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三月下旬，漕运衙门送来急报。
山东运河段多处淤塞，四百余艘粮船滞留在济宁以北，再不开闸，京城的夏粮就要断档。
皇帝在早朝上发了火，户部尚书跪着不敢抬头，工部侍郎周荃刚被圈禁，剩下的人推来让去，没一个敢接这烫手山芋。
杨砚站在文臣班列首位，垂着眼，一动不动。
退朝后，司礼监秉笔追出来。
“九千岁，陛下请您乾清宫议事。”
他点点头，随内官去了。
我站在东华门外等他。春日的风裹着柳絮，扑在脸上痒酥酥的。
足足一个时辰，他才出来。
面色如常，只是走出宫门时脚步顿了一下。
我迎上去。
他没等我问，开口说：“山东运河，我领衔去治。”
我喉头一紧。
“你不是说过，”我顿了顿，“再也不治河了？”
他没答话。
轿子来了，他掀帘进去，我跟在后头。一路沉默。
回到杨宅，他把蟒袍换下，穿回那身半旧青衫，在廊下坐了很久。
杏花已经谢了，枝头冒出细小的青果。
我站在他身后，没有催。
日落时分，他开口。
“今日在乾清宫，皇帝问我：杨伴，你知道为什么是你？”
我没应声。
他自顾说下去。
“我说臣知道。因为臣治过黄河，熟悉河工事务。因为臣是东厂提督，可调山东地方人马配合。因为朝中无人愿接，臣接，可收拢人心。”
他顿了顿。
“皇帝说，这些都对。”
他抬起眼，望着天边最后一抹霞光。
“还有一条。皇帝没说，但我知道。”
他的声音很轻。
“他想看看，我肯为这个江山做到哪一步。”
晚风拂过廊下，卷起他衣角。
我看着他侧脸，想说什么，却觉得所有话都很轻。
半晌，我问：“何时启程？”
“后日。”他说，“漕运等不得。”
我点头。
他转头看我。
“你留在京城。”他说，“户部案子刚结，还有些收尾事宜，旁人办我不放心。”
我没应声。
他顿了一下。
“周鸣。”
我抬眼。
他看着我，目光很静。
“我会回来。”
我站在廊下，攥紧袖口。
“……我知道。”
启程那日是个阴天。
我送他到通州码头。漕运总督、山东巡抚、沿途州县官员黑压压站了一片，等着给九千岁请安。
他穿着那身半旧青衫，没要任何人跟随，独自上了官船。
船头将要离岸时，他忽然回头。
隔着攒动的人头，隔着码头的喧嚣，他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我脸上。
他只停了一瞬。
然后转身，进了船舱。
官船缓缓离岸，檐角挂的铜铃被风吹得轻轻作响。
我站在码头上，望着那船越来越远，变成天水间一个模糊的黑点。
四月，山东运河工地的第一封奏报抵京。
杨砚到济宁后三日，便下到河堤。他在奏疏里写：臣勘得孙家渡、徐家口两处淤塞最甚，已调集民夫三千，昼夜疏浚。
皇帝朱批：知道了，卿宜保重。
我把邸报看了三遍，折好收进袖中。
四月十五，第二封奏报。
孙家渡合龙在即，杨砚却在堤上发了旧疾。随行医官说是风寒入骨，需静养半月。
他只在奏疏末尾提了一句：臣已服药，不日可愈，伏望圣怀勿虑。
皇帝朱批：朕岂能不虑。
我攥着邸报，指节泛白。
当晚我去了乾清宫，求见皇帝。
他在批折子，头也不抬。
“你来何事？”
我跪下。
“臣请旨赴山东，协理河工事务。”
皇帝笔尖顿了一下。
“杨砚派你来的？”
“不是。”我说，“是臣自己请旨。”
皇帝搁下笔，抬起眼看我。
那目光很淡，像在看一件有趣的事。
“你去山东，能做什么？”
我沉默片刻。
“臣可替他看着账目。”我说，“河工开销巨大，历年皆有贪墨。臣办过户部案，知道银钱流向何处。”
皇帝没说话。
半晌，他道：“你是怕他死在堤上。”
我叩首，没答话。
皇帝看着我，慢慢靠回椅背。
“他十五年前治黄河，”皇帝说，“瘦了二十斤回京，在朕面前只说了一句话。”
他顿了顿。
“他说：臣不配领这份赏。”
烛火摇曳。
皇帝的声音很轻。
“朕那时便知道，他不会再去了。”
他看着我。
“如今他去了。你知道为什么？”
我伏在地上，喉咙发紧。
“臣……”
“朕告诉你。”皇帝打断我，“他不是为朕去的，也不是为这江山去的。”
他顿了顿。
“他是为你去的。”
我抬起头。
皇帝垂着眼，看着案上那盏孤灯。
“他怕将来护不住你，”皇帝说，“所以趁还护得住，把这江山再稳一稳。”
“他替朕治河，替朕收人心，替朕把这千疮百孔的朝廷再缝补几年——都是为将来你能平安活着。”
皇帝收回目光，落在我脸上。
“秦恕。”
“臣在。”
“你去吧。”他说，“别死在外头。”
四月底，我抵达济宁。
运河工地在城北二十里，沿堤扎满窝棚。民夫们赤着脚在泥水里奔走，号子声震天。
我踩着泥泞找到杨砚时，他正蹲在堤口，手里捏着一块土，对着河图说话。
围着他的官员们见我一身东厂服饰，纷纷让开。
他抬起头。
隔着几步泥泞，隔着满堤嘈杂的人声，他看着我。
没问你怎么来了，没问谁准你来的。
他只是慢慢站起身，把手里的土块放下。
“路上走了几天？”他问。
“八天。”我说。
他点点头。
“瘦了。”
我没应声。
他转头对那圈官员道：“今日先到这里，孙家渡合龙方案明日再议。”
官员们面面相觑，识趣地散了。
他转过身，朝堤下窝棚走去。
我跟在后头。
他的步子比从前慢。背影依旧挺直，但肩胛骨隔着青衫支楞着，薄得像一片纸。
进了窝棚，他弯腰倒水。
我接过茶壶，把他按在椅上。
他看着我，没挣扎。
我把水递到他手里。
“风寒入骨，”我说，“静养半月。你养了几天？”
他顿了一下。
“……五天。”
我没说话。
他低头喝水，不再辩解。
窝棚里很暗，只一盏油灯，火苗被风从门缝灌进来，吹得摇摇晃晃。
他喝完了水，把碗搁下。
“你不该来。”
我没应声。
他抬起眼。
“这里不是京城。河工随时可能溃口，瘟疫、民变、山洪——”
“我知道。”我说。
他顿住。
我看着他的眼睛。
“杨砚，”我说，“我不是来给你添累赘的。”
灯焰跳了一下。
他沉默良久。
然后他轻轻叹了口气。
“我知道。”他说。
五月初三，孙家渡合龙。
我站在堤上，看着最后一车土石倾入决口。浑浊的河水被逼退，顺着新开的河道缓缓东去。
民夫们欢呼着跪了一地，朝着堤上那个青衫身影叩头。
杨砚站在我身侧，望着那道崭新的长堤，很久没有说话。
他眼底没有笑意。
只有如释重负的、沉沉的平静。
当夜，他在窝棚里写奏报。
我替他研墨。
窗外蛙声阵阵，夏夜的潮气从门缝漫进来。他写几行便咳一声，笔尖始终很稳。
墨研好了，我搁下墨锭。
“杨砚。”
“嗯。”
“你从前说，治黄河那年，看着人死在堤上，不知道怎么面对。”
他笔尖顿了一下。
“现在呢？”
他没有立刻回答。
窗外的蛙鸣忽然停了。夜风穿过窝棚，将灯焰压得很低。
“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说。
他搁下笔。
“但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人来过了。”
他望着窗外那道在月光下静静横卧的长堤。
“不是皇帝，不是朝廷。是有人记得这里发过洪水，淹过田地，死过人。”
他的声音很轻。
“那个人来过了。他把堤修好了。往后几十年，这里不会再发洪水。”
他顿了顿。
“这样就好。”
我听着。
灯焰又跳了一下，在他侧脸投下细碎的影子。
“他们会记住吗？”我问。
他想了想。
“也许不会。”他说，“记不住也无妨。”
他低头，继续写那道写了一半的奏报。
“堤在就好。”
五月底，山东河工告竣。
杨砚奉旨回京复命，我随行。
官船沿运河北上，两岸新插的柳枝已经抽出细嫩的绿芽。河堤上偶尔有农人驻足，望着官船指指点点。他们不知道船上坐的是谁。
回京那日是个晴天。
船抵通州码头时，岸边站着一个人。
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捧着圣旨。
杨砚下船，整衣，跪接。
圣旨只有一句话：九千岁督河有功，着赐休沐半月，不必入宫谢恩。
他叩首谢恩。
起身时，我看见他嘴角弯了一下。
“皇帝知道我不想入宫。”他说。
我没应声。
回杨宅的路上，他靠着轿壁，阖眼睡着了。
我看着他眼底的淡青，没有叫醒。
六月，京城入了暑。
杨砚仍在休沐，其实一天也没闲着。东厂的密报照批，内阁的公文照看，只是把地点从值房挪到了自家书斋。
我照例逢五逢十过去，有时帮着归整文书，有时只是坐着。
某日午后，暑气蒸腾，蝉声聒噪。
他批完最后一份公文，搁笔，靠上椅背。
“周鸣。”
我抬眼。
他看着窗外那株结了青果的杏树，忽然说：
“1998年那会儿，我家巷口有个卖糖葫芦的。”
我没接话。
“三毛钱一串，山楂的。我娘每次接我放学，都给买。”
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她说等以后有钱了，给我买十串。”
蝉声忽然停了。
窗外的日影移过门槛，落在青砖地上，一寸一寸。
他没有说后来。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后来他娘没等到他有钱。
后来他穿到这里，在贡院号舍里醒过来，手里握着一支毛笔。
他再也没有吃过糖葫芦。
我从椅上站起来。
他抬眼。
“我去买。”我说。
他愣了一下。
“前门有家铺子，”我说，“南货，也卖零嘴。应该有。”
我顿了顿。
“山楂的。”
他看着我。
日影里，他的神情看不太清。
良久，他轻轻“嗯”了一声。
我转身出门。
走到院中时，身后传来他的声音。
“周鸣。”
我停步，回头。
他站在书斋门口，望着我。
午后的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把那些经年累月的疲惫都照得很淡。
“不用十串。”他说。
他顿了一下。
“一串就好。”
我望着他，忽然笑了笑。
“知道了。”
推开院门时，我听见身后蝉声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