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重整旗鼓

第二年，江若春果然就分配到了一个本省的地级市，做了一个转为民用的大型国营企业的技术员。

此后，她遵守着承诺，只和我通信，不主动来见我。即使是在她回家休假的时候，在街边遇上了，也只是站在路边聊几句别后情而已，再也没和她谈过感情上的事。

参加工作的两年后，单位的经营状况日渐衰落，效益每况愈下。

作为月光族的我，虽然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架不住以前每月准时的签字拿钱的日子不再有了。

公司财务室的陈大姐悄悄的告诉我，财务上的流动资金已经不够发工资了，储备金也早就陷在工程里，日子过得不上不下的。

果然，到了发薪日那天，经理办公室坐满了前辈员工们，我这个刚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小青年根本就挤不到里面去。

以前花天酒地的日子从此开始拮据，我再也没法像这样混日子了。

只能想着法另辟蹊径，好在老家县城里朋友众多，另一个公司的朋友说有个工地缺乏技术员，许以高薪，是我在公司工资的两倍多。

当然，我当即就答应下来，不再去公司上班，也没像有些前辈那样办个停薪留职。

在新工地上老老实实地上着班，日子一步步脱离了无忧无虑，也不再同父亲嘴里的那些狐朋狗友们到外面歌舞升平。

工作生活上的窘境和困扰，让我基本上没空去想念或是去责难叛逆者张晓溦。

可架不住每天的梦里都会见到那个曾经心爱的女人，或是温存，或是冷漠无情，或是平平常常的相遇，每每的结果都是会在梦里哭喊着惊醒。

那以后，我没再给江若春回信，偶尔回办公室的时候，也会去翻一翻信报箱里，有没有我的信件。陆续收到过她的三封信和两张明信片，我回了一张明信片，告诉她我没在建安公司上班了，去了朋友的工地，工作地址不定。

春节前，黄卫东县城里的一个毛根朋友组织了一次聚会。就在那个小型的聚会上，我结识了强子的母亲。

当时她一副天真烂漫，圆圆的红脸蛋上总是充满着灿烂的笑容，一副清纯可爱模样，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后来的一个月里，老是在街头巷尾遇见她。开始只是点头招呼一下，后来就干脆一起走着攀谈，才知道她上班的地方和我公司宿舍本来就只是一墙之隔。

过年时，老爸说大哥已经成家，也生下了大侄女，可孙女长大以后毕竟是外姓人，意即家族血脉的延续重任，即生个男孩的这个期望已经落到了我的这里。是啊，可能真该是好好的找个对象结婚，成家立业了。

就这样，春节上班后的一个傍晚，我又在街边遇到了笑容可掬的她。

一起并肩走在霓虹闪烁的街边，摆谈各自的春节，说着共同朋友之间的趣事，感觉还挺不错的。

我突发奇想的问了她一句：

“你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啊，你问这干啥？”

她的眼神里闪着诧异的光，在我看来还带着一些挑衅，随口就说到：

“我也没女朋友，要不，我们两个就耍朋友嘛。”

她稍稍的低了一下头，走了两步又抬起头望着我，答道：

“那好啊。”

我觉得她的回答再正常不过了，看着她脸上羞涩的微笑，虽然在意料之中，可我还是觉得开心不已。

以前虽然也和街上的姑娘们交往，甚至睡个一两天晚上，我从来都没有把和那些女人的事当真。这一次是张晓溦离开三年以来，我第一回有了跟别的女人谈恋爱的冲动，想要好好的爱一回。

可是，另一个问题又困扰了我，连忙问着她：

“你晓得我的名字吗？”

“不晓得，他们都叫你亮哥，这几回我也是叫你亮哥的啊。”

她的眼神很清澈，闪烁着没法压抑的喜悦。我怕冷场，就着话题接着讲下去：

“因为东哥的关系吧，外面那些人都叫我亮哥，其实我本名叫赵欣亮，你呢？我也不晓得你叫啥子名字？”

“我姓吴，口天吴，绿草茵茵的茵，叫吴茵。”

她说完又低下头，我觉得太可笑了，先确定了恋爱关系的两个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说出自己的名字来。

只过了一天，我就带着她进了我的单身宿舍同居了，由此就看得出，吴茵是真的喜欢我。

她的家以前是新场的大土豪，拥有千亩良田。她母亲的娘家更是如雷贯耳，是邻乡的大袍哥，堂口上的舵把子，新场乡场上的大半条街都是她外爷的产业。

她的父母亲在大运动中被安排到农村以后，他们家就地安家做了当地本分的农民。

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她父母都是很有教养的人。母亲读过县高中，新社会回乡当了幼儿园老师。她爸是民国时期的川大高材生，回乡后一直教中学，直到后来下放当农民为止。

她是家里的幺女，可家道中落后，并没有把她娇生惯养，家务事什么都会干。虽然做的菜口味一般，但也总还能下咽。

我尽力地履行着一个做男朋友该尽的职责，每天回去先做好饭等着她回宿舍。有时候，她下班晚了，就到她的厂门口去接她，一起回去吃饭。晚上一起去逛街，偶尔也会遇到那些认识我和张晓溦的旧相识，摆谈上几句，仿佛把那三年的相约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可这样的日子持续不到一年，单位的效益每况愈下。队上的工程一结束，我们连基本工资也拿不到手了。

吴茵上班的地方也搬迁到了郊外，我干脆搬回老家去住了。平时找着一些零星的活路，勉强度日。基本上每天也是骑着车去接她下班，虽然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却也乐在其中。

一年后，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我们去我户口所在的镇上办理了结婚证。

办证人员刚好是以前的熟人，没费啥周折就办完手续，把吴茵变成了我合法的妻子。

次年的春节，我们奉子成婚。婚宴是在老家熟人的饭馆里办的，没有信誓旦旦的婚礼仪式，却充满着亲情，喜气洋洋热闹非凡，感觉这辈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了。

五个月后强子出生了，为了生计，为了儿子以后顺利长大，也是受不了高薪的诱惑，我不得不在儿子满月后就远走他乡。应朋友之邀，去做了他工程上的技术负责人。

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除了我零花钱后，给妻子带回余下的工资八百元，享受两天的天伦之乐，然后又回到工地去忍受寂寞冷清的日子。

我的心态还是没有调整好，想念妻儿之余，脑海里出现得更清晰的面容，却是那个早就背叛诺言的张晓溦。

她的一颦一笑，总是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就会突然浮现出来。那么生动，活灵活现的，仿佛就在眼前，恍然如昨。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工程结束，就是这次我回归的起点时间。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次回来的这个时间段。家庭婚姻生活中，那些太多的痛苦和太重的压抑，都是我无法选择和无法逃避的。

反反复复的承受这种撕裂之痛，说不一定在哪一天，尚未等到重生轮回，真的就会让我疯掉。

可这种经验让我有了一种自己也不敢肯定的念头，生怕它一冒出来，就会搅扰了时空的轮回，到时候我反而会白死一回，更是万念俱灰。

从外地回来以后，我开始带着吴茵专专心心的过日子，认认真真的教她到省城取货，踏踏实实的居家过日子。

那段时光短暂而美好，虽然过得清苦，却有一种类似男耕女织的田园美景，即使不是耕田种地，却胜似那种轻松惬意。

孩子一天天成长着，我们不可能一直就这样待在父母的老房子里过小日子。

处于更年期的母亲比平常更为唠叨，所谓远香近臭，她几乎就容不下我每天在家闲耍的日子。

朋友们在工程上也迟迟没有再接到单子，经济上没了来源，我就不得不另寻出路。

千禧年快到的前两年，公司改制，我在单位里被算了三年工龄，拿了三千多元的散伙费，另谋生路。

省城华贵电子的宋老板和大表哥以前是县城里一起长大的朋友，是我高中同级的学友。也是在黄卫东家小聚会的时候遇上了，得知我的现状，就邀我去他那里试一下。

在华贵公司的日子没有大起大落，所有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只是老老实实地上班挣钱，归于平淡。我没办法，也不敢去改变一下每个事件的进程。

第一次的婚姻仿佛就是为了家族基因的延续而存在的，可能就是这出发点太过于牵强，无论我和吴茵怎样努力的经营，最后的日子还是落得一个平淡无奇。除了儿子的出生，就几乎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亮点。

我以为此生就贵这么过下去，直到儿子结婚成家，我也就完成了作为一个生物体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可是作为存在于社会里的人，我们的婚姻受到了不可控制的冲击。为了孩子以后的健康成长，这一段惨痛经历不在赘述之列。

明知这段婚姻里会犯的错继续犯，就连孩子所要经受的那些委屈也不可避免地让它发生，一直坚持到了和吴茵离婚。

尤其是离婚所造成的亲情割离，丝毫不亚于当初失恋所带来的那种撕心裂肺疼痛。

这是在非典刚刚结束的第一个年头，我拿着行包远赴几千里之外，去外省上班打工。

那也是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老闾相邀，让我去他在沪都新开的公司里去管理技术部门。

一到那个号称东方巴黎的大城市里，就开始不顺利。虽然早就约好了，可朋友临时去谈一单重要的生意，我被滞留在沪都火车站没人接待。

独自等待的日子让人很煎熬，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又觉得不能白来一趟。买了几份本地报纸，看着那些招聘信息，大多都是邻近城市和郊区工厂的劳务招聘。

直到三天之后，朋友新招的秘书才把我从火车站旁的旅社里，接到公司的宿舍里去。

除了一开始他亲自接到的业务可以做几天的工程技术方案，剩余的日子里，都是和那些刚刚大学毕业的新人们一起，翻着电话号码簿，想象着对方该有的需求，推销着公司所经销的产品，或是按着各自的揣测，推介设想中的初步解决方案。

原以为来到这个大城市里，会有施展才能，大展宏图的机会，可是，三个月下来，除了给一家远郊的小厂建了一个智能化控制的局域网之外，竟然别无所获。

老闾真的有些熬不住了，把那些没有业绩的业务员都停了底薪，只管生活。私下里和我商量，也暂停了我的薪资待遇，也只发放基本生活费。

其实大都市目前的新区开发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环境相当的不错，可能是经营理念出了偏差吧，才导致了目前惨淡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