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烟火人间：小老鼠的童年时光

我们村的幼儿园，是个小小的院子，铁门锈迹斑斑，却总在风里“吱呀”作响，像在说话。院子里有座大滑梯，还有个跷跷板，是我们童年唯一的乐园。那滑梯，真叫一个“大”——纯水泥浇筑，石头打磨，棱角分明，高得吓人。两边有半米高的扶手，往上走是铁栏杆和铁台阶，可一旦坐上去，那坡度陡得让人心跳加速。它又滑又陡，稍不留神，就可能一头栽下去，轻则擦破皮，重则磕着头。可我们还是抢着玩，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尖叫着滑下来，像一群不怕死的小鸟。

老师大多时候在屋里聊天，嗑瓜子，打毛衣，只有我们闹得太凶，才探出头来吼两嗓子：“再闹，关你们小黑屋！”或者拿把尺子，假装要打手心。那尺子从没真落下来过，可我们还是吓得缩手，像被烫着了一样。

我和新梅，是我三奶奶的孙女，从小一起长大。我们俩名字里都有“新”字，村里人常叫错，可我们自己分得清。每天上下学，我们手拉着手，走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我妈总说：“你们俩，比亲姐妹还亲。”

小时候，大人们常把我们放在桌子边，撒点饼干，让我们围着桌子玩，别乱跑。她们则凑一桌，掷骰子。那个年代，村里赌博成风，一伙人围在小桌前，有蹲地上的，有坐炕上的，嘴里喊着“六侯！”“五侯！”，声音此起彼伏。点数越大，赢面越大，输的人拍大腿，赢的人咧嘴笑。

我四奶奶最爱玩这个，一边摇一边念叨，像念咒。我妈说，只要她一往那方向走，我就哭着喊：“妈妈，别掷筛筛，别掷筛这时，我四奶奶也常加入，嘴里念念有词，像在祈福，又像在赌命。那骰子声，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

后来，村里不兴掷骰子了，改打麻将、斗地主、推牌九，还有“帕斯”——每人发三张牌，讲究“道道”，比大小，比花色，比心眼。这些都是后话了，可那份热闹，始终没变。

我家条件比新梅家好些，每次她来找我上学，我都偷偷从柜子里摸出几块饼干，藏在口袋里，路上分她一半。课间休息，我们蹲在教室门口，你一口我一口，吃得香甜，像拥有了全世界。

有一次，我读拼音，a、b、c、d，怎么都读不准。老师皱眉：“你之前没学过？”我摇头。她便罚我留下，必须学会才能走。全班小朋友都回家了，只剩两三个和我一样“笨”的孩子。教室空了，天也快黑了，我坐在小板凳上，急得快哭出来。

就在这时，新梅回来了。她没走，一直等我。

她坐在我旁边，一个音一个音地教我：“a——啊——张大嘴！”她夸张地张开嘴，逗得我笑出声。我们一遍遍练，直到我终于读对了。老师点点头，放我们走。回家的路上，天边泛着橙红，我们手拉着手，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还有一次，是幼儿园的文艺汇演。各村的孩子都得去刘曈集合。刘曈有供销社，是过去“吃大锅饭”时十里八村的中心，买盐打油、扯布买糖，都得去那儿。直到我上初中前，村里有啥大事，还是往刘曈跑。

那天一大早，五点多就得起。我们在幼儿园左边大胖家集合。他家开着小卖部，柜台是石头砌的，砌得老高，生怕谁偷拿东西。我踮着脚，才能看见里面摆的糖块和饼干。

老师给我们换上演出服，画上妆，脸上扑着红粉，像小戏子。每个孩子都戴着绸缎做的红花、粉花，鲜艳得像要燃起来。从老师到孩子，都激动得不行，仿佛这不是汇演，而是一场盛大的仪式。

可每次去幼儿园，我心里总有点发怵——因为学校左边那户人家。

那是一家“穷得叮当响”的人家。母亲一个人拉扯个傻儿子，没院墙，几间破北房，连门都关不严。老太太总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拄着拐，眼睛似乎也不太好，浑浊地望着天。她儿子呢，就爱趴在幼儿园的铁门上，往里看。

他不说话，只是盯着我们，眼神空洞。可我们一见他，就吓得“嗷嗷”直叫，撒腿就跑，边跑边喊：“老师！老师！他又来了！”

老师出来，吆喝两声，他就慢吞吞地走开。可过一会儿，又回来了，像影子一样。

现在想想，他或许只是好奇，只是孤独。可那时的我们，太小了，不懂同情，只知害怕。害怕一切和我们不一样、又靠近我们的人。

如今，我早已明白，那户人家的悲剧，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命运的错。可童年的情绪，从不讲道理——它只记得心跳、尖叫、和老师出现时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