说过。太子生母孝端皇后的堂弟，皇帝的小舅子。
我抬起头。
杨砚看着我。
“怕吗？”
我攥着卷宗边缘，想起乾清宫那道砖缝里的冰碴。
想起三年跪在地上擦过的每一块金砖。
想起那句脱口而出的“臣只是怕死”。
我把卷宗合上。
“怕。”我说。
他没说话。
“但你把我从乾清宫带出来，”我站起身，“不是让我继续怕的。”
他抬眼，目光落在我脸上。
窗外正是黄昏。夕阳将窗棂的影子拉得很长，一道一道，落在他身侧。
我攥着那卷沉甸甸的卷宗。
“杨砚。”
“嗯。”
“等我办完这个案子——”
我顿了顿。
“回来再听你说。”
他没问听他说什么。
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