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黄河在秋雨里是浑浊的赭色。

我们抵达开封时，河水已漫过马村堤，淹了三十里河滩地。幸而人撤得早，只冲垮几间空屋，没有伤亡。

杨砚下了船便直奔堤上。

我跟着他，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浆，深一脚浅一脚。

河堤上窝棚连成一片，河工们缩在棚檐下避雨，见有人来，稀稀拉拉起身。有人认出了他。

“是……是那年那个杨大人！”

不知谁喊了一声。棚下骚动起来，几个老河工拨开人群，直愣愣看着他。

杨砚站在雨里，青衫湿透，贴在身上。

他没说话。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河工颤巍巍跪下。

“杨大人，”他嗓子哑得像破锣，“您来了。”

杨砚弯腰扶他。

“起来。”

老人不肯起，仰着头看他，浑浊的眼眶里汪着水，不知是雨是泪。

“那年孙家渡，”他说，“俺爹就是跟您合的龙。俺爹临死还念叨，说杨大人是个好人。”

雨声里，他的声音断断续续。

“俺爹说，您走的时候哭了。”

杨砚没有否认。

他扶着老人的手臂，慢慢把人拉起来。

“堤在就好。”他说。

还是那句话。

老人抹了把脸，佝偻着背，朝他深深作揖。

杨砚侧身让了半寸，终究没让开。

雨还在下。

他站在那里，河风把他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那些围拢过来的河工，看着他们脸上那种复杂的、近乎虔诚的神情。

他十五年前不想面对的东西，如今接住了。

九月廿七，雨停。

杨砚带着河图下到最险的坝口，一待就是三个时辰。

我站在堤上等他，腿站麻了也不敢挪窝。

他不让我跟下去。

不是怕我涉险。

是怕他自己分心。

日头西斜时，他从坝口上来，浑身泥浆，脸色白得吓人。

我没说话，把披风递过去。

他接过来，没披，搭在臂上。

“明日起筑挑水坝，”他说，“工期二十天。”

我看着他。

“你只有二十天。”

他顿了一下。

“够了。”

那天夜里，他在窝棚里对着河图画到子时。

我熬了一壶姜汤，搁在他手边。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烫着了，轻轻皱眉。

我在他对面坐下。

“杨砚。”

“嗯。”

“你在通州码头说，”我顿了顿，“这一回，我跟你一起。”

他抬眼。

“你想下去？”他问。

“是。”

他看着我，良久。

“挑水坝的第三号桩位，”他说，“需要在坝脚守夜，观测水势。每两个时辰报一次数。”

他顿了顿。

“那里离溃口最近，一旦复决，跑不及。”

我说：“我去。”

他没再劝。

只是低下头，在河图上那个位置画了一个圈。

“每两个时辰，”他说，“派人回来报一声。”

“好。”

“若水势突变，立刻撤。”

“好。”

“若——”他停了一下。

他搁下笔，看着那盏摇曳的油灯。

“若有什么，”他说，“你要活着回来。”

我望着他。

灯焰在他眼底跳动，像那年上元节的鳌山灯，明明灭灭。

“好。”我说。

九月廿九，挑水坝动工。

我被分在第三号桩位，和五个老河工一起守夜。

头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夜也无事。

第三夜，丑时三刻，水势忽然变了。

我趴在坝脚，手按在湿冷的木桩上，能感觉到河底传来沉闷的震颤。

那是上游来大水的征兆。

“撤！”我冲那几个老河工喊，“快撤！”

他们刚爬上坝顶，河水便漫过了桩基。

我抱着最后一根水尺往坡上跑，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泥里。

河水灌进口鼻。

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是杨砚的声音。

他从坝顶冲下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从泥水里拖出来。

我们滚在坝坡上，浑身是泥，雨水和河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他喘着粗气，额发贴在脸上，眼底是压不住的惊惶。

“我没事。”我说。

他没应声，攥着我胳膊的手还在发抖。

我轻轻挣了一下。

他这才松开。

那晚大水涨了三尺，挑水坝稳住了。

杨砚在坝口站到天亮，浑身的泥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我没再劝他回去。

十月十六，挑水坝合龙。

比预计工期提前四天。

合龙那刻，杨砚站在坝顶，看着最后一方土石倾入缺口。

他没有笑。

只是长久地、长久地望着那道终于驯服的长堤。

然后他转过身。

河工们跪了一地。

那个白发老河工跪在最前头，额头抵着泥地，肩膀一耸一耸。

杨砚走过去，弯腰扶他。

“堤在就好。”他说。

老人抬起头，满脸是泪。

“杨大人，”他哭着说，“您往后还来不来了？”

杨砚没答话。

他抬起眼，望着这三十里重归平静的河滩。

秋阳落在他的侧脸，照出那些经年累月刻下的细纹。

“不来了。”他说。

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说给自己听。

“这是最后一回。”

十月廿二，河南河工告竣。

杨砚上表请旨回京，皇帝批复：速归。

离开开封那日是个大晴天。

官船离岸时，码头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那些河工、民夫、沿岸的百姓，没有谁组织，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望着船上那道青衫身影。

杨砚站在船头，没有回头。

船行半日，他才开口。

“你问我，”他说，“从前治黄河，看着人死在堤上，不知道怎么面对。”

我看着他。

“后来我知道了。”

他望着船舱外茫茫的水色。

“不用面对。”他说，“把堤修好就行。”

他没再说下去。

我也没有问。

船过山东时，两岸新柳已经枯黄，在秋风里瑟瑟摇曳。

他忽然指着远处一处堤坝。

“那是孙家渡。”

我顺着望去。

长堤静卧，柳树成行。

没有洪水，没有溃口，没有三年前那些死在堤上的人。

只有一道沉默的长堤，守着这片再也不会被淹没的土地。

他望着那道堤，很久没有说话。

十一月初三，船抵通州。

京城的初雪刚刚落下，码头青石板上积了薄薄一层白。

岸上站着一个人。

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手里捧着明黄的圣旨。

杨砚下船，整衣，跪接。

圣旨只有一句话：九千岁督河有功，着即入宫，太子问学甚勤，日夜盼师。

他叩首谢恩。

起身时，我见他嘴角弯了一下。

“太子会说这种话，”他说，“定是皇帝教的。”

我没应声。

他拢了拢披风，往城内走去。

我跟在后头，踩着薄雪。

靴底压过雪面，咯吱咯吱响。

他忽然停下脚步。

“周鸣。”

“嗯。”

他转过头，看着我。

初雪落在他眉间，化成细细的水痕。

“今年的糖葫芦，”他说，“换一家买。”

我愣了一下。

他顿了顿。

“太甜了。”

雪落无声。

我望着他，忽然笑了笑。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