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操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背着一个破书包上八中的时候，也有人从我们学校后操场的村子走出去。他也背着包，很新，是当下正时髦的双带背包。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笑了，像打胜仗似的。
我转过脸去。此刻的社会风气刮着“读书无用论”的轻狂，读书人被认为是不会赶时髦的呆子。我上八中已经是高二年级，而他刚要出发去城市；我打扮得像个农民，他像个城里人；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
我不喜欢这个偶遇。因为我家破产了。我应该像他那样到城里打拼——在这个农村开始被掏空的时代，在这个发财机遇大于读书的时代。
我没有放下我的旧书包，因为心里放不下。我就像后操场边那些行走在田间的农夫，目光只在那几块留着稻茬的秋田。读书不金贵，学校不金贵，后操场边的田地也不金贵，后操场自然更不金贵。它只比农田高三米，一段长满野草的斜坡和稀稀拉拉的杂树跟农田分开。周边的村里人随时都可以通过斜坡或者通到村里的土路到这个后操场散步、学骑自行车；喇叭裤、阿飞头等社会青年也可以来这里耍酷；甚至连胆子大的牛也可以到这里溜达。
因为后操场，学校跟村子长到了一起，也跟稻田扯上关系，很有世俗的烟火味，一点儿也骄傲不起来。
开学的九月里，该忙的农活大概都伺候得差不多了。不讲究的农夫光着膀子在田野走动，站站停停，没有多少事可忙。我的心也跟他差不多——我也像农闲的农夫，在后操场走走停停，看着的不是农田，而是心里的纠结。
在重男轻女的乡村，我的读书意味着我妹妹们的辍学。破产的家庭不可能同时供养那么多的书包。
收割后的秋天的田野叫人有种莫名的伤心。空荡荡的样子跟我空荡荡的心是一样的。苍白是我的肚子，揪心是我的脑子。
作为长子，我该出去打工的，而不是比我小的妹妹们。
长兄如父！
那个农夫走在田埂上，回望村庄。其中一座被拆掉一半的低矮土坯房是他的新家，旧房正在翻新。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我呢？我也看向教学楼，都是阴影。我不确定我能“翻新”它。读大学是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可是我是个家庭破产的人，我不确定我能坚持读完三年的高中。
也许我可以去参军——在去年的高二年有这样的学生，在部队里还可以继续念书。参军为什么能成为我的一个选择呢？也许它夹在了读书和打工之间。也许我能在部队里一边训练一边读书，这样可以学习而且能减轻家里的一份负担。
为什么那么扭扭捏捏，就不能干脆点？我并不是个公子少爷。我挺勤快的，也不排斥辛苦的劳作，也在农忙和平常帮助家里干很多农活，甚至凌晨三四点得帮家里用自行车载两箩筐蔬菜到镇区的东市场卖。
那个农夫只是扛着一把锄头巡视他的田地，没多少事，也就几垄菜地需要伺候一下。没错，没多久，他把一捆柴草挑在锄头上回去了。
正如我拿着一本书，只是拿着。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背。虽然不肯放手，但也只是拿着。最后也只是把它原原本本放回书桌，就如它原先的样子。
高二年十月的某一天午后，部队到学校来招军人，对象是高中生。我报名了。
竟然体检不过关。
天空似乎突然“噼啪”一声。我猛一抬头，发现属于我的磨磨蹭蹭的天空已经变了，而且是雷阵雨，说来就来。我跑向了后操场。
对面的村子里也一片忙乱。收谷子的收谷子，赶牲口的赶牲口，大人、小孩一阵呼喝声。呼啦啦的，声音很大。对，风也很大，大风呼呼刮，把阴暗带进了我的世界。
一切都没改善，反而更糟了。
距离家庭破产已经过了一年多。大妹子辍学去鞋厂打工，只有小妹还在念书。但父母已经有那个意思让小妹辍学，只是小妹还在反抗着。
这一年多，我更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艰难。肚子都吃不饱的实际而又很有体验的艰难。
是的，一场体检已经把我设计的其中一条后路堵死了。如果我现在辍学去深圳挣钱养家，那还能保住我小妹的读书权利。可是老师说我有希望考上大学，我小妹可不一定。
一换一，划算吗？
可这不是生意啊。这不是生意啊！
多少年来，我埋首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心里藏着一个美好去处。现在被打破了——因为家里破产，因为参军的路被堵死了。现在才想起来我所谓的路，那路的前方能不能走得通。以前能否走得通，那是没关系的，因为没有被伤害的感觉。饥饿、面子，只要不计较，一切还过得去，我还能蛮走试试。
现在呢？一切都变了。望着那个方向，我犹豫了，停下了迈动的脚步。
经常一个人在学校的后操场的边上走走。跟后操场边斜坡的一窝老鼠竟然有些熟了——老鼠见到我也不怕了，因为我懒得理它们；跟乌桕上的一窝鸟也不陌生——新鸟已经飞出了老窝。
此时此刻的我却犹豫得不知该往哪儿去。
主要是一个梦想啊！我能放弃我的文学梦想吗？
可是小妹呢？她已经被逼到悬崖，非常需要我的一个决定和一句话。
是啊！人毕竟是自私的，也是为欲望所左右的。
我奔跑着，狂乱地奔跑在这座叫盖帽山的乡间小道和无人的山路上，往盖帽山驻军的方向。淹没我的是一片阴暗，追赶我的是一阵阵漆黑的大风。我对着迷茫的虚空不服地嘶吼，发泄我心里汹涌的怒气和不甘。
我是怎么跑的呢？该是一瘸一拐的吧？
嗨，找借口推脱责任的后果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