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寒驿路

一月十九日早晨，天还浸在墨里，连窗纸都没透进半分亮，张妈就端着烛台进了西厢房。她见我已经起身，青布衫的纽子扣得齐整，头发也用桃木梳篦得顺顺当当——这天我要离开林府，赶卯时头班过巷口的马车，那车六点整会从院门口经过。她进来前半个时辰，我就醒了。一轮残月正往西边沉，清辉从床边窄窄的窗棂溜进来，在青砖地上铺了层薄霜似的白。我借着这光洗了脸，水冰得指尖发麻，又摸黑穿好衣裳。

保育室里，张妈已经生了炭盆，这会儿正弯腰给我热粥。孩子但凡想到要出门，多半兴奋得吃不下东西，我也是这样。张妈把青瓷碗往矮凳上一搁，舀了勺热粥递到我嘴边：“阿蘅小姐，多少吃两口，路远着呢。”我摇摇头，她没法子，只得拿油纸包了几块酥饼，塞进我棉袄兜里：“路上饿了垫垫，是昨儿特意炕的，放了芝麻。”

随后她帮我穿上长棉袍，戴上宽檐帽，自己也用蓝布巾裹紧了头，俩人悄没声儿地出了保育室。经过林太太卧房时，棉门帘里透出点微光，张妈停住脚问：“要进去跟太太道声再见吗？”

“算了吧，张妈。”我低头捻着袖口的补丁，“昨天晚上你下楼用晚饭时，她走到我床边，说今早不必打搅她和静姝小姐、婉如小姐了，还让我记着，她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往后要总念着她的好，对她感激不尽。”

“那你咋回的，阿蘅小姐？”

“我啥也没说，就扯过床单蒙住脸，转过身对着墙。”

“这就不对了呀。”

“我没做错。你家太太从来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对头。”

“阿蘅小姐！可不敢这么说！”

“再见了，林府！”我跨过大厅门槛时，低低说了这句。

月亮早沉了，天空黑得像泼了墨。张妈手里的烛火在风里晃，照亮刚化冻的台阶和湿漉漉的砂石路，寒气裹着潮气往骨头缝里钻。我攥紧棉袍下摆快步走，牙齿还是打颤。看门人的卧房亮着灯，他婆娘正蹲在灶前捅火。我那口小木箱头天晚上就搬下楼了，用麻绳捆得结实，摆在门边。这时离六点还差几分，忽听院外钟敲了六下，远处传来马车轱辘声，一下下碾过冻土，越来越近。我扒着门缝瞧，两盏马灯的光冲破黑暗，像两只探路的眼睛，慢慢靠过来。

“这姑娘自个儿走？”门房婆娘直起腰，往我这边瞅了一眼。

“嗯。”张妈应着，往我手里塞了个暖手炉。

“多远？”

“五十里地。”

“啧啧，这么远！林太太也真放得下心，让这么小的姑娘自个儿走，半点儿不担惊。”

马车在大门口停住，四匹马拉着车厢，车顶上挤满了乘客。车夫和跟车的扯着嗓子催：“快点快点！”我的箱子被递上去，我正搂着张妈的脖子蹭，被跟车的一把拉开——方才我还贴着她的棉袄，闻着皂角和炭火混在一起的味儿。

“您多照应着点她！”张妈朝那人喊，声音有点发颤。

“晓得了晓得了！”他应着，把我提起来塞进车厢。车门“哐当”关上，车夫一声吆喝，鞭子甩得脆响，我们便上路了。就这么别了张妈，别了林府，像被一阵风卷着，往那陌生的、当时瞧着又远又神秘的地方去。

一路的光景，我记不太清了，只觉那天长得没有尽头，仿佛走了几百里。马车过了好几个镇，在一个大镇停下，车夫卸了马，让乘客们下去吃晌饭。跟车的把我带进一家客栈，要我多少吃点中饭，我实在没胃口，他便撇下我，自个儿去隔壁桌喝酒了。我被留在一间空荡荡的大堂里，两头各摆着个炭盆，火苗舔着木炭噼啪响；天花板上吊着盏琉璃灯，玻璃片在光下晃；高高的墙上嵌着个红漆小柜，里头摆着些胡琴、笛子，还有个蒙着布的三弦。我在屋里来回走，心里发慌，总怕有拐子进来——张妈从前在保育室的炭盆边，常讲些拐孩子的故事，说他们专挑没人管的小姑娘，拐去山里就再也找不着了。护车人总算回来了，我又被塞进马车，他跳上驭座，吹起闷沉沉的唢呐，车子叮叮当当地碾过乌镇的石板路。

下午天阴得发沉，起了雾，像浸了水的棉絮，把田埂、树木都裹得模模糊糊。白昼慢慢融进黄昏时，我才真觉离林府远了——再也没见过镇口的牌坊，路边的田埂也换成了土坡，远处立着灰扑扑的山。暮色浓得化不开时，马车驶进一个山谷，两旁是黑黢黢的林子。夜全黑透了，风穿过树缝，呜呜地像哭，倒像支催眠曲，我头一歪就睡着了。没睡多久，马车猛地停了，我惊醒过来。车门开着，一个穿青布衫的妇人站在门边，借着车灯的光，能看清她鬓角的碎发和袖口的补丁。

“有个叫阿蘅的姑娘吗？”她问。我应了声“在”，就被她抱了下去，箱子也卸了下来。马车“得得”地驶远了，轮声在山谷里荡了好一会儿才散。

久坐的缘故，我浑身僵得像块木头，马车的颠簸还在脑子里晃。定了定神，才觉雨丝飘在脸上，风刮得紧，四下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隐约瞅见前头有堵墙，墙上开着扇木门，那妇人领我进去，“咔哒”锁了门。这时才看清，墙里头是好大一片房子，铺得横七竖八，好些窗里亮着灯，像撒在黑地里的星子。我们踩着水沫飞溅的石子路往里走，过了两重门，她带我穿过一条过道，进了间生着炭火的屋子，说了句“你在这儿等”，就转身走了。

我站在炭盆边烘冻僵的手指，抬眼打量这屋子。没点蜡烛，炭盆里的火光忽明忽暗，照见糊着米墙纸的墙、地上的粗毛地毯、窗边的绛色帘子，还有靠墙摆着的红木桌椅。这该是间花厅，虽说不如林府的花厅宽敞堂皇，却透着股暖融融的气。我正盯着墙上一幅《寒江独钓图》发呆——猜那钓鱼的人会不会冷，门帘掀开了，一个人提着灯进来，后头跟着另一个。

先进来的是个高个子女人，黑头发在脑后挽成圆髻，簪着支玉簪；黑眼睛亮得像浸了水，额头又白又宽。她半个身子裹在紫绒披巾里，神情端凝，背挺得笔直。

“这么小的孩子，哪能让她自个儿来。”她说着，把灯放在桌上，细细打量了我一两分钟，又问，“累了吧？”手轻轻搭在我肩上，指尖温温的。

“有、有点累，太太。”

“定是饿了。米姐，带她去吃点东西再睡。”她又转向我，“头回离开家里来学堂？”

我摇摇头，说爹娘在我记事之前就没了。她问了爹娘走了多久，我几岁，叫什么名字，会不会认字、做针线，末了用食指轻轻碰了碰我脸颊，说“但愿是个懂事的”，便让米姐带我走。

刚离开的那位小姐，看着约莫二十九岁；跟我走的这位米姐，比她略小几岁。前者的声音、眼神，都在我心里刻得深；米姐却瞧着平平，脸红红的，总像脚不沾地地忙，走路带风，仿佛手里总有做不完的事。后来我才知道，她果然是助教。她领着我在一栋七拐八弯的楼里走，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一条又一条过道，到处都静悄悄的，静得有些发凄。忽然听见嗡嗡的人声，转过一个拐角，就进了间又阔又长的屋子。两头各摆着两张大木板桌，每张桌上点着两支蜡烛，一群姑娘围着桌子坐在长凳上，年纪从九岁、十岁到二十岁不等。昏黄的烛光里，她们瞧着多得数不清，其实细数下来，也超不过八十个。她们都穿着灰布褂子，系着长长的白麻布围涎。这时正是念书的时候，我听见的嗡嗡声，是她们在小声默记第二天的功课。

米姐示意我坐在门边的长凳上，自己走到屋子那头，扬声说：“班长们，收好书本，放到一边去！”

四个高个子姑娘从各张桌子旁站起来，挨个儿收了书，摞得整整齐齐。米姐又喊：“班长们，去端晚饭盘子！”

她们走出去，很快回来了，每人端着个大盘子，盘子里是切成小块的糙米饼，中间摆着个瓦罐水，还有一只粗瓷大碗。饼和水分发下来，想喝水的就舀一碗，那大碗是大伙儿共用的。轮到我时，实在渴得厉害，喝了两口水，却没碰饼——又激动又累，胃里沉甸甸的，实在咽不下。不过我看清楚了，那饼薄薄的，是用糙米做的，平均分成了好几小块。

吃完饭，米姐念了段祷告——求老天爷保佑夜里别冷，姑娘们都平安——各班就排着队，成双成对地上了楼梯。这时我已经累得眼皮都抬不动，几乎没注意到寝室的模样，只看清它像教室一样长。今晚我同米姐睡一张床，她帮我脱了衣裳，让我躺下。这时我瞥了一眼一长排一长排的床，每张床上很快睡好了两个人，十来分钟后，屋里仅有的那点烛光也灭了。在一片寂静和漆黑里，我沉沉睡去。

夜过得快，我累得连梦都没做，只醒过一次，听见窗外狂风呼呼地吼，大雨噼里啪啦打在房顶上，还知道米姐就睡在我身边，呼吸匀匀的。我再次睁开眼时，只听见铃声“当当”地响，姑娘们已经穿衣起身了。天还没亮，屋里点着一两支灯心草蜡烛，光黄黄的，摇摇晃晃。我也只得爬起来，天气冷得刺骨，我哆嗦着尽力把衣服穿好，等脸盆空着时好洗脸。可我等了好一会儿才轮上——六个姑娘合用一个脸盆，摆在楼下房间正中的架子上，铜盆边都磨出了亮。铃声又响了，大家排好队，成双成对地走下楼梯，进了间冷飕飕、暗洞洞的教室。米姐念了祷告，随后大声唱：“按班级集中！”

接着乱了好几分钟，米姐反复喊：“别作声！守秩序！”喧闹声才慢慢歇了。我看见她们排成四个半圆形，站在四把椅子前面，椅子分别放在四张桌子旁边。每人手里都拿着书，还有本像《女诫》那样的大书，搁在空椅子跟前的每张桌子上。静了几秒钟，响起低沉而含糊的嗡嗡声——是她们在念书，米姐从一个班走到另一个班，把那些含混的声音压下去，让她们念得清楚些。

远处传来叮咚的铃声，立刻有三位小姐进了房间，分别走到一张桌子旁，在椅子上坐下。米姐坐在离门最近的第四把空椅子上，她周围是一群年纪最小的孩子——我被分到这个低级班，排在最末位。

这时，功课就开始了。先是反复念诵那天的短祷告，接着读了几篇《女诫》里的文字，最后慢声朗读《女诫》的章节，足足用了一个时辰。这阵事结束时，天已经大亮，那不知疲倦的钟第四次敲响，各个班级整好队伍，大步走进另一个房间去吃早饭。想到马上有东西能填肚子，我心里头多高兴啊！前一天吃得太少，这时饿得头晕眼花，手脚都软了。

饭厅是间又低又暗的大屋子，两张长桌上放着两大盆热气腾腾的东西。可那气味实在不诱人，一钻进鼻子，我就看见姑娘们都皱起了眉，露出不乐意的样子。站在排头第一班的高个子姑娘们，开始偷偷咬耳朵。

“真晦气，粥又煮焦了！”

“安静！”一个嗓音喝道。说话的不是米姐，是位高级教师。她个子小，皮肤黑，梳着油亮的发髻，脸色有些沉，站在桌子上首；另一张桌子由个胖胖的、脸圆圆的女人管着。我想找头天晚上见到的那位高个子女人，却没找着，连她的影子也没瞧见。米姐在我坐着的这张桌子下头找了个位置；还有位瞧着挺怪、像外乡人的年长妇人，在另一张桌子的对面坐下——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从苏州来的，姓苏，教姑娘们描花样子。大家做了段长长的感恩祷告，又唱了支江南小调，随后一个仆人给教师们端来了茶点，早餐这就开始了。

我饿慌了，这会儿头晕得厉害，舀了一两调羹粥就往嘴里送，也顾不上是什么滋味。可最初的饥饿劲儿一过，就发觉手里的东西实在让人作呕——焦糊的粥，跟烂红薯一个味儿，连饿极了的肚子，也很快对它没了兴趣。姑娘们手里的勺匙都动得慢了，我看见每个人都尝了尝自己碗里的，使劲想咽下去，可大多立刻就放弃了。早餐结束时，谁也没吃多少。我们又做了感恩祷告，谢了老天爷给的这顿饭，还唱了第二支小调，接着就离开饭厅回教室去。我是最后一批走的，经过餐桌时，看见一位教师舀了碗粥，尝了一口，又看了看其他人，她们脸上都带着不快，其中那个胖胖的教师说：“真不像话！丢人现眼！”

一刻钟以后，才又开始上课。这一刻钟里，教室里沸沸扬扬，乱成一团。看来这时候是允许大声说话的，大家便都借着这机会，你一言我一语地骂那顿早饭，个个都骂得狠。可怜的姑娘们！这竟是她们仅有的安慰了。这会儿，米姐是教室里唯一的教师，一群大姑娘围着她，悻悻地比着手势跟她说话。我听见有人提到“陈先生”的名字，米姐一听，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却没打算拦住这满屋子的火气——想来她心里也憋着气呢。

教室里的钟敲到九点，米姐离开那群姑娘，站到屋子正中喊道：“安静下来，回自己的位置上去！”

规矩还是管用的。五分钟不到，乱糟糟的人群就变得整整齐齐，相对的安静压过了嘈杂的人声。高级教师们都准时到了位，可瞧着大伙儿都还在等什么。八十个姑娘坐在屋子两边的长凳上，身子挺得笔直，一动不动。她们瞧着像一群聚在一块儿的怪人，头发都平平淡淡地从脸上梳到后头，看不见一绺卷的；穿的都是褐色褂子，领子高高的，脖子上围着窄窄的白布拆洗领，罩衣前胸系着个亚麻布口袋，样子像乡下人的钱袋，是用来装针线的；脚上都穿着羊毛袜和乡下人做的布鞋，鞋上钉着铜扣子。二十多个这么打扮的，已经是大姑娘了，或是像半大的闺女，这套装束跟她们一点也不相称，所以哪怕是模样周正的，瞧着也怪。

我仍旧打量着她们，偶尔也仔细看看教师——说真的，没一个让人看着舒心的。胖胖的那位，有些粗俗；黑黑的那个，眼神挺凶；那位外乡来的苏太太，性子苛刻又古怪；米姐呢，真可怜，脸色发紫，瞧着饱经风霜、累得快撑不住的样子。我的目光正从一张张脸上扫过，全校的学生忽然像被同一个弹簧弹了下似的，一齐站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没听见谁下命令啊，真让人糊涂。我还没回过神，各个班级又坐下了，可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一个地方。我的目光也跟着大伙儿瞧的方向看去，看见了头天晚上接待我的那位女士，她站在长屋子顶端的炭盆边上——这屋子两头都生着炭盆——她一声不吭，神情严肃地打量着两排姑娘。米姐走到她跟前，像是问了个问题，得到回答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大声说：“第一班班长，去把《女诫》和描红本拿来！”

班长们正忙着拿书，那位被问过话的小姐，慢慢从屋子的一头走过来。我猜自己心里那点敬重人的心思，这会儿格外活泛，因为直到后来，我想起她时还带着点敬畏。这时候天光大亮，能瞧得清她——高挑个子，皮肤白净，身段匀称，棕色的眸子里透着慈和的光，长长的睫毛像画出来的，衬得她又白又宽的额头更显眼。两鬓的头发是深棕色，按当下的时兴样子，梳成圆圆的发髻，不像别处姑娘那样留长辫或散着卷。她的衣裳也时髦，是紫颜色的料子，镶着黑丝绒的边，腰带上挂着块金表——那时候，手表可不像如今这么常见，在光下闪闪发亮。要把这模样说得更全些，读者们可以再想想：她面容清秀，肤色苍白却透着亮，仪态端庄。这么着，至少在文字能说清的范围内，就能知道谭校长（谭月华）是个什么模样了。这名字，后来我是在让我送到家庙去的祷告书上瞧见的。

这位文淑女学的校长（这就是她的职务），在一张桌上放着的两本《女诫》前坐下，把第一班的人叫到身边，开始讲里头的“妇德”篇。低班的学生被其他教师领着，反复念《千字文》、练算术，学了一个时辰。接着是描红和珠算，谭校长还给大些的姑娘教绣花样子，每堂课都按钟点算。那钟终于敲了十二下，校长站了起来。

“我有话跟学生们说。”她说。

课一结束，屋里本有些骚动，可她的话音刚落，全校就又静了下来。她接着说：“今天早晨的早饭，你们都吃不下去，定是饿坏了。我已经让人备了糕饼和热茶当点心。”

教师们都带着些惊讶的眼神看她。

“这事由我担着。”她解释似的对她们补充了一句，随后就出去了。

糕饼和热茶很快端了进来，分发给大家，全校的姑娘们都松了口气，脸上有了点活气。这时传来命令：“到院子里去！”每个人都戴上顶粗布草帽，帽子上拴着条染了色的白布带子，又披上黑粗绒的斗篷。我也跟着换了装束，随着人流走到外头。

这院子是一大片圈起来的地方，四周围着高墙，看不见外头的景致。一边有带顶的回廊，还有些宽宽的走道，连着中间的一块地——那地被分成几十个小小的苗圃，算是姑娘们的“花园”，每个苗圃都有个主人。要是赶上花开的时节，这些苗圃定是好看的，可眼下一月快过完了，满眼都是冬日的枯黄，蔫头耷脑的。我站在那儿，往四周一瞧，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这天的户外活动，天气实在不好，虽说没下雨，可淅淅沥沥的黄雾，把天色弄得灰蒙蒙的；脚下因为前一天的雨水，还湿漉漉的。身板壮些的姑娘们，在回廊下跳皮筋，闹得欢；可那些脸色苍白、瘦弱些的，都挤在廊下躲雾，还能听见她们时不时地空咳。

我没跟谁说话，也瞧着没人注意我。我孤零零地站着，可早就习惯了这种孤单，倒不觉得多憋得慌。我倚在游廊的柱子上，把灰色的斗篷裹得紧紧的，尽力不去想身上的冷、肚子里的饿，只一心一意地看、一心一意地想。那些念头，零零碎碎的，说出来也没意思。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林府和从前的日子，像隔了条宽宽的河，远得够不着了。眼前的一切，又模糊又怪，往后会怎样，我也想不出。我朝四周看了看这像庵堂似的院子，又抬头看了看房子——是栋大楼，一半看着灰扑扑的、旧旧的，另一半却挺新。新的那半里，安排了教室和寝室，窗棂是直棂的，里头亮着灯，瞧着有点像家庙的样子。门上有块石头匾，刻着：“文淑女学——民国十二年，由陈夫人捐资重建。”下头还有行小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易经》里的话。

我一遍遍念着这些字，觉得它们该有自己的意思，可就是弄不太懂。我正琢磨“淑女学”三个字到底啥意思，想找出开头几个字跟那句经文有啥关系，就听见身后一声咳嗽，转过头，看见个姑娘坐在近处的石凳上，正低头聚精会神地看书。从我站的地方能瞧见，书的封面上写着《镜花缘》。这名字听着新鲜，就把我吸引住了。她翻书的时候，碰巧抬起头，我便直截了当地问：“你这本书好看吗？”我已经想着，说不定哪天能跟她借来看。

“我觉得好看。”她顿了一两秒，打量了我一下，回答说。

“讲些什么？”我接着问。我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居然跟个陌生人搭话。这跟我平日里的性子、习惯都不一样，可她那专心的样子，兴许打动了我——因为我也喜欢看书，虽说看的都是些浅显幼稚的。那些讲大道理、内容厚重的，我既看不懂，也咽不下。

“你可以翻翻。”这姑娘回答着，把书递给我。

我接过来，粗粗一翻，就确信书的内容不像书名那么吸引人。按我那点浅陋的口味，《镜花缘》显得有点闷。我没瞧见仙女，也没瞧见妖怪，满页满页的字里，没什么鲜亮热闹的东西。我把书还给她，她默默地接过去，二话没说，又要回到刚才那专心看书的样子里去。我却又冒昧地打扰她：“能告诉我门上那块石匾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吗？文淑女学是啥？”

“就是你现在住着的这所房子。”

“为啥叫它‘淑女学’？跟别的学堂有啥不一样？”

“这是个半慈善性质的学堂，你我还有这儿所有的人，都是慈善学堂的孩子。我猜你也是孤儿吧？你爹或你娘没了？”

“我记事之前，爹娘就都没了。”

“是呀，这儿的姑娘们，不是没了爹，就是没了娘，或是爹娘都没了。这儿就是教孤儿念书的地方。”

“我们不用交钱？他们白白养着我们？”

“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亲戚，一年交十五块大洋。”

“那为啥管我们叫慈善学堂的孩子？”

“因为十五块大洋不够付住宿费和学费，差的那些，就靠捐款补上。”

“谁捐呢？”

“这附近或是上海，心肠好的太太们和先生们。”

“陈夫人是谁？”

“就像匾上写的，是盖这大楼新的一半的那位太太，她的儿子陈先生，在这儿管着一切，说了算。”

“为啥？”

“因为他是这学堂的司库和管事。”

“那这栋大楼，不是那位戴金表、告诉我们可以吃糕饼和热茶的高个子女人的？”

“是谭校长的？哦，不是！但愿是她的就好了。她做什么，都要对陈先生负责，我们吃的、穿的，都是陈先生买的。”

“他住在这儿吗？”

“不——住在两里外，一个大庄园里。”

“他是好人吗？”

“他是个先生，听说做了不少善事。”

“你说那个高个子女人叫谭校长？”

“对。”

“其他教师都叫啥？”

“脸红红的那位叫史姐，她管劳作，负责教裁剪——因为我们的衣裳、罩衣、外衣，都是自己做的。那个头发黑黑的小个子，叫史姐（注：原文此处“斯卡查德小姐”与前文教师重复，按设定统一为“史姐”，负责经书与纪律），她教历史、《千字文》，还听第二班的朗诵。那位戴披巾、用黄缎带把帕子拴在腰上的，是苏太太，她从苏州来，教我们描花样子。”

“你喜欢这些教师吗？”

“还算喜欢吧。”

“你喜欢那个黑黑的小个子和苏太太吗？——我念不好她的名字，不像你念得那么顺。”

“史姐性子急，你可得小心，别惹她生气；苏太太倒还不坏。”

“不过谭校长最好，是吧？”

“谭校长很好，也聪明，比其他人都强，因为她懂得比她们多得多。”

“你来这儿很久了？”

“两年了。”

“你是孤儿吗？”

“我娘没了。”

“你在这儿过得好吗？”

“你问得太多了。我给你的回答已经够多了，现在我要看书了。”

可这时候，吃饭的铃响了，大家又进屋去。饭厅里的气味，并不比早饭时好闻。午饭装在两大白铁桶里，热腾腾的，冒出一股臭肥肉的味儿。我看清楚了，那乱糟糟的东西，是烂土豆混着几小块说不出啥味儿的臭肉煮的，每个学生都分到满满一盘。我使劲想往下咽，心里头直犯嘀咕：难道每天的饭都这样？

吃完午饭，我们立刻去了教室，又开始上课，一直到五点钟。

下午只有一件事让人注意：我看见在游廊上跟我说话的那个姑娘，丢了脸——被史姐从经书课上赶了出来，罚她站在那间大教室中间。在我看来，这惩罚实在是奇耻大辱，特别是对她这样的大姑娘来说——她看着有十三岁，或许更大些。我猜她会露出伤心、害臊的样子，可让我吃惊的是，她既没哭，脸也没红。她在大伙儿的注视下站着，神情严肃，却挺镇定。“她怎么能就这么默默的、稳稳地受着？”我心里想，“要是我，真巴不得地裂开条缝，把我吞进去。可她看着，倒像在想别的事，跟她眼下的处境没关系的事，是些既不在她周围、也不在她眼前的东西。我听说过白日梦，难道她在做白日梦？她的眼睛盯着地板，可肯定没看见啥；她的目光像是往自己心里看，瞧着那些记在里头的事，不是眼前真有的东西。我真不明白，她到底是好姑娘，还是淘气的姑娘。”

五分钟刚过，我们又吃了顿饭，是一小杯糙米茶和半块黑面糕。我狼吞虎咽地吃了糕，喝了茶，吃得挺香，可要是能再来一份，我会更高兴——因为我还是饿。吃完饭后，是半个时辰的玩的时间，然后又念书，再后来，喝一杯水，吃一块燕麦饼，做祷告，上床睡觉。这就是我在文淑女学第一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