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烟火人间：小老鼠的童年时光
在黄骅的那些年，日子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平静、温润，泛着细碎的光。大院里的生活简单而丰盈，没有太多喧嚣，却有说不尽的人间烟火。
那时，老家有两个亲戚托父亲给儿子谋份差事。一个是“大大爷”家的二儿子，一个是父亲发小的大儿子。父亲二话没说，把他们安排进汽修厂当学徒，学门手艺，将来能养活自己。他说：“人不怕苦，就怕没本事。”后来，父亲发小的儿子学成后回了衡水，靠着这门手艺，在市里开了家汽修铺，取名叫“衡津汽修”——“衡”是衡水，“津”是天津，纪念父亲单位的总院所在地。如今，那家店生意兴隆，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修车行。每次回老家，路过那块褪色的招牌，我总忍不住多看两眼，仿佛看见父亲当年在汽修厂里，手把手教人换轮胎、修发动机的背影。
大院里有一片菜园子，母亲在那里种了满园的北瓜。藤蔓爬得满地都是，一到秋天，金黄的北瓜滚得像小山。母亲从不独享，挨家挨户地送，都是父亲的同事们。大家接过瓜，笑着道谢，顺手塞一把葱或一捆菜，人情味儿浓得化不开。那时节，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也没有内卷和焦虑，人们活得简单，却格外开心。一到傍晚或周末，母亲就抱着我，和几个叔叔阿姨围在屋檐下打麻将。我坐在她腿上，小手扒着桌沿，看他们出牌、碰牌、杠牌，耳濡目染，竟在五岁那年就学会了规则。八岁回老家，母亲手疼，我还能替她打两把，赢了钱，她就笑着摸我的头：“我家新赏，真是个小福星。”
大姐那时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又洋气。从衡水转学到黄骅仁村中学，每天自己上下学。她留着齐耳短发，穿一件红格子衬衫，走在乡间小路上，像一幅流动的画。可那年秋天，一场意外差点撕碎了这份安宁——一天午后，细雨绵绵，母亲突然接到电话：大姐在放学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头破血流，已送进医院。
那天，父亲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载着母亲和我，冒雨赶往医院。雨丝打在脸上，冷得刺骨。我坐在后座，紧紧搂着母亲的腰，听见她一路喃喃：“可别有事，可别有事……”赶到时，大姐躺在病床上，额头包着纱布，脸色苍白。母亲一见，眼泪就下来了。所幸检查后并无大碍，只是皮外伤和轻微脑震荡，住了几天院便回家休养。如今，家里还珍藏着一张她初中毕业的合照——她短发利落，穿着红色夹克，半蹲在第一排，身后是刚冒头的麦苗，绿油油的，像春天本身。她笑得灿烂，眼里有光，那是一种再也找不回的、属于少年时代的生机勃勃。
二姐当时上五六年级，我曾跟着大大爷家的二儿子去学校接过她一回。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小朋友们的画，蜡笔涂得歪歪扭扭，却五彩斑斓。我站在门口，看得入神，心里满是羡慕。从大院到学校，要穿过一片长长的田野。秋天时，玉米杆子长得比人还高，密密匝匝，像一道绿色的墙。风一吹，沙沙作响，仿佛藏着无数秘密。二姐每天独自上下学，母亲总在放学时分，牵着我，在路口张望。有一次，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一路尾随二姐，嘴里念念有词。二姐吓得一路狂奔回家，母亲知道后，当即决定：以后，我亲自接送。现在回想，仍然后怕——那片玉米地，曾是童年的乐园，也差点成了恐惧的深渊。
母亲在门市工作时，有个叫芳的小姐姐给她打下手。她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母亲忙时，芳就把我带到小屋里，给我讲故事，教我折纸。大院是砖铺的路，我学走路晚，走得不稳，常常摔得膝盖青一块紫一块，裤腿上全是灰。母亲一边给我擦药，一边叹气：“这丫头，怎么比男孩子还皮？”
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间我们住的双人宿舍。一间住人，一间做饭。住人的屋里，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中间只留一条窄窄的过道，勉强能侧身通过。我和二姐便在这方寸之间，演起了我们的“武侠梦”。一人披一条床单，头巾一扎，手里拿根扫帚当剑，在两张床之间“飞来飞去”，嘴里还念念有词：“看我降龙十八掌！”“接我一招九阴白骨爪！”——那时的我们，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侠，刀光剑影，快意恩仇。
隔壁村有个大叔，家境殷实，有俩儿子，一直想要个闺女。我小时候长得古灵精怪，眼睛滴溜转，嘴又甜，他见了就喜欢。于是，他隔三差五开着那辆“大吉普”来店里，一停稳就大声嚷：“今天我把新赏带回家当闺女啦！”还故意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哐”地一声拍在桌上：“不给？那我可抢人了！”我那时小，信以为真，吓得转身就往仓库的空纸箱里钻，蜷成一团，大气不敢出。母亲和芳在后面笑得直不起腰。长大后才明白，那不过是大人逗孩子的玩笑，可那份惊慌与纯真，却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年代。
如今，大院早已拆了，汽修厂没了，门市也换了主人。可每当我闭上眼，仿佛还能听见清晨父亲搅动羊杂汤的声响，闻到母亲北瓜炖汤的甜香，看见大姐在麦田里笑着奔跑，二姐在玉米地里回头张望，而我，披着床单，在两张床之间，飞向童年最遥远的梦。
那时，我们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
那时，我们不懂离别，只知团圆。
那时，风很慢，日子很长，爱很真。
而我，潘新赏，那个曾被叫作“小老鼠”的女孩，如今写下这些，不是为了追忆过去，而是想告诉所有曾照亮我生命的人：
你们给我的，不只是童年，而是一生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