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烟火人间：小老鼠的童年时光

后来我上小学了，学校就在村东头，叫蔡徐小学——因为我们村本就叫蔡徐村。名字朴素得像村口那口老井，不加修饰，却深深刻进每个人的命里。我大姐、二姐也都在这儿读过书，校门离我家不过十分钟的土路。可我们总爱抄近道，穿过一个特别大的坑——村里人叫它“大清”，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洼地，雨季一来，积水成潭，像一面浑浊的镜子，映着天，也映着我们奔跑的影子。

有一年夏天，雨下得特别大，整整三天没停。坑里灌满了水，漫到路边，我们几个小伙伴手拉着手，踩着水花往家走。裤腿卷到膝盖，凉水灌进鞋里，可我们笑得比过年还响。那时候，我们不怕脏，不怕湿，只怕回家晚了被骂。可即便被骂，也觉得值——因为那是属于我们的路，是童年自己开辟的捷径。

蔡徐小学是三排大瓦房，前院是一到三年级，后院是四到六年级。没有电子铃，上下课全靠一口悬在院中的大铁钟。我们班有个大高个儿，叫铁胜，人如其名，结实得像块铁。他戴着一块旧手表，每到整点就抬头看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走过去，敲三下钟——“当、当、当”，声音悠长，穿过整个校园，像一声声催促，也像一声声召唤。

老师们都是本村人，熟悉得像亲戚。校长是邻村东徐的，姓袁，因脸特别长，村里孩子背地里都叫他“老袁歪歪”。他走路时脖子往前伸，像只探头的鹤，严肃又滑稽。我四年级那年，和三个同学在课堂上小声讲话，正巧被他撞见，二话不说，罚我们四个人站到教室后面一整节课。我们低着头，脚酸得发抖，可下课铃一响，又立马跑出去跳皮筋、摔宝，仿佛那点惩罚，不过是童年里的一粒尘埃，落下来，又被风吹走了。

每到开学，老袁歪歪就组织大扫除。他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名单，喊：“今天每人带家伙事儿！廉刀、铁锨、筐、抹布，能拿的都拿来！”我们便从家里翻箱倒柜，把农具当工具，把家务当使命。分组干活时，没人偷懒，比在自己家还卖力。那时我们信奉一种朴素的荣誉感——集体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学校前是一大片空地，以前是打麦场，金黄的麦子铺满整个秋天。场子下面，就是那个深不见底的“大清”。放学后，我们常在坑边跑跳，男生追着女生打闹，女生尖叫着逃窜，笑声在坑底回荡，像一群不知疲倦的鸟。如今回想，那哪里是打架？那是最纯真的嬉戏，是命运尚未沉重前的轻盈。

有一次大扫除，我们在教室角落挖地时，突然挖出个发黄的头骨，还有一截腐朽的棺材木棍。孩子们吓得尖叫，老师却淡淡地说：“埋回去，别声张。”后来在大清里玩，又挖出过一次。我们不再害怕，反而觉得神秘，像发现了地下的秘密。那些骨头，或许曾是某个无名的过客，如今与我们共享一片土地，成了童年记忆里最荒诞又最真实的注脚。

大清边上长着许多老树，粗壮的树干要两三个人才抱得过来，树皮皲裂，像老人手心的纹路。我们常在树上绑绳子，做秋千。两棵树之间，一根粗绳，大家轮流坐上去，旁边的人用力一推，便荡得老高，脚下是深坑，风在耳边呼啸。那时我们年少无畏，不觉得危险，只觉得自由。荡到最高处，仿佛能看见整个村庄，看见未来，看见自己长大后的模样。

坡上住着一户人家，姓喜营。男人长得高大，脾气却暴躁，媳妇瘦高个儿，能干又沉默。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时候发烧没及时治，落下了智力障碍。如今一米九的个子，天天在小卖部门口晃悠，眼神空洞，却从不伤人。谁要是笑他两句，他就嘿嘿地笑，像在回应，又像在自嘲。

喜营和媳妇常吵架，动辄动手，有时气不顺，还拿大儿子出气。那孩子吓得转身就跑，光着脚在土路上奔逃，像一只受惊的鹿。我们看在眼里，心里发酸，却又无能为力。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常去他们家玩。我和二姐，还有新翠、新梅、新燕，几个人坐在大门洞里，打牌、聊天、分享从家里偷拿的糖果。那时我们不懂命运的沉重，只觉得，只要能聚在一起，就是快乐。

随着年龄增长，儿时的玩伴一个个离开了村子。新燕嫁到了外地，新翠去了南方打工，新梅也一度杳无音信。我们像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却再也回不到同一片屋檐下。

可命运有时又格外温柔。多年后，新梅和新翠竟又回到了村里。新梅守着老屋，照看年迈的父母；新翠在镇上开了个小店，日子安稳。我回家时，还能在巷口遇见她们，笑着打招呼，仿佛那十几年的分离，不过是一场漫长的午睡。

我结婚那年，新梅特意去了天津参加我的婚礼。她穿着素净的衣裳，站在人群中，眼角有了细纹，可眼神依旧清澈。她举起酒杯，笑着说：“新赏，小时候咱俩抢饼干吃，现在你都成家了。”我鼻子一酸，竟说不出话。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

童年从未真正结束，它只是被我们藏进了记忆的褶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