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玉竹大姐的心思

在工厂和李素莲交谈后，赵玉组就回了家。

暮色将尽时，赵玉竹送走了亲戚，站在自家院门口，手里捏着那张从镇政府门口抄来的通知。纸张在晚风中微微颤动，上面的字迹在渐暗的天光里有些模糊：

福记制衣承包招募通知……凡经营业务为服装纺织类，且财务状况良好（有盈余）的民营企业均可参与承包……

“有盈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她的眼睛。

她叠好通知，转身准备回屋，却不小心将纸张掉在了地上。

坐在昏暗的堂屋里，赵玉竹没有点灯。她需要黑暗，需要安静，需要好好想想。

三十七岁，在向阳镇，她已经是个“老大姐”了。丈夫在镇供销社工作，家里条件算是镇上中上等。两个儿子都在读书，成绩不错。按理说，她该安安稳稳过日子，不该去折腾什么服装厂。

可她偏要折腾。

“你就是喜欢张罗事儿。”丈夫常这么说她，语气里半是无奈半是宠溺。

赵玉竹知道，自己确实喜欢张罗事儿。镇上妇女工作，她第一个报名；谁家有了矛盾，她主动去调解；就连这次办服装厂，也是她最先去找的李素莲。

“玉竹姐，你图啥呢？”有人问过她。

她当时没回答。其实她自己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在报纸上读到过“管理才能”这个词，也许是因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凭什么女人就只能围着锅台转？凭什么她们不能像男人一样干一番事业？

可真正开始筹备，她才意识到事情有多难。

钱。这个字像一座山，压在每个人心上。

她想起下午在厂里，五个人围坐在木桌前，李素莲说出“两万块”时，张玉梅和刘晓菊低下的头。她想起王秀兰在纸上写写画画，却始终不肯抬头说话。她想起自己口袋里这张福记通知——一个绝好的机会，却因为“有盈余”这个条件，变得遥不可及。

“除非……”赵玉竹喃喃自语，“除非咱们推迟开工。”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推迟开工？后天就是五月一号，日子早就定好了。

可如果不推迟呢？

赵玉竹在黑暗中掰着手指算账：镇里答应借的两万块，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账，就算到了也要还。五个人凑的钱，连缺口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果仓促开工，接不到大订单，第一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到时候，那些把缝纫机抬进厂里的乡亲怎么办？晓菊的高利贷怎么办？玉梅的病怎么办？

“风险太大了。”她轻声说。

可这话能跟谁说呢？素莲一腔热血，秀兰只算冷账，玉梅和晓菊各有各的难处。她是老大姐，是“五人组”的粘合剂，她得稳住大家，不能先乱了阵脚。

窗外的天色完全黑了下来。赵玉竹终于起身点了灯。煤油灯的光晕在墙上摇晃，映出她紧锁的眉头。

她走到柜子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有一个铁皮盒子，打开，是一沓钱和几张存单。她数了数——八百七十块。这是她这些年攒下的全部私房钱。

八百七，加上素莲的三百八，秀兰的五百，玉梅和晓菊的……就算她们能凑出一点，总共也不到两千。

两千和两万。这个差距，不是靠拼命就能填平的。

赵玉竹把钱放回盒子，锁好抽屉。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

索性关灯睡下的赵玉竹，恍惚之间又睁开了眼。

赵玉竹发现自己坐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

不，这不是她的身体。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皮肤虽然已有些松弛，手指关节处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但这双手显然比她那三十七岁的手要苍老得多。她抬起头，面前是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桌上摆着电脑、文件架，还有一块名牌：

李素莲向阳集团董事长

“我……成了素莲？”赵玉竹——不，现在是2009年的李素莲——喃喃自语。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却不是她自己的记忆，而是属于李素莲的记忆：2009年，向阳集团已经成立三十周年，正在实施“三三三”战略转型工程，要打造世界一流服装品牌。就在刚才，她还在审阅集团4月份的财务报表——

赵玉竹的目光落在桌上一份文件上。她拿起来，正是那份财务报表：

向阳集团 2009年4月

S品牌收入：35，300，000元

S品牌利润：400，000元

外贸加工收入：33，300，000元

外贸加工利润：21，000，000元

合计利润：33，400，000元

三千三百四十万的利润。赵玉竹的手指颤抖着抚过这些数字，眼眶突然湿了。

她想起1979年，五个人为两万块的缺口发愁。想起那份只有三百八十元余额的存折，想起王秀兰算的账——收入为零，利润负两万。

三十年。从负两万到三千三百四十万，她们真的做到了。

可这份喜悦只持续了片刻，另一段记忆便狠狠击中了她——张玉梅在1981年去世，胃癌晚期；刘晓菊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差点撑不下去；王秀兰在1997年累倒住院；她自己……李素莲自己，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面对决策的压力。

还有1979年那场投票。

赵玉竹——现在是李素莲——闭上眼睛，那段记忆清晰得如同昨日：1979年4月30日中午，五个人投票决定工厂是否按时开工。唱票结果——四票赞成，一票反对。

投反对票的是正是自己（1979年的赵玉竹）。

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工厂因此推迟了四个月开工。那四个月里，她们争取到了福记制衣的承包权，拿到了镇里承诺的两万借款，还规避了后来才知道的许多经营风险。

可当时应该没有人会理解她，多年过去后，她也不曾和其他人说过。

“玉竹姐……”2009年的李素莲——现在是赵玉竹的意识——轻声唤道，眼泪滑落下来。

她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窗外是2009年的D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向阳集团总部大厦就在这条街上，楼顶的霓虹招牌在夜空中闪烁。

三十年。她们把一个小镇服装厂做成了跨国集团。

可如果……如果1979年没有那四个月的等待呢？如果当时仓促开工，结果会怎样？

赵玉竹想起李素莲记忆中的一次危机——1982年，一家和她们同时起步的服装厂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了。那家厂的老板后来找到李素莲，苦笑着说：“我们就是太急了，接到订单就开工，没算清楚成本。要是能像你们一样，先稳一稳……”

先稳一稳。这就是赵玉竹当年投反对票的原因。

可现在的赵玉竹，拥有的是2009年李素莲的记忆和视角。她知道后来的所有发展：知道福记的刺绣工艺成为集团的文化IP，知道自主品牌战略的成功，知道金融危机时的艰难转型……

她也知道，如果当时没有那四个月的缓冲，很多事可能会不一样。

“我得回去。”赵玉竹对着窗玻璃上的倒影说，“回到1979年，回到投票那天。”

再次睁开眼时，2009年的李素莲发现自己坐在1979年的赵玉竹家里。

煤油灯的光晕在墙上摇晃，桌上铺着一张纸，纸上写下了一些东西。

写完，她吹灭灯，和衣躺到床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窗棂的影子。

这一次，她没有失眠。

因为她知道，明天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