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赏——生于九月的“小老鼠”

我叫潘新赏。

三十多年前，我出生在HEB省HS市武邑县蔡徐村一个秋意渐浓的夜晚。阴历九月，天已转凉，夜风穿过村口的老槐树，吹得窗纸沙沙作响。我降生在晚上九点多，那一刻，屋里的油灯正晃着昏黄的光。我姥姥守在产房边，见我母亲阵痛加剧，赶紧喊来我奶奶，又跑去叫村里的大夫，我姨也匆匆赶了过来。一群人忙作一团，只盼着这一胎，能是个男孩。

那个年代，村里人常说：“有儿有女，才算圆满。”我父亲是村里的正式工人，在水利系统上班，铁饭碗，收入稳定，在蔡徐村，算是“体面人家”。于是，家里人也盼着能添个儿子，好让这份“圆满”落定。

可我是个女孩。

当接生的大夫轻轻把我抱出来，说“是个闺女”时，奶奶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她没有叹气，没有皱眉，只是把我轻轻放进两个姐姐早已暖好的被窝里，打趣道：“给你们送了个小老鼠来，往后不许欺负她。”——那句“小老鼠”，是疼爱，是调侃，更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豁达。我后来常想，或许是因为奶奶有四个儿子，尤其我父亲，从小调皮捣蛋，上房揭瓦，惹是生非，让她对男孩“烦”得够呛，反倒更疼女孩。她常说：“闺女贴心，像小棉袄。”

而我父亲，听说是个女儿后，竟比谁都高兴。他当时正在外地参与一项水利工程，接到电报后，连夜赶回来，一进屋就抱起我，笑得合不拢嘴：“这是上天赏给我的宝贝，就叫‘新赏’吧！”——“潘”是家族辈分，“新”是那一支的字辈，而“赏”，是他亲手加的，意为“上天所赐，值得珍重”。

于是，我有了这个名字：潘新赏。

母亲说，我出生时，窗外的月亮特别亮，像镀了一层银。她躺在炕上，虚弱地笑着：“这孩子，来得巧，也来得贵。”

那时，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和我在老家种地。父亲是水利工人，常年出差，一走就是几个月，回来几天，又匆匆奔赴下一个工地。那个年代，没有大型机械，挖河、修渠、筑坝，全靠人力。父亲曾告诉我，大冬天，他们泡在刺骨的冰水里，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手冻得发紫，关节僵硬得连锄头都握不住。可没人喊苦，没人退缩。他说：“国家需要，咱就得上。”可那些年落下的病根，也跟着他一辈子——老了以后，风湿病缠身，手指关节变形，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睡不着。

等我两三岁时，母亲终于决定，带着我们三个女儿去寻父亲。我们辗转到了HEB省沧州黄骅市，父亲单位的家属大院。那时，水利工程暂停，父亲暂时没了外派任务，便留在大院里，一家人终于团聚。

那是我人生中最懵懂、也最温暖的五年。

大院很大，有宿舍楼，有门市部，还有个汽修厂，整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母亲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会算账，字也写得漂亮，单位便安排她在门市卖汽车零部件。她坐在柜台后，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地记账，偶尔抬头冲我笑一笑，那笑容，像秋日的阳光，不刺眼，却暖到心里。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单位没活干，他便在大院门口支起一个棚子，卖起了羊杂汤。

那口大铁锅，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生动的风景。清晨五点，炉火已旺，父亲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毛巾，站在锅前，手握长柄勺，一下一下地搅动着翻滚的汤。羊杂切得细碎，配上秘制的香料，汤色乳白，香气能飘出半条街。工人们下班路过，远远就喊：“老潘，来一碗！”他便笑着盛满，再撒一把香菜，递过去，换回几毛钱和一声“好吃”。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张泛黄的照片——父亲站在大锅前，脖子上搭着毛巾，手里掌着勺，眼神明亮，笑容爽朗。旁边停着那辆带大梁的“永久”牌自行车，车筐里还放着一捆葱。那辆车，曾载过他走南闯北，也载过我们姐妹去赶集。

而我，常坐在棚子里那张简易的小床上，裹着厚厚的棉袄，看着父亲忙碌的背影。炉火映红他的脸，蒸汽缭绕中，他像一尊守护我们生活的神祇。我偶尔会递块抹布，或递个碗，他便摸摸我的头：“新赏真乖，将来肯定有出息。”

那时，我还不懂“出息”是什么，只知道，父亲的羊杂汤，是世上最香的饭；父亲的笑声，是世上最安心的声音。

后来，单位恢复运转，父亲又开始出差。但那段在黄骅的时光，却像一颗埋在心底的种子，悄然生长——它告诉我，家，不是一座房子，而是一锅热汤，一个笑容，和一个愿意为你撑起棚子、熬煮烟火的父亲。

父亲退休后，每年过年，他仍会煮一大锅羊杂汤，烙几张厚厚的大饼。老朋友们闻着味儿就来了，围坐一桌，喝酒、聊天、回忆当年在工地上的苦与乐。我站在一旁，看着他熟练地切羊杂、调汤、盛碗，忽然明白——他一生没说过多少大道理，却用一碗汤，教会了我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爱。

而我，潘新赏，那个曾被称作“小老鼠”的女孩，如今写下这些，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想告诉父亲：

您给我的名字，我活成了它的样子——被珍重，也值得被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