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血本无归

1945年底，王维藩从东盛泉拉出一班人马，与贾令、秦村的几个财主合资，在贾令镇北楼门南大街上，开办了“集义川”醋酱作坊兼日杂店。王维藩倾其所有，将家中仅有的积蓄乃至陈氏的金银首饰，都投资到“集义川”，成为资金最多的股东，亲自出任集义川东家大掌柜。

王维藩以为，“八一五”日寇投降了，将进入中国人当家作主的太平盛世，他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赌注”投进了“集义川”，没想到输得最惨，使他后半生再没能翻过身来。日本投降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勾子军”，很快就抢占了晋中祁县等地的平川地带，在其辖区内，强制推行“三自传训”、“兵农合一”暴政。所谓“三自传训”，就是让老百姓“自白转生”，断绝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在“三自传训”中，众多抗日民兵、军烈属过不了“自白转生”关，在阎锡山的特务组织“同志会”的指挥下，被“自卫队”用乱棍活活打死。民谣称：“三自传训，自白转生，乱棍打人，残害百姓。”所谓“兵农合一”，就是“抓壮丁”扩充“勾子军”，与共产党争地盘，打内战。凡年在十六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壮丁”，都必须参加“常备兵”，未参军的老弱病残者组成“自卫队”即“预备兵”。土地按“壮丁”分配，由“预备兵”代耕“常备兵”的土地，并负担其家庭生活。民谣称：“兵农合一好，地里长满草，男人当了兵，女人跟了人。”还说“阎锡山三青团，苛捐多杂税繁，‘关金币’麻袋装，买不来半升粮。”那时在阎锡山辖区内，土地荒芜，饥荒漫延，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王维藩创办的“集义川”，刚则开账，就赶上阎锡山搞“三自传训”、“兵农合一”。“集义川”的所有青壮年伙计，都被抓了“常备兵”，酿造无法开工，加之老百姓口粮奇缺，哪来的粮食酿造醋酱呢。更要命的是阎锡山的苛捐杂税，不管你买卖是否能作，各种捐税一分不少，“勾子军”还经常到“集义川”柜上混抢乱拿。“集义川”一无工人，二无原料，又捐税繁重，到1946年底，就把本钱赔光倒闭了，王维藩可谓是血本无归，赔了个净光。

1947年秋天，王维藩在“集义川”留守，收拾烂摊子。此时，五弟的遗孀高氏，嫁给一个日伪汉奸，日寇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了阎锡山的座上宾，眼看“勾子军”节节败退，高氏为随后夫逃往台湾作准备，不择手段地要变卖“王家两益堂老宅”。二弟的妻子阎氏本来早想出卖住宅，两人一拍即合。高氏和阎氏在一班“勾子军”军警特务的簇拥下，荷枪实弹来到贾令镇“集义川”留守地找王维藩。高氏言明：“我老五家名下加上收买老三的、经管老四的房产，合计占王家老宅的六成，再加上老二家的房产，我和二嫂名下拢共是八成，你老大名下只有二成。我们孤儿寡母生活不了，要卖房产，如果你老大能折得起，就先让你，把我俩名下的八成折变给你。如果你不要，就只能卖全院，你名下的两成不卖也不行，因为买主要买全院。”

此时此刻，王维藩作生意赔了血本，身无分文，无言以对，又迫于军警特务的威胁，更不敢多言，只能同意卖掉全院。王维藩没有想到的是，买主竟是“集义川”的股东之一，秦村“粉坊”东家许奴疙瘩（真名未考）。许奴疙瘩以一百石玉茭子，买下“王家两益堂正宅”全院，连同“两益堂”大厅内全部共有家俱。当时“兵农合一”闹饥荒，粮食最金贵，有粮可兑换黄金珠宝，全院卖一百石玉米，在当时来说还合算。高氏分到六十石玉米，换成金条逃到台湾，阎氏分到二十石玉米，改嫁他人，王维藩分到二十石玉米，心里有气。

王维藩想不通，买主就是本村的熟人许奴疙瘩，事前连个招呼也不打，欺人太甚！他越想越气，赌博的老毛病又犯了。在“集义川”留守人员张撇子（与国民党有染，解放后被枪毙）、许奴疙瘩等人的鼓动下，就在留守地柜上聚众赌博。许奴疙瘩坐庄设押宝赌局，王维藩将卖房所得二十石玉米的筹码全部押上，企图赢回一百石，从庄家许奴疙瘩名下把王家老宅夺回来。但是，他在赌场上是个笨蛋，从来就是老老实实认输，这次押宝和往常一样，二十石玉米全部输给了“庄家”许奴疙瘩。事已至此，王维藩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走投无路，企图寻死，一了百了。他的反常举动，被刘培文（曾是王维藩手下的学徒小伙计，酿造师傅）看在眼里，经多方劝导，才幸免一劫。事后，当陈氏得知此事时，却说：“这是命里注定该破财，破财免灾，值的。王家老宅好比一场梦，梦醒来，梦里的东西不见了，没有什么可惜的。反正秦村咱又不住，卖了就歇心了，钱输了人还在，穷日子照样过”。王维藩没有想到，陈氏居然如此大度，一句怨言没有。

事实上，到1947年前后，王家老宅已空无一人，出卖宅院是迟早的事。民国年间，由于秦村北面的昌源河岸年久失修，河堤溃烂，河道淤塞，雨季河水泛滥，多次淹没秦村周围的大片土地。久而久之，秦村四周被流沙碱滩包围，村内碱水横流，黄沙满地，房倒屋塌，一片瓦砾。宅院的北面是个长年积水的大污水坑，每到夏季蚊蝇丛生，东、西、南三面全是破砖烂瓦、一片荒凉，王家老宅墙高院深，孤立在一片野草瓦砾之中，院内空无一人，酷似一座古庙。当时的秦村，有的人家背井离乡远走高飞，留下的人家无地可种，大都以制作出卖“黢灯”（约长10厘米，宽1厘米，厚1毫米的薄木片，一头削尖涂上硫磺，点燃引火用品）为生，因大量用木料，将村周围的树都砍光了。村民收入微薄，口粮难保，喝的是又苦又涩的碱水，生活十分艰难，王家人也不例外，只能离开秦村。不过在王家来说，除了自然因素外，主要是人为因素所逼，从民国二十七年秋，老五王维凯大卖鸦片以来，王家老宅就成了远近闻名的鸦片交易所，瘾君子的乐园，流氓地痞出出进进，日伪汉奸来来往往，王家成了是非之地。

王维藩为避嫌，先在秦村后街上租房暂住，后来陈氏就带上儿子离开秦村，长期住在西社镇娘家，或是文水北胡家堡二妹家，逢年过节回秦村住几天，就像避瘟神似地赶快躲出来。到1941年老五王维凯失踪后，日寇三番五次到王家老宅骚扰滋事，王维藩长期住在贾令镇“东盛泉”柜上，母子俩就更不敢回秦村了，于是长期住在西社，直到1945年秋天，才返回秦村王家老宅，更可恶的是，家里只有陈氏母子，在秦村仍算一大户人家，必须负担阎锡山“勾子军”的苛捐杂税和各种差役，1946年秋末，母子俩就在文水县西社镇正式落了户，从此再没有回秦村王家老院。另外，老二家的阎氏，多年以来就一直住在祁城村娘家；老五王维凯死后，高氏母子就再没有回过秦村老宅了，实际上到1947年，高氏、阎氏合谋出卖王家老院时，这里已是一所长期无人居住的空宅了，所以陈氏说，卖了就歇心了。王家在秦村还有十亩茔地，早年间，由永兴庄一户农家世代无偿耕种并兼管坟茔，民国以来成了盐碱滩，寸草不生，那家农户不再经管，自从1942年在此墓地埋葬了毒枭王维凯的尸骨后，王家再无人去茔地祭扫。茔地的碑坊、石柱倒塌，墓穴进水淹没，成了无主的荒野滩，1958年“大跃进”时期又将王家墓地推平，栽了树木，王家在秦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