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丝绸之下
那不勒斯的秋天是一场漫长的欺骗。
从海面上吹来的风温柔得像情人的呼吸，天空蓝得透明，阳光把维苏威山的轮廓镀成金色，连平民区晾晒的破衣服都在这种光线里显出几分油画的质感。但凡是在这里住过三代以上的人都知道——这是那不勒斯最擅长的事：用最美的外表，包裹最烂的内里。
就像王宫。
一八五九年九月十五日，黄昏，那不勒斯王宫的舞厅里，三百支蜡烛同时点燃，把整个大厅照得如同白昼。水晶吊灯垂下千万颗折射的光，大理石地面上倒映着裙摆和军刀的影子，乐队奏着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这首曲子三年前在维也纳首演，如今已经传遍欧洲所有自认为文明的宫廷。
但维也纳是维也纳，那不勒斯是不那不勒斯。在这里，《蓝色多瑙河》被乐师们拉得像那不勒斯民谣，带着一种懒洋洋的、随时会跑调的醉意。没人介意。客人们更关心的是：今晚的冰淇淋够不够冰，邻座的伯爵夫人那串祖母绿是真货还是租来的，以及——最近从西西里传来的那些消息到底有几分可信。
埃琳娜·迪·桑塔克罗齐站在舞厅边缘，手里端着一杯她一口没喝的柠檬汁，看着这一切。
她二十三岁，结婚五年，没有孩子。她的丈夫阿方索·迪·桑塔克罗齐伯爵今年六十七岁，是两西西里王国的内政大臣顾问——这个头衔的意思是：他有建议权，但没人听他的建议；他有出席内阁会议的资格，但坐在角落里打瞌睡也没人管。他是波旁王朝最忠诚的仆人，忠诚到近乎愚蠢，忠诚到连国王私下里都说“那个老东西除了忠诚，什么都没剩下”。
埃琳娜知道这些。她知道丈夫每晚在书房里签署的那些文件，无非是告密者的报告、警察局的预算、以及对“可疑分子”的监视名单。她知道丈夫以为她什么都不懂，以为她只是个漂亮的摆设，以为她会满足于每天换三套衣服、每周去两次教堂、每年夏天去伊斯基亚岛避暑的生活。
她确实穿了漂亮衣服。今晚这件深蓝色天鹅绒长裙是巴黎运来的，领口开得恰到好处，既显得庄重，又足够让那些老头子们的目光多停留三秒。她戴的钻石是婆婆留下的，耳垂被坠得微微发疼。她的头发梳成最时兴的式样，发髻上插着一根镶珍珠的簪子，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幅画——一幅画在瓷器上的画，精致、冰冷、一碰就碎。
没人知道这幅画的内侧，贴着皮肤的地方，藏着一本小册子。
马志尼写的。《意大利人的使命》。六十四页，薄薄的，纸张粗糙，油墨味刺鼻。她把它裁成小块，缝在裙撑的夹层里。每一次呼吸，那些纸张就轻轻摩擦她的肋骨，像无数只蝴蝶在扑动翅膀。
“伯爵夫人，您今晚美得让人心碎。”
埃琳娜转过头，看见说话的人——卡拉乔洛侯爵，五十岁，秃顶，肚子大得像怀孕八个月，眼睛却小得像两粒葡萄干。他是国王的狩猎总管，一个除了打猎什么都不会的废物，但废物也有废物的用处——他老婆是奥地利大使的侄女，所以侯爵府的晚宴上总能听到维也纳那边传来的真真假假的消息。
“侯爵过奖了。”埃琳娜微微点头，“您夫人的裙子才叫惊艳。里昂运来的新料子？”
“哦，那个……”侯爵压低声音，“其实是去年剩下的，染了染色。您可别告诉别人。”
埃琳娜笑了笑。这就是那不勒斯的贵族：炫耀的时候恨不得全城都知道，露馅的时候又希望只有上帝听见。
“最近有什么新闻吗？”她漫不经心地问，“西西里那边还好？”
侯爵的脸抽动了一下。
“您听说了？”
“听说什么？”
“红……红胡子。”
埃琳娜的心跳漏了一拍，但她的脸上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加里波第？他不是在南美吗？”
“回来了。”侯爵的声音压得更低，“六月底从热那亚出发的，带着一支什么‘阿尔卑斯猎手团’，在伦巴第跟奥地利人打了几仗。现在……”他左右看看，确认没人注意，“有人说他准备南下。西西里那边已经有动静了。”
埃琳娜端起柠檬汁，抿了一口，借此掩饰自己微微发抖的手。
“南下？打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算什么？”侯爵嗤笑一声，“他要打的是罗马。是教皇。是整个欧洲的旧秩序。您想想，一个土匪头子，带着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流亡分子，想把意大利统一成一个共和国——这不是疯子是什么？”
“那奥地利人呢？”
“奥地利人？他们在伦巴第被打得够呛。法国人表面上是帮我们，实际上……”侯爵做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加富尔那个狐狸，谁知道他跟拿破仑三世私下有什么交易？”
埃琳娜点点头，放下杯子。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侯爵。我得去跟公爵夫人打个招呼了。”
她转身离开，裙摆在地板上轻轻扫过，留下一缕紫罗兰的香气。侯爵看着她的背影，咽了口唾沫，然后被自己的妻子揪着耳朵拖走了。
埃琳娜穿过人群，脸上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心里却在翻江倒海。
加里波第。
这个名字她第一次听见是四年前，在一本从英国走私进来的杂志上。那篇文章把他说成“现代意义上的英雄”——出身平民，为了理想战斗，在南美为那些破碎的国家争取自由，回到意大利后又为了罗马共和国流亡。文章配了一幅粗糙的版画：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骑在马上，手里举着剑，身后是硝烟和旗帜。
埃琳娜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那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脸——不是贵族的优雅，不是商人的精明，不是教士的虚伪，而是……她后来找到的词是“真实”。那种脸上写着：我见过血，我杀过人，我也救过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从那天起，她开始收集一切关于他的消息。这不容易。在两西西里王国，谈论加里波第等于谈论革命，谈论革命等于找死。但她有办法——她用法语写信托人从佛罗伦萨买书，她在午夜的烛光下读那些被查禁的小册子，她把马志尼的文章缝在裙撑里，贴着肋骨，让那些字句随着心跳一起震动。
阿方索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妻子喜欢看书，以为看的是那些没用的法国小说。他偶尔会说：“女人读书太多容易老。”埃琳娜就笑笑，把书合上，继续当她的漂亮摆设。
但现在，“红胡子”真的要来了。
她穿过一扇侧门，走进一条通往花园的长廊。这里的蜡烛少了一半，人也少了大半——只有几对情人在暗处窃窃私语，侍者们端着空托盘匆匆走过。长廊尽头有一扇落地窗，开着，海风从外面吹进来，带着咸味和一丝凉意。
埃琳娜走出去，站在阳台上。
下面是王宫的花园，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丛在月光下像一群蹲着的黑猫。远处是大海，墨黑色的海面上有几盏渔火，像坠落的星星。更远处，维苏威火山静静地蹲着，山顶有一抹暗红——那是火山口的微光，那不勒斯人已经习惯了，就像习惯腐败和饥饿一样。
“夫人。”
埃琳娜回过头。一个年轻的侍者站在她身后，手里托着一个银盘，盘子里放着一封信。
“谁送来的？”
“不知道。一个穿灰衣服的人，在侧门交给我的。他说……他说是您娘家来的急信。”
埃琳娜接过信。信封上确实写着她的名字，笔迹陌生。她撕开封口，抽出一张对折的纸。
纸上是两行字，用印刷体写的，没有署名：
“小心您丈夫书房的第三个抽屉。密码是您母亲的生日。”
埃琳娜的心猛地一紧。她把信折好，塞进手套里，对侍者点点头：“没事了。下去吧。”
侍者鞠了一躬，消失在长廊里。
埃琳娜站在阳台上，海风吹着她的裙摆，吹得那些缝在夹层里的纸张簌簌作响。她想起丈夫每晚在书房待到深夜的习惯，想起他最近越来越阴沉的表情，想起前天晚餐时他莫名其妙说的一句话：
“有些人，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在找死。”
当时她以为他说的是那些街头闹事的工人。现在她不确定了。
回到舞厅时，舞会已经到了高潮。一对对男女在舞池里旋转，绸缎和军服交相辉映，香水和汗味混在一起。乐队的《蓝色多瑙河》已经换了三遍，现在正在演奏一首轻快的波尔卡。
埃琳娜看见她的丈夫站在大厅的另一端，正和几个老头子围在一起说话。阿方索·迪·桑塔克罗齐伯爵今年六十七岁，头发全白了，背微微佝偻，但穿着绣金线的礼服时，依然有一种老派贵族的威严。他年轻时也英俊过，也风流过，据说还跟某位公主传过绯闻。但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他剩下的只有痛风、失眠，以及对波旁王朝那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忠诚。
埃琳娜走过去。那几个老头子看见她，纷纷鞠躬致意。阿方索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没有温度——不是冷漠，是习惯。五年的婚姻，他看她就像看一件家具：需要的时候用，不需要的时候放在一边。
“亲爱的，你们在聊什么？”她问，脸上带着适度的好奇。
“没什么。”阿方索说，“一些……公务上的事。”
“是关于西西里吗？我刚才听说那边有些不太平。”
几个老头子的脸色都变了变。其中一个干咳一声：“伯爵夫人真是消息灵通。不过这些事，您不用担心，有国王陛下和各位大臣处理。”
“我当然不担心。”埃琳娜笑了笑，“我只是好奇。毕竟，如果红胡子真的打过来，我们这些女人该往哪里跑？”
她故意用了“红胡子”这个民间绰号，带着一丝轻佻的语气。老头子们果然松了口气，有人甚至笑出声来：
“夫人说笑了。加里波第？一个土匪头子，带着几百个亡命徒，能翻起什么浪？奥地利人三万大军都打不过我们，他算老几？”
埃琳娜点点头，做出一副被说服的样子。但她注意到，阿方索的表情没有放松，反而更阴沉了。
“你今晚累了。”他对埃琳娜说，“先回去吧。我还要和几位大人再谈一会儿。”
“好的，亲爱的。”
她微微屈膝行礼，转身离开。走出几步后，她回头看了一眼——阿方索正凑近那几个老头子，压低声音说着什么，其中一个听完后，脸色变得煞白。
马车在石板路上颠簸着，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埃琳娜靠在车厢的丝绒坐垫上，闭着眼睛，但脑子一刻也没停。
第三个抽屉。密码是她母亲的生日。
母亲的生日是一七九八年四月十二日。母亲在她十岁那年死于产褥热，连同那个没来得及出世的弟弟。父亲在母亲死后酗酒，三年后也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脖子。埃琳娜被送到那不勒斯的姨妈家，十六岁嫁人，嫁妆是父亲剩下的最后一片土地——那片土地后来被阿方索卖掉，换成了她现在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马车停在了桑塔克罗齐府邸门口。这是一座建于十七世纪的老宅，外表灰扑扑的，里面却奢华得惊人——阿方索的父亲曾在拿破仑时期发过一笔横财，买的正是被没收的教会财产。
埃琳娜下车，提着裙摆走上台阶。门房给她开门，老管家迎上来：
“夫人，需要准备夜宵吗？”
“不用。老爷今晚在宫里议事，可能很晚才回来。你先下去吧。”
“是。”
管家退下。埃琳娜独自穿过大厅，走上楼梯，长长的走廊两边挂着历代祖先的画像，那些面孔在烛光里显得阴森森的。她在阿方索的书房门口停下脚步。
门是锁着的。
她早有准备。从头发上拔下一根簪子——那是纯银的，尖端细得像针。她蹲下来，就着烛光，把簪子插进锁孔。这是她小时候从父亲的一个马夫那里学的，那马夫曾经是个小偷，后来被抓住砍了左手，但还是教会了她几手。
锁“咔哒”一声开了。
埃琳娜推开门，闪身进去，反手把门关上。
书房很大，三面都是到顶的书架，堆满了精装本的法学著作和宫廷档案——阿方索一本也没读过，这些书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他留着只是为了显得有学问。靠窗是一张巨大的橡木书桌，桌面上摆着墨水瓶、羽毛笔、烛台，以及一堆文件。
第三个抽屉。埃琳娜跪下来，数了数：书桌左边有三个抽屉，右边也有三个。左边第三个。
她伸手去拉，拉不动。锁着。
她再次拿出簪子。这一次的锁比门锁复杂，她试了两分钟，额头上渗出汗珠，终于听见那声期待的“咔哒”。
抽屉拉开。
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个扁扁的木盒，深色的，雕着花纹，上面有一把精致的小锁。但这把锁没锁——也许阿方索以为外面的锁就够了。
埃琳娜打开木盒。
盒子里是一叠纸，最上面的一张写着标题：
“应予监视并适时清除的危险分子名单（1859年9月修订）”
她一行行看下去。名字，职业，住址，罪名。有她听说过的——比如那个写过讽刺诗的记者，那个在码头组织过罢工的工人，那个公开反对教皇世俗权力的神父。也有她从没听过的——一个书店老板，一个中学教师，一个卖乐谱的商人。
但让她血液凝固的是最后一行。
那是一个名字，用红墨水写的，旁边打了一个问号。
“埃莱奥诺拉·贝内德蒂？——女，约三十五岁，流动书商，常在贵族妇人中秘密出售禁书。据线人报告，最近曾出入桑塔克罗齐府邸。”
埃琳娜的手开始发抖。
埃莱奥诺拉·贝内德蒂。那个每个月来一次、卖给她法国小说和瑞士巧克力的女书商。那个上周刚来过、给她带来一本雨果的新书和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的女人。那个……知道她喜欢读什么书，知道她用法语写回信，知道她藏在裙撑里的那些小册子从哪里来的女人。
她往下翻，翻到第二页。
这一页上只有一个名字，被红笔重重地圈了起来：
“朱塞佩·加里波第”
下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小字：他的行踪，他的支持者，他的资金来源，以及——“据可靠情报，此人正计划于近期发动对西西里的远征。如属实，应提前逮捕其在两西西里王国的所有已知联系人。”
埃琳娜把名单放回去，关上木盒，推进抽屉，重新锁好。
她站起来，双腿发软，扶住书桌才没摔倒。
窗外，月光照在维苏威火山顶上，那一抹暗红还在，像一只永远不会闭上的眼睛。
阿方索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
他推开卧室的门，发现埃琳娜还醒着，靠在床头看书。烛光把她的侧影勾勒得柔和而美丽，像一个圣坛上的圣母。
“还没睡？”
“睡不着。”埃琳娜合上书，“等你。”
阿方索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在床边坐下。他看起来疲惫极了，眼袋垂得老长，脸上的皱纹在烛光里像一道道沟壑。
“今晚……谈了什么？”埃琳娜问，声音轻柔。
“没什么。”阿方索说，“一些……该处理的事。”
埃琳娜沉默了一会儿。
“阿方索，我想问你一件事。”
“嗯？”
“你爱过什么人吗？”
阿方索愣住了。他转过头，看着自己的妻子，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点困惑。
“什么意思？”
“我是说……”埃琳娜慢慢地说，“在遇见我之前，你爱过谁？在你的那些情妇里，有没有一个让你真正动心的？”
阿方索的脸僵了一下。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就是……今晚在舞会上，看见那些年轻的姑娘们，突然想起自己十六岁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嫁给了你。”她笑了笑，笑容里有一丝凄凉，“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在某个时刻，真的喜欢过我。”
阿方索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伸出手，握住埃琳娜的手。那只手干枯、冰凉，满是老人斑。
“你是我的妻子。”他说，“这还不够吗？”
埃琳娜看着他的手，看着那些斑点，那些皱纹，那些像枯枝一样的手指。她想起那个木盒里的名单，想起那个被红笔圈起来的名字，想起那个关于“适时清除”的标题。
“够。”她说，“当然够。”
阿方索松开手，站起来，走向他的更衣室。走到门口时，他停下来，背对着她说：
“明天不要出门。宫里可能会有……一些安排。我需要你在家。”
“好的。”
门关上了。埃琳娜一个人坐在床上，烛光跳动了一下，差点熄灭。
她把手伸进枕头下面，摸到那个木盒——当然不是真的，她不敢把名单偷出来，但她用脑子记住了那些名字，尤其是最后一个：埃莱奥诺拉·贝内德蒂。
明天。
明天她必须找到那个女人，警告她。
但怎么找？埃莱奥诺拉没有固定地址，她每次来都是突然出现，像一只流浪的猫。埃琳娜只知道她可能住在港口附近，只知道她每周四会去圣卢恰教堂做弥撒。
今天是周三。周四，就是明天。
埃琳娜吹灭蜡烛，躺下来，睁着眼睛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远处传来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像心跳，又像脚步。
她想起加里波第那张粗糙的版画，想起他手里的剑，想起他身后的硝烟和旗帜。
那些旗帜是什么颜色的？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第二天清晨，埃琳娜比平时早起了两个小时。她换上最朴素的衣服——深灰色的长裙，没有蕾丝，没有珠宝，头上只系一条黑色的丝带。她对管家说要去教堂做早弥撒，管家点点头，没有多问。
马车把她送到圣卢恰教堂门口。这是一座小小的老教堂，嵌在狭窄的巷子里，周围是渔民和码头工人的房子。墙壁被海风吹得斑驳，门前的台阶上蹲着几只晒太阳的猫。
埃琳娜走进去。
教堂里很暗，只有几支蜡烛在燃烧，照亮圣坛上的圣母像。有几个老妇人跪在长椅上，嘴里念念有词。空气里弥漫着香和霉味混合的气息。
埃琳娜在最前排坐下，假装祈祷。
她等了半个小时。弥撒结束了，老妇人们一个个离开，教堂渐渐空下来。但埃莱奥诺拉没有出现。
埃琳娜开始不安。也许她记错了日子，也许埃莱奥诺拉出事了，也许……
“夫人。”
声音从身后传来。埃琳娜猛地回头，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女人站在门口，兜帽遮住了大半张脸。
埃莱奥诺拉。
埃琳娜站起来，快步走过去。两人退到教堂侧面的一个小祈祷室里，关上门。
“你怎么在这里？”埃莱奥诺拉问，声音低而急促，“不是说好了不要主动来找我吗？”
“你必须马上离开那不勒斯。”埃琳娜说，“你在名单上。我丈夫的名单。他们知道你了。”
埃莱奥诺拉的脸在兜帽的阴影里看不清表情，但她的身体僵了一下。
“确定？”
“我亲眼看见的。你的名字，职业，还有……说你在贵族妇人中卖禁书。”
埃莱奥诺拉沉默了几秒钟。
“什么时候的名单？”
“昨天修订的。也许还没开始行动，但快了。”
“你丈夫知道你来吗？”
“不知道。”
埃莱奥诺拉点点头。她掀开兜帽，露出一张三十多岁的脸，不算漂亮，但有一种锋利的气质，像一把没入鞘的刀。
“谢谢你，夫人。你不该来的，但谢谢你。”
“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先离开那不勒斯再说。也许去罗马，也许去热那亚。”她顿了顿，盯着埃琳娜的眼睛，“夫人，你为什么要帮我？”
埃琳娜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要帮她？因为她是个好人？因为那些书？因为……
“我知道你藏着什么。”埃莱奥诺拉低声说，“那些小册子，马志尼的，加里波第的。我都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开口。”
埃琳娜的心狂跳起来。
“开口？开什么口？”
“问你想问的问题。”埃莱奥诺拉靠近一步，“你想知道怎么找到他们吗？那些真正在做事情的人。”
祈祷室里的蜡烛跳了跳，在墙上投下两人扭曲的影子。
埃琳娜深吸一口气。
“想。”她说，“我想。”
那天下午，埃琳娜回到府邸时，发现气氛不对。
门房的表情紧张，管家走路都踮着脚尖。大厅里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士兵，看见她进来，目光像钩子一样钉在她身上。
“夫人。”管家迎上来，“老爷在书房等您。”
埃琳娜点点头，提着裙摆上楼。她的心跳得厉害，但脸上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书房的门开着。阿方索坐在书桌后面，脸色铁青。他面前摊着几张纸，正是昨晚埃琳娜在木盒里看见的那些。
“把门关上。”
埃琳娜关上门，走过去，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
“怎么了，亲爱的？”
阿方索盯着她，那双老眼里的光像毒蛇一样。
“你今天上午去哪儿了？”
“圣卢恰教堂。做弥撒。”
“一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
阿方索沉默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扔在桌上。
埃琳娜低头看去。
那是一张告密信，字迹潦草：
“今日清晨，伯爵夫人独自前往圣卢恰教堂，与一可疑女子在祈祷室密谈约一刻钟。该女子身着黑斗篷，疑似被通缉的书商贝内德蒂。”
埃琳娜的手指微微收紧，但她没有发抖。
“这是什么？”她问，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吃惊。
“你应该告诉我。”阿方索说，“那个女人是谁？你们谈了什么？”
埃琳娜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一个书商。卖给我一些书。”
“什么书？”
“小说。雨果的，大仲马的，乔治·桑的。”
“就这些？”
“就这些。”
阿方索站起来，绕过书桌，走到她面前。他俯下身，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离她只有几寸远，呼吸里有昨晚喝的葡萄酒的味道。
“埃琳娜，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等着把我们这些波旁的老臣送上断头台吗？你……你竟然去接触那种人？”
“哪种人？”埃琳娜问，“卖书的？”
“卖禁书的！卖那些煽动造反的垃圾的！”阿方索的声音越来越高，“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法语为什么越来越好？你以为——”
他停住了，喘着粗气。
埃琳娜静静地看着他，像看一个陌生人。
“你知道吗，阿方索，”她轻声说，“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嫁的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渔夫，一个面包师，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阿方索愣住了。
“至少他们不会把我当成一个摆设。”埃琳娜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着，身高只差几寸，“至少他们不会在监视名单上写下自己妻子的名字。”
“我没有——”
“你没有写。但你的那些线人写了，不是吗？而你，我亲爱的丈夫，你允许他们监视我。”
阿方索的脸涨红了。
“这是为了保护你！为了保护这个家！你根本不知道外面那些人有多危险！”
“我知道。”埃琳娜说，“我比你以为的知道得多。”
她转身向门口走去。
“站住！”
她站住了，但没有回头。
“从今天起，你不许出门。”阿方索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不许见任何人，不许收任何信件。直到……直到这件事过去。”
埃琳娜沉默了三秒钟。
“好。”她说，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埃琳娜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窗户锁着，门也锁着——从外面。
她没有反抗。她知道反抗没有用。她只是坐在窗前，望着远处海面上的渔火，望着维苏威火山顶那一抹永不熄灭的红光。
她想了很多。
想母亲死的时候，父亲跪在床边哭得像孩子。想姨妈把她送到阿方索面前时说“这是你的福气”。想新婚之夜那个老头子压在她身上的重量，想之后的五年里那些数不清的夜晚——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鼾声响起，然后悄悄爬起来，点一支蜡烛，读书。
那些书救了她。
那些书告诉她，世界不止那不勒斯这么大，不止这个府邸这么大，不止阿方索的呼吸声这么大。那些书告诉她，有人像她一样活着，像她一样窒息，然后挣扎，然后破土而出。
她想起埃莱奥诺拉临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想找到我们，记住：每周四，圣卢恰教堂。如果你不能来，就让人带一朵白色的花。”
白色的话。
她现在连房门都出不去。
但埃琳娜没有绝望。她只是坐在窗前，望着远处的海，心里想着那个红胡子的男人，想着那些穿着红衫的士兵，想着他们正在某个地方，朝这里走来。
他们会来吗？
会来的。
她相信。
因为如果她不相信，那她这五年读的那些书，就真的只是一堆废纸了。
远处，维苏威火山顶的红光闪了闪，像在回应她的念头。
同一时刻，三百公里外，西西里岛西岸的海面上，一艘没有悬挂任何旗帜的商船正在夜色中悄然航行。
船舱里，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正在一盏摇晃的油灯下看地图。他的胡子确实是红色的，但不像传说中那么鲜艳，而是一种被阳光和海风吹得褪了色的、夹杂着灰白的暗红。
他抬起头，望向窗外的黑暗。
“还有多远？”他问。
“大概三十海里。”旁边一个人回答，“天亮之前能到马尔萨拉。”
红胡子点点头，又低下头看地图。
地图上，西西里岛像一块三角形的石头，横在地中海的中央。那不勒斯在它的东北方向，隔着墨西拿海峡。罗马更远，在更北的地方。
“贝佩有消息吗？”他问。
“有。他的人已经和岛上的人接上了头。唐·皮波答应帮忙。”
红胡子笑了一下。
“唐·皮波。”他说，“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土匪，却比那些满嘴自由的绅士们更可靠。”
“因为他在这个岛上有利益。”旁边的人说，“帮我们，对他有好处。”
“那也够了。”红胡子收起地图，“在这个世界上，能靠利益团结起来的人，比能靠理想团结起来的人多得多。”
船身晃了一下，窗外有浪花溅起。
红胡子站起来，走到舷窗前，望着外面漆黑一片的海。
“明天，”他说，“我们就能看见西西里的太阳了。”
船舱外，水手们正在忙碌。风帆鼓起，船头劈开海浪，朝着那片黑暗中的陆地驶去。
没有人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但他们都来了。
因为那个红胡子的男人说了：“意大利不是等来的，是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