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阿贵之死
2008年的秋天,来得格外仓促而暴烈。
不是季节的转换,是空气中那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在世界某个遥远的交易所里,“啪”一声,断了。
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息,像一场毫无征兆的极寒风暴,瞬间席卷全球。
电视里,报纸上,人们惊恐的面孔和不断跳水的数字,构成了那个秋天唯一的主旋律。
寒意几乎在一夜之间,从纽约、伦敦,直抵温州瓯北工业区。
最先感受到的是外贸订单。不是减少,是冻结。
周同志那位朋友公司的业务员,打电话来时声音都在抖:
“许总,之前谈好的那批D扣……对不起,客户那边,单子全取消了。不是推迟,是取消。他们……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
接着是另一个东欧客户的邮件,措辞客气而冰冷,援引“不可抗力”,单方面终止了年底的所有采购合同。
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渐渐稀疏。
原本排到年底的生产计划表,大片大片地空了出来。
堆在原料区的锌合金锭和树脂颗粒,突然显得那么多余,那么沉重。
工人们做完手头最后的活儿,就聚在车间角落,小声议论,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惶惑。
他们大多来自周边村镇,一家老小指着这份工钱。
谭师傅背着手在空旷了许多的车间里踱步,眉头锁得死紧。“库存还能撑多久?”他问。
我算了算账。取消的订单,预付的原料款已经付出去,成品和半成品积压着。
应收款里,很多国外客户的付款周期被无限期拉长,国内一些服装厂也开始拖欠。
现金流,像漏水的池子,眼见着就要见底。
“最多两个月。”我说,嗓子发干。
孔周从沈阳赶了回来。他那边贸易公司的情形更糟,许多老客户失了联,港口堆积的货物无人提领。
他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宸溪,咱们得裁人。先裁一部分,至少把工资成本降下来。不然,撑不过去。”
我看着车间里那些熟悉的面孔。
老李,家里两个孩子上学;小王,刚在镇上买了房,月月还贷;还有几个跟了谭师傅好几年的老师傅……裁谁?怎么开口?
“不能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但很清晰。
“不裁?等着一起死吗?”孔周急了,“现在不是讲情分的时候!咱们是公司,要活下去!”
“裁了人,就算活下来,心也散了。”我看着那些茫然的工人,“厂子不只是机器和订单,是人。人没了,等风暴过去,我们拿什么重新开始?”
孔周瞪着我,像看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我们僵持着,车间里静得可怕,只有通风扇徒劳的转动声。
最终,我没同意大规模裁员。
只让几个临时工先回家等消息。
正式工,留下。
但工资,只能先发基本生活费,剩下的,打欠条。
我站在车间中间,把这个决定说出来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见。
我说得很艰难,说订单没了,钱很紧,但厂子不想散,手艺不想丢。
如果大家信我,愿意一起熬一熬,等缓过来,欠的工资一分不少补上,还加利息。
如果家里实在等不及的,我也不拦着,结清工资走人。
工人们沉默着。
没有人立刻说要走。老李蹲在机器边,闷头抽了口烟,说:“许老板,咱们信你。
当年没活干的时候,是你把这厂子开起来的。现在有难了,不能拍拍屁股就走。”
小王也点点头:“我房贷……我再想想办法。厂子在,工作就在,总有指望。”
那一刻,眼眶有点发酸。
我知道,这信任背后,是他们各自家庭要承受的压力。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工资开销压到最低,但原料要钱,水电要钱,银行每月的利息像钝刀子割肉。
我把自己和孔周这几年的分红全填了进去,杯水车薪。
找银行贷款?风声鹤唳,银行收缩得比谁都快。找亲戚朋友借?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走投无路时,我想起了顾佳。她的企业已经上市,规模庞大,或许……能有点办法?
哪怕只是介绍点门路。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羞耻,像是利用了某种旧日的情分。
但看着车间里那些等着米下锅的工人,我还是拿起了手机。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顾佳的声音听起来异常疲惫,甚至有些沙哑,完全不是我想象中上市公司老总该有的样子。
“宸溪?”她似乎有些意外。
我硬着头皮,简单说了厂里的困境,没提借钱,只问有没有可能介绍点短期加工业务,或者有没有听说什么政策性的纾困渠道。
顾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我听见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我不熟悉的、近乎虚脱的无奈:“宸溪,我这边……情况可能比你想的还糟。”
我愣住了。
“上市了,风光是给外面看的。”她的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很费力才挤出来,“股价跌了三分之二,市值蒸发得像做梦一样。为了稳定股价,回购,耗干了现金流。几个大客户,欧美那边的,订单要么取消,要么要求降价百分之三十,不然就转移东南亚。银行天天催债,股东天天开会吵……我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万的利息和到期的债务。”她停了一下,我甚至能听见她手指揉捏眉心的声音,“不瞒你说,我昨天刚裁掉了两百人。心像被挖掉一块……可我没办法。”
我握着手机,站在空旷的办公室里,窗外是灰蒙蒙的工业区天空。
我没想到,那座看起来金碧辉煌的巅峰,背面竟是如此陡峭的悬崖。她不是在敷衍我,是真的自身难保。
“对不起,顾佳,我不知道你……”我不知该说什么。
“没什么对不起。”她打断我,语气恢复了些许冷静,但那份疲惫挥之不去,“这场风暴,没人能躲过去。你现在还能想着不裁人,维持生产,我很……”她顿了顿,“很佩服。但也提醒你,现实很残酷。必要的时候,壮士断腕,不是坏事。”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你刚才说,需要短期业务?我们厂里……现在也停了部分生产线,但有些库存的金属配件,半成品,需要做一些简单的表面处理和分拣包装。量不大,工价也低,但能现结。如果你那边工人有空,愿意接吗?”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
不是施舍,是交换。
她给我活计,解我燃眉;我有人手,帮她处理琐碎。我连忙答应:“接!当然接!谢谢顾总!”
“别谢我。”她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极淡的、像是自嘲的笑意,“互相搭把手,熬过去再说。”
第一批“互助”的零碎活儿很快送了过来,是几千个需要手工抛光去毛刺的金属拉链头。
工人们重新回到岗位上,虽然活儿不一样,钱也不多,但机器又响了,车间里又有了人气。
那点微薄的加工费,刚好够买米买菜,维持最基础的生计。
我和工人们一起干,手上很快又磨出了茧子。
这感觉,像是回到了最初创业的时候,艰难,但大家拧成一股绳。
就在我们咬着牙,靠这点零活和日益见底的库存苦苦支撑时,一个噩耗从北方传来。
阿贵,那个最早跟我一起背着纽扣闯东北的伙伴,在去内蒙古催收一笔陈年旧账的路上,遇到了车祸。人没救回来。
消息是孔周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他哽咽得说不成句。
阿贵后来没跟我们一起办厂,自己跑些更杂的边贸生意,赚赚赔赔,一直不太稳定。
那笔旧账拖了两年,眼看年底过不去了,他才硬着头皮跑去催,想最后搏一把。
我放下电话,在冰冷的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夜。
眼前闪过的,是1994年夏天,阿贵憨笑着帮我背起那两大包纽扣样品;是沈阳寒冷的早晨,他搓着手和我一起吆喝;是后来每次聚会,他喝多了就拍着胸脯说“兄弟有事说话”……那么实诚的一个人,怎么就没了?
为了一笔可能永远收不回来的账,把命搭在了异乡寒冷的路边。
阿贵的死,像一记重锤,砸在我被金融危机冻得麻木的心上。
我忽然开始怀疑,我们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把厂子做大?为了上市敲钟?为了在时代的浪潮里不被抛下?可阿贵呢?他曾经也是这浪潮里的一朵小水花,他扑腾过,挣扎过,最后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财富、规模、荣耀,在生死面前,轻得像灰。
天快亮时,我走出办公室,走进寂静的车间。
机器沉睡,工具摆放整齐。我摸着冰凉的冲床外壳,想起谭师傅说的“筋骨”,想起工人们说“信你”,想起顾佳那句“互相搭把手”,也想起阿贵永远定格在三十多岁的憨厚笑容。
活下去。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为了成功。
是为了这些信任你、跟着你的人,能有一碗安稳饭;是为了这门好不容易学起来的手艺,别断了传承;是为了像阿贵那样,曾经一起出发的人,他们的那份念想,不至于彻底湮灭。
寒冬凛冽,烛火微弱。
但只要火苗还在,光还在,人还在,就还能看见彼此,还能互相取暖,还能等着,天总会亮起来。
哪怕亮得很慢,很远。我的“玉苍”品牌梦,在生存面前,暂时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但我知道,它还在。
就像这车间,这机器,这人。
只要根不死,总有再发芽的一天。
而眼下最要紧的,是活下去,带着所有人,包括阿贵那份,一起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