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我知道他在找什么。

三十年前那个柜台，那个垫着脚递上镯子的孩子，那句“等我长大了挣了钱，再买回来还她”。

我走到他身侧。

“找不到了。”他说。

声音很轻。

我望着那间杂货铺。

“你找到了。”我说。

他转过头。

“镯子。”我说，“你找到了。”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蝉声忽然停了。

半晌，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嗯。”他说。

八月初，新帝下旨，明年开春行大婚。

杨砚带着礼部拟的名单入宫，与太后——太皇太后——商议人选。

从慈宁宫出来时，天已擦黑。

他站在宫阶上，望着西边最后一抹霞光。

“他长大了。”他说。

我听出他话底下的意思。

九年之约，已过其一。

还有八年。

他要把这个孩子教成明君。

然后呢？

他没有说过。

我也没有问。

八月十五，中秋。

新帝在宫中赐宴近臣。杨砚去了，戌时归来，面色如常。

我照例在东厂值房等他。

他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个食盒。

“御赐的月饼，”他把食盒搁在案上，“枣泥馅，太甜。”

他顿了顿。

“还是你吃。”

我打开食盒。

六枚月饼码得整整齐齐，每一枚都刻着“泰和”二字。

我拈起一枚，咬了一口。

枣泥确实太甜。

他靠在椅背上，阖着眼。

窗外月光明亮，落在他的眉眼间。

“杨砚。”我咽下那口月饼。

他没睁眼，轻轻“嗯”了一声。

“明年中秋，”我说，“还吃枣泥馅。”

他顿了一下。

嘴角弯起一点弧度。

“……嗯。”

九月，杨砚病了第二回。

这回不比上回。太医署换了三个方子，烧才慢慢退下去。

新帝派内官来问了三次，最后一次差点亲自出宫。

杨砚撑着病体写了折子，说臣已愈，陛下勿念。

搁笔时手还在抖。

我站在旁边看着，没有拦他。

他写完，把折子交给内官。

然后靠回枕上，阖上眼。

屋里很静。

我坐在床边，没有走。

良久，他开口。

“周鸣。”

“嗯。”

他睁着眼，望着房梁。

“你怕不怕，”他顿了顿，“我熬不过那八年？”

我看着他。

“不怕。”我说。

他转过头。

“你死了，”我说，“我就在你碑上刻‘九千岁杨砚之墓’。”

他愣了一下。

“底下刻一行小字，”我继续说，“此人欠我五两银子，一串糖葫芦，一首没唱完的歌。”

他看着我。

半晌，他嘴角动了动。

“《相约九八》。”他说。

“嗯。”

他望着房梁，轻轻开口。

“来吧来吧，相约九八。

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

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

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

他的声音很轻，像那年上元节的鳌山灯。

他把整首歌唱完了。

最后一个音节落下，屋里很静。

他没有看我。

我也没有说话。

窗外起了风，吹动窗纸沙沙响。

“唱完了。”他说。

“嗯。”我说。

十月初，杨砚病愈。

他照常入宫、批折子、修实录。

只是不再熬到深夜。每日戌时必归，亥时必寝。

太医说这是臣子的本分。

我知道不是。

他只是在学着活得更久一点。

腊月里，新帝大婚的筹备到了最忙的时候。

杨砚几乎脚不沾地，礼部、工部、司礼监三头跑。

我在东厂值房替他收着各处来的密报，隔两日往他宅里送一次。

某日送完文书，他没有立刻让我走。

他站在书斋窗前，望着院中那株光秃秃的杏树。

“明年，”他忽然开口，“该结杏子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枝桠交错，落尽了叶子，在北风里轻轻摇晃。

“你不是说，”我顿了顿，“这是观赏杏，不结果？”

他顿了一下。

“……是吗。”

他没再说话。

我站在他身后，望着他的侧脸。

窗棂的影子落在他眉眼间，一道一道。

他忘了。

从山东回来后，他就开始忘这些琐事。

河工数据记得一清二楚，太子的日课批得仔仔细细，哪年哪月哪道折子批了什么朱批，他随口就能道来。

但这株杏树不结果，他忘了。

那只布老虎放在多宝格第几层，他有时要找很久。

昨日晚膳吃了什么，他要想一想才能答。

他太累了。

十五年了。

他把每一分心力都榨出来，填进这江河日下的王朝，填进两个皇帝的人生，填进每一道堤坝、每一笔账目、每一个深夜批不完的奏疏。

他忘了给自己留一点。

“杨砚。”我开口。

他转过头。

“明年，”我说，“换一株结果的。”

他看着我。

半晌，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好。”

泰和二年，正月初一。

新帝御太和殿，受百官朝贺。

杨砚站在文臣班列首位，蟒朝服，梁冠，腰悬玉带。

我站在殿外远远望着。

隔着重重人影，隔着三百七十年的光阴。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扎根太深的树。

礼毕，百官退朝。

他走出太和门，在阶下停住脚步。

我迎上去。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早春的风还带着寒气，拂过他朝服的衣角。

“回家？”我问。

他顿了一下。

“……嗯。”

我们并肩走过长长的御道，走过东华门，走过棋盘街，走过那株待换的杏树。

推开宅门时，正午的日头落满了庭院。

多宝格上的布老虎静静望着我们。

银镯子挨着它，在日光下泛着柔润的旧光。

他在廊下站定。

我站在他身侧。

他忽然开口。

“周鸣。”

“嗯。”

他望着那株杏树。

“明年，”他说，“真的会结果吗？”

我看着他侧脸。

“会。”我说。

他没有回头。

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

春去秋来。

泰和二年的夏天，杨砚主持修完了先帝实录。

他把最后一批稿本呈送御前，新帝翻阅良久，只问了一句话。

“杨师傅，”他说，“皇阿玛在位二十三年，最难的，是哪一年？”

杨砚沉默片刻。

“万历四十七年。”他说。

新帝等着他往下说。

“那一年黄河决口，河南、山东、北直隶，三百里泽国。”他的声音很平，“先帝减膳三月，捐内帑二十万两赈灾。”

他顿了顿。

“那一年臣初入翰林，先帝问臣：杨伴，你可治过河？”

他没有说后来。

新帝也没有问。

那一年杨砚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