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窝囊掌柜

民国十九年春节后，二弟王维翰回家探亲，王维藩托他捎五百现大洋给父亲，这是他离家八年来首次给父亲捎钱。当时，父亲病在家里已三年之久。王泌在五十八岁时中风，半身不遂，被票号解雇回家养病，没有了任何收入。接到王维藩捎回的五百块银元，真是雪中送炭，他含泪对次子说：“你返回黑龙江时对你大哥讲，就说当年卖了狐皮大衣那点小事，也是我做大人的逼出来的，不能全怪他，首先是我的错，有道是父不计子过，子不忌父严。你大哥老实厚道，我想他，你要动员他回来。假若他再不回来，我病体缠身，恐怕今生今世我父子俩就见不上面了。再说你大嫂，自从服上你大哥上次捎回来的熊胆，病完全好了。如果你大哥再不回家，就太愧对你大嫂了。哪怕回来彼此见见面，再走也好。”

当年秋后，王维翰返回黑龙江，先去绥芬河见了王维藩。他领了父亲的旨意，讲到家里的困境时痛哭流涕，讲到家里的好处时喜笑颜开，直感动的王维藩热泪盈眶。在二弟的劝说下，王维藩下了重返家园的决心。那时，王维藩是大烧锅的账房主管，还顶着一股生意（人力股份），必须结完当年账目，才能请假回家。

民国二十年，王维藩三十四岁，正月初五开账分红后，他拿到一笔丰厚的薪水，向东家掌柜请了半年长假，过了正月十五就起身，月底回到阔别九年的山西老家。王维藩进得门来，首先给父亲跪在地下叩头，急得老人起身上前搀扶，由于行动不便，跌跌撞撞与他抱在一起，感动的泪流满面，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见到离别九年的结发妻子时，王维藩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想不到你的病会好，真想不到你会苦等九年。”陈氏的第一句话是：“你从西社我娘家走后，为什么连封信也不给你丈人捎呢？”王维藩这才说：“当年和西社姓周的人结伴去的黑龙江，第二年开春，他到绥芬河找我，说要回老家探亲，问我给家里有什么捎的道的，我给岳父写了一封信问候，还有二十块现大洋、两丈毛料托他捎回西社，怎么会连封信也没捎呢。”

农历二月十九日，是年后的第一个庙会，王维藩趁赶会去西社拜访岳丈岳母，陈氏说起当年托周姓伙伴捎信、捎钱、捎衣料的事，陈父这才说：“怪不得姓周的人隔了一年从关东回来后，见了我就躲，连句话也不和我说，听说这家伙因抽大烟被柜上开除了，前二年就冻饿死在街上了。”

这年秋初，王维藩的探亲假期满，正准备起身返回黑龙江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日寇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关东与内地音信不通，交通完全断阻，从此，二弟、四弟与家里失去联系。若干年后，二弟从黑龙江返回时说：“绥芬河那家大烧锅，在‘九·一八’事变中遭日军抢掠，早被一把火烧光，柜上死了不少伙计，多亏大哥没有走成，无意中躲过了那场大劫难。”“九·一八”事变，使王维藩打消了再去关东的念头，但老是惦念在绥芬河大烧锅的股份生意和部分积蓄。那时王家处境及其难堪，即使能走也走不成，当时父亲瘫痪在家，抽大烟养病，二弟、四弟远在黑龙江音信全无，三弟抽大烟被票号开除流落街头，五弟不务正业在江湖上鬼混，确实需要王维藩留下来，支撑这个大家庭。于是王维藩在祁县贾令镇阎家开的“东盛泉”醋酱作坊，找到一份账房先生的差事，虽挣钱不多，但离秦村只有八华里，可经常回家关照家务。王维藩原本是王泌最不喜欢的儿子，但到晚年却成了他最可信赖的儿子，其他四子全无指望。民国二十二年（1933），王维藩三十六岁，陈氏二十九岁时生一男孩，这孩子眉清目秀，可惜两岁半时不幸得病，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不治身亡。民国二十六年（1937）金秋季节，王维藩四十岁，陈氏三十三岁时又生一男孩，是他们惟一长大成人的孩子，成了王家的长门长孙，也是王家惟一的继承人，但一无所继。王泌临终前看了这个孩子，说：“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瘦成脑袋大屁股小的娃娃，不过这孩子的两只眼睛却特别炯炯有神，将来长大后比他老子强，遇事能翻过眼来，王家总算后继有人了。”

民国二十六年夏天，日寇侵占祁县时，日军的飞机大炮轰炸贾令镇，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东盛泉”院里，当场将东家阎大掌柜炸死，从此“东盛泉”无人经管。二东家阎二猴（乳名，大名无考）没文化，不善管理，就极力推荐王维藩作东家代理人，聘他为“东盛泉”大掌柜。但是，在日寇统治时期，掌柜不好当，既要应酬钱粮杂税，又要支应抗捐筹款，敌我双方都得接待，稍不周到就是掉脑袋的事情。从1937年到1945年，王维藩给“东盛泉”当了八年应差的窝囊大掌柜。1943年冬天，有一次日伪军向“东盛泉”催款，不知什么地方招待不全，日伪警备队突然将王维藩抓走，关进祁县大牢里，“东盛泉”东家阎二猴托人暗中给警备队长送了两千现大洋，十多天后才将王维藩从牢里放出来。经过这次牢狱之苦，王维藩吓破了胆，再三向阎二猴提出辞去大掌柜的请求，阎二猴出钱把他从牢里救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作挡箭牌，死活不答应他辞职，从此与王维藩彼此之间有了隔阂。王维藩就长期住在家里，不去“东盛泉”管事，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后，王维藩才从“东盛泉”彻底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