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尘途转
到目前为止，我已细细数过自己这十几年的光阴。人生头十个春秋，差不多用了十章才说尽。可这不是按部就班的自传，不过是捡些值得念想的片段说说罢了——那些像沾了晨露的花瓣似的瞬间，不说说总觉得可惜。所以眼下我要跳过八年光阴，只消几笔勾连，把前后的日子串起来。不是偷懒，是怕絮叨得让听的人烦了，反倒辜负了那些好时光。
时疫在文淑女学闹够了，像场烧尽的野火，火星子虽还在草里藏着，可终究是慢慢熄了下去。可这场病带走的人、留下的疮疤，像刻在学馆墙上的印子，终究是惊动了外面的人。镇上的乡绅们派了人来查，骑着马，带着随从，在学馆里转了三天，一查就查出了根由：这学馆建在洼地里，潮气重得能拧出水，墙角的霉斑长了一层又一层；姑娘们吃的糙米总掺着沙，喝的井水带着股土腥味，夏天还泛着绿沫子；冬衣补丁摞补丁，棉花都成了疙瘩，寝室的窗户纸破了没人补，风一吹呜呜响，像哭丧。这些事一传开，茶馆里、集市上，人人都在说，陈先生的脸面算是丢尽了，走路都贴着墙根走。可文淑女学反倒因此得了转机，像是枯树发了新芽。
有几家富户——听说有做绸缎生意的张老爷，开当铺的李掌柜，还有前清的翰林王老先生——凑了钱，在高处另盖了学馆。青砖瓦房，窗明几净，院子里还栽了两株桂花树，秋天一到，香得能飘出半里地。规矩也改了：糙米换成了新米，顿顿能见到菜叶子，冬天还能喝上两回热汤；冬衣添了棉絮，针脚也细了；管事的换成了几位心善的老先生，陈先生虽还管着账，却插不上多少嘴。这些先生们懂分寸，严不严苛看道理，省不省钱顾着暖，待姑娘们有疼惜也有规矩。文淑女学就这么慢慢好起来，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正经女学，连邻县的人家都愿意把姑娘送来。
学馆换了新模样，我在这院里又待了八年。前六年是学生，后两年做先生，这两重身份，让我把这学馆的好与不好看得真真的。
这八年日子过得单一，却不闷。文淑女学有好书，《论语》《孟子》是必念的，还有《唐诗宋词》《女诫》，谭校长还找来《芥子园画谱》《郡志》，说姑娘们也该懂些风雅，知些乡土。先生们也严，史姐教算术，错一个数就罚抄一百遍；米姐教女红，针脚歪了要重绣。我偏要把书读得比谁都透，把字写得比谁都正，把谭校长教的本事学个全——她待我像亲娘，夜里我发烧，她守在床边喂药；我衣裳破了，她戴着老花镜给我缝；她教我念书，教我做人，后来成了能说体己话的朋友，我有啥委屈，都愿意跟她说。我原以为会一直这么过下去，直到谭校长嫁了人。她先生是位牧师，姓赵，温厚得很，说话总是慢悠悠的，配得上她。俩人搬去了老远的郡，听说那地方有好大的教堂，红砖墙，尖顶子。送她走那天，她塞给我个布包，里面是那本《芥子园画谱》，扉页上写着“赠阿蘅愿你心有丘壑”。从此就断了音讯，像断了线的风筝。
谭校长走的那天，我才觉出这学馆空了大半。她在时，文淑女学像个家，她一走，那点暖乎气也跟着散了。我学着她的样子待人，学着她的法子理事，姑娘们犯了错，我也学着她的样子，先问缘由，再讲道理；先生们议事，我也试着说几句看法。旁人看我懂事、安分，可我自己知道，心里头少了点什么，像缺了个角的玉，怎么也圆不起来。
那天看着她穿了新衣裳，水红色的，衬得她脸红红的，上了驿站的马车。车轮碾过石子路，咯噔咯噔响，慢慢爬上山坡，越来越小，最后没了影。我回了自己的屋，放了半假的日子，就这么一个人坐着，坐了一下午。窗台上的茉莉开了，香得人发困，可我一点也睡不着。
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地上的青砖被磨得发亮，是我走了八年的路。原以为只是舍不得她，可天黑下来时，才惊觉有什么变了。谭校长带走的不只是她的人，还有我跟着她学的那份静气。心里头那点本性子又冒了出来：我守着规矩，是因为她在；我安于本分，是因为她在。如今她走了，文淑女学的墙看着就像笼子，院里的树再绿，也挡不住墙外的风。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文淑女学的两翼厢房、后花园、远处的山，都浸在暮色里。后花园的秋千还荡着，是下午姑娘们玩过的；远处的山像蒙了层蓝布，隐隐约约的。我的眼跳过这些，落在最远的那片蓝山上——我想爬上去看看，山那边是什么样子。院墙外的路是白的，绕着山脚弯弯曲曲，钻进两山的缝里，我多想跟着路走啊！想起八年前被送进文淑女学的那天，马车也是顺着这条路走的，那时觉得日子长如流水，可一晃八年，我竟没踏出过这院墙半步。林太太从没接我回林府，连封信都没有；学馆的规矩、课本、绣架、姑娘们的笑闹、先生们的训斥，就是我全部的日子。
可现在，这些不够了。一个下午的功夫，八年的熟日子突然变得寡淡，像没放糖的糙米茶，喝着没味。我想往外走，想看看不一样的天，想找份新活计——哪怕还是吃苦，也得换个地方。我对着风祷告，求自由，求新鲜，风却只吹得窗纸沙沙响，像在笑我痴心。我改口求，哪怕是新的苦役呢？
晚饭铃响了，铜铃“当啷当啷”的，把我从窗边拽了回来。
直到夜里躺下，才有功夫接着想。同屋的刘先生唠唠叨叨说家常，说她娘家的菜地，茄子结了多少，黄瓜长了多长；说她男人的手艺，打了张新桌子，雕了花；说她那小儿子，刚会走路，就爱摔泥坑。我插不上嘴，只盼着她快点睡。心里的念头像颗发了芽的种子，拱得慌，总觉得再琢磨琢磨，就能长出个法子来。
刘先生终于打起了呼噜，她是个山东来的妇人，嗓门大，呼噜声也响，平常那呼噜声我听着烦，今晚却觉得亲。屋里静了，我心里的念头又活过来：“新的苦役，这话在理。”我在心里盘算，“自由、新鲜，听着好听，却抓不住，像天上的云。苦役实在，只要肯找，总能有。我在这儿熬了八年，换个地方熬，总该行吧？”
我坐起来，披了件夹袄，肩上搭条旧围巾——夜里凉，炭盆早就熄了，盆沿上结了层薄灰。我盯着窗纸上的竹影，风一吹，影子晃悠悠的，像在跳舞。我使劲想：“我要什么？换个院子，见些生面孔，做份新活计。就这些，不敢多要。旁人怎么找活计？托朋友？可我没朋友。没朋友的人，只能自己找，他们是怎么找的？”
想了快一个时辰，脑子像团乱麻，越想越急。我急了，起身在屋里转了转，拉开窗帘，天上有两颗星星，冻得瑟瑟发抖，还有一弯月牙，像把镰刀。回到床上，刚躺下，像有个好心的神仙把主意搁在了枕头上：“找活计的都在报上登条子，你去《郡报》登一个。”
“怎么登？”我从没见过报上的条子，只在镇上的布告栏见过官府的告示。
心里的声音又响了：“写张条子，把你会的本事都写上，愿去哪里做事，包上钱，寄给报馆的先生。趁去洛镇赶集，把信投进邮局，让人家回信寄到洛镇邮局，写‘阿蘅收’。过一个礼拜，再去问问。有回信，就照着做。”
我把这法子在心里过了三遍，越想越清楚，像在纸上画好了样子。心定了，没多久就睡着了，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坐上了去远方的马车，车窗外的树往后跑，快得像飞。
第二天天没亮，鸡刚叫头遍，我就爬起来写条子。晨光从窗缝里钻进来，照在青石板上，像撒了把碎银，还照在桌上的砚台上，墨汁泛着光。我磨了墨，蘸了笔，一笔一划地写：“小女子阿蘅，年十八，熟习女红（绣活、裁剪皆能）、算术（加减乘除、记账）、经书（《论语》《孟子》《女诫》皆通），曾任文淑女学教习两年，教过十岁以下女童。愿谋一家庭教师之职，教授十岁以下女童，可授国文、算术、法文（略通）、描花、琴艺（会弹《平沙落雁》《梅花三弄》）。若蒙垂青，烦请寄信至洛镇邮局，阿蘅收。”
写完读了两遍，觉得还行，折好，塞进个牛皮纸信封，封了口，用浆糊粘牢，写上“《郡报》馆先生收”。这信在我抽屉里锁了一整天，像藏了个宝贝，时不时就想摸摸。直到下午放了学，姑娘们都去院子里玩了，我才跟新来的校长告假，说去洛镇给姑娘们扯些花线，顺便给刘先生带两包她要的胰子。校长是个厚道人，姓吴，脸上总带着笑，说：“早去早回，别误了晚课。”我揣着信，像揣着颗心，沿着田埂往洛镇走。
路有两里地，傍晚下了点小雨，不大，像牛毛，打在脸上痒痒的。泥路滑溜溜的，我提着布鞋，光着脚走，脚心沾着泥，凉丝丝的，还能踩着草尖，软乎乎的。先去布店扯了花线——粉的、蓝的、藕荷色的，各扯了三尺，掌柜的是个矮胖子，眯着眼用草绳捆成一捆，说：“阿蘅先生，这线是新到的，颜色正，够姑娘们绣半学期了。”又去杂货铺买了胰子，两块桂花的，是刘先生要的，她总说这味香，洗了手吃饭都有滋味。最后绕到邮局，邮局的老掌柜戴着老花镜，趴在柜台上打盹，鼻梁上架的镜滑到了鼻尖，口水都快流到胡子上了。我轻手轻脚把信递过去：“掌柜的，寄这个。”
老掌柜眯着眼抬了抬头，慢悠悠地接过信，看了看地址，从抽屉里摸出个红戳，“啪”地盖在信封上，扔进身后的邮袋，邮袋沉甸甸的，里面肯定有不少信。“三天到。”他说，声音哑哑的，像被烟呛过。我付了四个铜板，转身往回走，雨打湿了头发，贴在脸上，可心里像落了块石头，踏实了，脚步都轻快了。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长得像过了一个月。每天上课、批改作业——姑娘们的描红本上，“人”字总写不直，“心”字总少一点；领着姑娘们绣活，静姝的妹妹绣的帕子，鸳鸯的脖子歪得像蛇，我得握着她的手一针一针教。可眼睛总忍不住往院门外瞟，盼着去洛镇的日子。姑娘们看出我心不在焉，静姝的妹妹——小名叫妞妞，才七岁，扎着两个小辫子——怯生生地问：“阿蘅先生，你是不是不舒服？你的脸有点白。”我摸摸她的头，说：“没事，就是盼着天好，好去洛镇给你们扯新花线。”
终于熬到礼拜四，天高气爽，云淡得像薄纱，风里带着桂花香，是后院的桂花开了。我又告了假，这次是去取新做的鞋——上回量了尺寸，鞋铺掌柜说今儿准能好，还说给我绣了朵兰花。
鞋铺在洛镇的街角，黑底金字的招牌，写着“李记鞋铺”，风吹过，招牌“吱呀”响。掌柜的正坐在门口纳鞋底，见我来，笑着说：“阿蘅先生，鞋做好了，试试合脚不？”他把鞋递给我，是黑布面，千层底，针脚密得很，像鱼鳞，鞋头还绣了朵小小的兰花，兰叶细细的，看着就雅致——是我特意嘱咐的，想着新活计总得体面些。我试了试，不大不小，正好，走了两步，软和得很。
从鞋铺出来，穿过卖菜的摊子，菜叶子上的露水沾湿了裤脚，腥腥的，是生活的味道。卖豆腐的老张喊住我：“阿蘅先生，要不要带块豆腐？刚做的，嫩得能掐出水，回去炖个白菜，香得很。”我笑着摇摇头：“下次吧，今儿没带家伙，手里还提着鞋呢。”
到了邮局，老掌柜还是趴在柜台上，不过没打盹，在数铜板，一个一个地往钱罐里扔，“叮当”响。见我进来，直起身：“来取信？”
“嗯，找阿蘅的。”我的心“怦怦”跳，像揣了只兔子。
他拉开抽屉，在一摞信里翻，翻了好一会儿，才抽出一封，放在柜台上。信封是米黄色的，角有点磨破了，上面写着“洛镇邮局阿蘅小姐收”，落款是“桑府费太太”。字是用毛笔写的，小楷，一笔一划，有点抖，像位上了年纪的人写的，墨色也不均匀，像是蘸墨时手不稳。
“就这封。”老掌柜说，又低下头去数他的铜板。
我把信揣进怀里，贴着心口，快步往回走。路上不敢拆，学馆的规矩，得在晚饭前回去，这会儿日头都偏西了，再不回去，吴校长该担心了。
回到学馆，忙着给姑娘们上课，盯着她们描红——小丫头们总把“人”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条蚯蚓，我握着她们的手，教她们“一撇一捺要站稳，像做人一样”；改她们的算术错题，有个叫小花的丫头，总把“三加五”算成“七”，我罚她数豆子，数到对为止。夜里等姑娘们睡熟了，她们的呼吸声细细的，像小猫；刘先生也打起了呼噜，声音震天响，我才摸出信，就着桌上的油灯看。油灯的光黄黄的，照得字有点模糊，我凑近了些，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阅《郡报》所登启事，若阿蘅小姐确有所述才学，能为小女授业（小女年方九岁，名唤桑桑，性乖巧，略识几字），年薪三十银元，包吃住，月休两日。烦请赐告品行才学证明人及其住址，以便接洽。盼复。桑府费婉如字。”
我把信看了又看，费婉如，这名字像位和气的老太太，“婉如”，听着就温柔。桑府，听着像户体面人家。望溪镇，我在谭校长的《郡志》上见过，是个靠着河的镇子，比洛镇大些，镇口有座石桥，传说是明朝建的，栏板上刻着莲花纹，桥下流水潺潺，镇上还有家百年的酒坊，酿的黄酒十里飘香。
我想起谭校长教我的，办事要稳妥，不能冒失，便决定第二天跟吴校长说。
第二天下午，趁姑娘们做手工——她们在绣重阳节的荷包，有的绣菊花，有的绣茱萸，妞妞绣了只小猫，歪歪扭扭的——我去找了吴校长，把登报找活计的事说了，提了费太太的信，说年薪是现在的两倍——我在文淑女学，一年才十五块银元，够买两匹布，添几件衣裳。吴校长听完，想了想说：“这事该问问陈先生和学馆的理事们，你在这儿这些年，大家都信你，我可以替你作保，说你品行端正，学问扎实。”
过了两天，吴校长回话，说陈先生没反对，就是要知会林太太——按规矩，她是我的监护人，虽然她从没管过我。学馆给林府寄了封信，是吴校长亲手写的，说我想换个活计，去望溪镇桑府做家庭教师，问林太太有没有意见。过了十来天，林府才回了信，是李嫂代写的，字歪歪扭扭，墨团也多，就一句话：“她的事，不必再来问，死活都与林府无关。”
这封信在理事们手里传了一圈，王老先生叹了口气，说：“这林太太，心也太硬了。”最后给了我准话：可以走，学馆会给我开证明，说我在这儿当学生时功课好，名列前茅；当先生时尽心尽责，学生们都喜欢。
又过了一个礼拜，证明拿到了，是张洒金的红纸，盖着文淑女学的朱印，吴校长和两位理事都签了字，字写得苍劲有力。我抄了一份，工工整整的，寄给费太太，盼着她的回信。信里还附了吴校长的地址，说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去问她，她会如实说。
这期间，我忙着收拾行李。我的箱子还是八年前从林府带来的那只，樟木的，角上包着铜皮，只是铜皮早就磨亮了，露出里面的木头，带着股淡淡的香味。我把几件布衣裳叠好——一件月白的是谭校长送的，说是她年轻时穿的，领口有点松了，我缝了缝；一件浅蓝的是自己做的，针脚不太匀，可也结实；还有件半旧的夹袄，冬天能穿，袖口磨破了，我打了个补丁，绣了朵小花，看不出来。把谭校长送我的那本《芥子园画谱》放进去，还有绣了一半的兰花帕子——是打算给谭校长的，没来得及送，现在带着，像她还在身边似的。还放了两双袜子，是自己织的，棉线的，冬天穿暖和。
临走前一天，箱子捆好了，用粗麻绳勒得紧紧的，打了个十字结，标签上写着“寄往望溪镇桑府转阿蘅亲收”，字是我自己写的，特意写得工整。脚夫来说，第二天一早就来取，送往洛镇的驿站，再搭去望溪镇的船，顺流而下，比坐车快，还能看看两岸的风景。
我在院里晃悠，看那棵老槐树——刚来时它才齐窗台，现在都快够着房檐了，树身上还刻着我当年划的印子，一道一道，记着长高的寸数，最上面一道，是去年刻的，已经到我胸口了。门厅的王妈见了我，说：“阿蘅先生，楼下有人找你，说是从林府来的。”
“准是脚夫。”我想，往下走。刚经过教师休息室的后门，里面跑出来个人，一把攥住我的手：“阿蘅小姐！你不认得我了？”
我抬头一看，是个三十来岁的妇人，穿身月白布褂，黑布裤，裤脚扎着，梳着圆髻，插根银簪，是新打的，亮亮的。脸红红的，眼睛亮闪闪的，嘴角有个小小的梨涡。这声音，这笑，像在哪儿听过，暖暖的。
“张妈？”我不敢认，当年在林府，她还是个年轻媳妇，现在眼角有了细纹，可那梨涡没变。
“是我呀！”她笑得更欢了，眼里却有了泪，“我是张妈！”
我一把抱住她，她的胳膊粗了，手上有茧，是做惯了活的，可还是暖暖的。“张妈，张妈！”我只会叫她的名字，心里的热乎气一下子涌了上来，像喝了热汤。她也哭了，拉着我进了休息室，里面的炭盆还燃着，暖暖的。壁炉边站着个三岁的小男孩，穿件蓝布花褂子，褂子上绣着只小狗，正睁着大眼睛瞅着我看，手里还攥着块糖，糖纸亮晶晶的。
“这是我儿子，叫小石头，”张妈把孩子往跟前推了推，“小石头，叫阿蘅阿姨，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会念书、会画画的阿蘅阿姨。”
小石头怯生生的，往张妈身后躲，小手把糖攥得更紧了，嘴里含着糖，呜哝了一声，听不清叫了啥。
“你还在林府门房住着？”我问，拉着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
“是呀，老罗还在林府赶车，只是活儿少了，府里的马车也卖了两辆，我们就接了门房的活，住着方便，还能照看府里的东西。”她拍了拍小石头的背，“这孩子，见了生人就怕，跟他爹一个样。”
“除了小石头，还有孩子吗？”
“还有个丫头，两岁了，叫蘅儿，小名叫蘅儿，跟你一个名，”张妈笑了，眼里闪着光，“盼着她也能像你似的，识文断字，有出息，别像我，一辈子就知道干活。”
“你不在林府里头当差了？”
“早不在了，”她摇摇头，“婉如小姐出嫁后，府里的人就少了，我也该成家了，老罗人实诚，对我好。”
“他们都好吗？林太太，明轩少爷，静姝小姐，婉如小姐？”我急着问，这些名字在心里压了八年，像块石头。
张妈摸着小石头的头，慢慢说：“你长这么高了，阿蘅小姐，就是还这么瘦，学馆里没亏着你吧？静姝小姐掌家了，性子还是那样，冷冷的，不爱说话，却最有主意，府里的事都归她管，账算得比先生还精。婉如小姐嫁去南京了，婆家是做绸缎生意的，听说日子过得好，穿金戴银的，就是常回娘家哭，说婆婆厉害，管得严，连回娘家都得看脸色。”
“明轩少爷呢？”
“唉，”张妈叹了口气，眉头皱了起来，“太太原指望他有出息，送他去了上海念书，可他总考不好，先生说他心思不在书上，天天跟些不三不四的人混，抽烟、赌钱，啥都干。后来太太想让他学做生意，去店里帮忙，他也不肯，嫌累，天天在外头混，钱花了不少，把太太的首饰都偷出去当了，太太背地里总抹泪，头发白了不少，看着比实际年纪老。”
“林太太还好吗？”
“身子还行，就是老了些，背有点驼，性子还是那样，不爱说话，一说话就带刺，动不动就骂人。前儿我去给她送菜，见她对着先生的牌位发呆，发了半天，也没说一句话，眼红红的。”张妈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对了，前几年有个先生来找过你，说是你父亲的兄弟，姓艾，叫艾敬之。”
“艾先生？”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父亲的事，林太太从不提，我只知道他是个教书先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母亲也跟着去了，我才被送进林府。
“是呀，穿件蓝绸衫，戴着方巾，看着像个读书人，说话文绉绉的。太太说你在文淑女学，远得很，回不来，他就没多待，说要去南边，过两天从上海坐船走。管家跟老罗说，他要去个产酒的地方，叫绍兴，说是那边的黄酒天下闻名，他去那儿打理酒坊的生意。”
“绍兴？”我重复了一遍，这名字在谭校长的《酒志》里见过，果然是产酒的好地方，心里像被投了颗石子，荡开圈圈水纹，陌生又带着点莫名的亲切。
“就是这名！太太对他淡淡的，没请他喝茶，送他出门时，还跟李嫂说他是‘跑买卖的’，不像正经人，怕他来攀亲。我家老罗说，他看着倒像个体面人，许是真去那边打理酒坊的，听说艾家祖上就做酒生意。”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点发沉——父亲的家人，我竟一个都不认得，连他有个兄弟都不知道。
张妈又跟我说了些林府的旧事，说厨房的李嫂添了孙子，胖得像个团子，见了人就笑；说西厢房的窗纸又破了，风一吹呜呜响，没人管；说后院的石榴树今年结了不少果，红通通的，像小灯笼，太太让摘了些，泡酒喝。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时辰，太阳都快落山了，她要赶回去给小石头喂奶，还得给蘅儿做晚饭，才告辞。临走前，她塞给我个布包，沉甸甸的，说：“这是蘅儿穿小的鞋，几双虎头鞋，棉的，你带着，路上穿舒服，冬天也能穿。还有我自己做的酱菜，萝卜干，咸淡正好，路上下饭。”我打开一看，是三双虎头鞋，针脚密密的，虎眼用黑线绣的，圆圆的，还有个布包，里面是萝卜干，透着香味，心里暖烘烘的，像揣了个小太阳。
第二天我在洛镇的驿站等车，又撞见了她，拎着个布包，说是给蘅儿买的花线，跟我前几天扯的一个样，粉的、蓝的、藕荷色的。我们在“文淑客栈”门口分手，她往回走，步子轻快，小石头趴在她背上，手里还攥着我给的糖，冲我挥小手。我上了去望溪镇的马车，车老板甩了个响鞭，“啪”的一声，马儿“嘶”地叫了一声，慢慢动了起来。
车轮碾过石子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像在唱歌。文淑女学的青砖瓦房越来越远，最后缩成个小黑点，后院的桂花树也看不见了。我掀开窗帘，看外面的田埂、池塘、新绿的柳树，还有远处的山，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有点慌，又有点盼。
我不知道桑府是什么样子，费太太好不好相处，九岁的桑桑乖不乖，望溪镇的石桥是不是真的刻着莲花纹。
但风是新的，带着水汽的味道，是河边才有的；路是新的，往前伸，看不到头；前面的日子，总归是新的。马车过了桥，望溪镇的塔尖在远处露了头，尖尖的，像支笔，要在天上写下新的字。我深吸了口气，像是要把这新的空气都吸进肺里，心里说：阿蘅，往前走吧，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