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从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周年的那个特殊节点起，一种难以抑制的倾诉欲望，便在我心底悄然生根发芽。我满心渴望，用文字编织起一座跨越阴阳界限的桥梁，通往那遥不可及的天堂，只为祭奠我那已在天国度过二十余载春秋的母亲。然而，生活的琐碎与内心的挣扎，如同层层难以挣脱的枷锁，紧紧束缚着我手中的笔。写作的过程变得断断续续，时而满怀激情地提起笔，却又因种种无奈的缘由，不得不怅然放下，就这样停停写写，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了许久。直至如今，我才终于鼓起勇气，挣脱内心的桎梏，静下心来，将积攒多年的思念与深情，化作一行行饱含热泪的文字，向远在天堂的母亲送去跨越时空的深切问候。
我的老家，在永修。这名字，在江西可谓家喻户晓，甚至还有个有趣的谜语：“江西的公路，猜一县名”，答案便是永修。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人们茶余饭后的调侃意味。在中国人的语言里，对母亲的称呼大多是“妈”或“妈妈”，港澳地区的人喜欢叫“妈咪”，就连英语中的“mother”，也包含着“妈”这个音节。我时常琢磨，或许“妈”这个发音，是人类新生儿降临世间后，能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它承载着生命最初的依赖与眷恋。但永修人却与众不同，管“妈”叫“噫”，也有人叫“噫呀”。这独特的称谓，究竟是老祖宗基于何种考量定下的，我实在难以揣测。我曾猜测，“噫”或许是“姨”的变音，毕竟妈妈和姨妈本就是血脉相连的姐妹，在称呼上相近倒也说得通。可永修人把“叔”叫作“jiao”，这明显是老祖宗当年将“叔”和“椒”弄混淆了，想想还真是有趣。
自我记事起，母亲在我眼中就显得格外苍老。与同龄伙伴的母亲相比，母亲确实年长不少。平子、和平是我的亲侄子，他们年龄比我大。母亲生我时，已然四十四岁高龄，岁月的痕迹自然早早地刻在了她的脸上。母亲出生在岐山邓家，未曾踏入过学堂半步，可她写自己的名字时，那字迹却端庄秀丽，透着一股质朴的灵气，让人不禁对她的聪慧暗自赞叹。
母亲的一生，是为子女无私操劳的一生。她生育了七个孩子，还抱养了两个女孩，一共九个孩子。在如今这个时代，这样庞大的家庭规模难以想象，但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却再寻常不过，那是时代背景下农村生活的真实缩影。在这七个孩子中，有六个是男孩。有一回，我满心疑惑地问母亲：“我怎么管老二叫‘细哥’呢？”在我认知里，老二后面还有老三、老四，还有一个姐姐，实在想不通为何叫“细哥”。母亲后来向我解释，原来大哥下面原本还有个男孩，在三四岁时，过“七月半”受到惊吓，生病后或许是没来得及医治，或许是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也可能是家里没钱医治，不幸夭折了。如今的“细哥”实际上是老三。我因为最小，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对我疼爱有加，而我最亲近的，是三个姐姐中的亲姐姐，或许这就是血浓于水的力量。另外两个姐姐虽在我家长大，分别嫁给了大哥和三哥，但我和她们之间，总觉得少了些与亲姐姐相处时的那种亲密无间。那时，我每天都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亲姐姐，谁要是欺负我，她立刻就会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她做什么，我就跟着学，她怎么称呼别人，我也有样学样。亲姐姐排行第三，不算夭折的二哥，在她那儿，“细哥”自然是最小的哥哥。至于老三、老四，我跟着亲姐姐，都叫他们小名。后来，有一次叔叔吵架时，说我没礼貌，想来指的就是这事儿。
母亲对我的呵护，从儿时起就从未间断。有一回，我调皮捣蛋，弄坏了同学的铅笔，两人打了起来，我打输了，哭着跑回家。母亲见我这般委屈，二话不说，径直跑到学校，从教室里把那同学拉出来，非要他当面向我道歉，还得保证以后不再欺负我。母亲的眼神中透着坚定与不容置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她对我深深的保护欲。
在家里，我和侄子年龄相仿，玩耍时难免打打闹闹。可每次，挨骂的总是侄子，连大嫂也跟着遭殃。印象最深的一次，因为我和侄子打架，母亲一气之下，竟把大嫂家的炒菜锅都摔碎了。就因为这件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家和大哥家的关系都十分紧张。那时，村里的人都说母亲霸道，我心里别提多气愤了，“霸道”可不是个好词，那是骂人的话，是形容那些不讲道理的人，难道我的母亲会不讲道理？我坚决不相信。可如今回想起来，母亲当年的“霸道”，又何尝不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呢？在我的家乡，有句老话叫“养崽不怕丑，养到四十九”，四十几岁生下的孩子，体质往往较弱，性格也可能比较古怪，母亲若不强势些，又怎能护我周全？
一个天还未亮的清晨，我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听到哭声，仔细一听，竟是母亲的声音。我瞬间惊醒，心里一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出了什么大事？我赶忙用脚蹬醒睡梦中的五毛，五毛是我四哥的小名，他比我大四岁。五毛告诉我，是姐姐当天出嫁。我满心疑惑，出嫁为何要哭呢？姐夫家不就在上面不到五百米的屋场吗？五毛说，这是乡俗，女孩出嫁时，母亲不哭的话，女孩婚后会不幸福。如今想来，母亲的哭泣，又怎会仅仅是因为乡俗？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一朝嫁人，从此成为别人家的人，那份难以割舍的亲情，才是母亲泪水背后的真正缘由。现在的女孩出嫁，我很少看到有母亲像我母亲那般哭得情真意切，甚至还有人欢笑，时代变迁，一切都变了，倒也不足为奇。
母亲身材高大，身高一米六以上，在村里，没有一个女人比她高，就连父亲在她身边，也显得矮了几分。母亲力气也大，发起火来打人很疼，五毛就最怕母亲打他。可老三却不怕，他从小调皮捣蛋，没少挨打，母亲打他时，他就像没事人一样，我躲在一旁看着都胆战心惊，母亲的手劲很大，一巴掌下去就是一个手印，要是换作我，恐怕早就受不了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只打过我一次。大概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也不知怎么的，和一起放牛的邻居女孩吵了起来，后来动起手，竟把女孩的屁股打出了血。我当时吓得六神无主，从小到大调皮归调皮，可从没闹出过人命，更没把女孩打出过血。女孩的父亲跑来告状，母亲气得用没有叶子的竹条狠狠打我，手上、脚上一道道血印，至今仍历历在目。过了许多年，“细哥”告诉我，原来那女孩当时正好来了例假，打架时碰巧赶上了，我这不是倒霉透顶嘛！
母亲干农活是一把好手。除了老三，我们其他兄弟几个都遗传了父亲的体格，个头不高，身形瘦瘦的，力气也小，做些精细活还行，干体力活就力不从心了。父亲念过几年私塾，农村合作社成立后，一直在大队当会计，很少下地干农活。家里种菜、挣工分，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好在我懂事时，老二、老三都已成家，除了大哥早早分家，一家近十口人，一年挣的工分不比别家少，再加上父亲是大队干部，家境在村里还算过得去。
除了日常的农活，母亲还常常去做些别的事，这些事，可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比如，去山里打毛栗子，要走很远的路，还得翻山越岭，得带上工具，往往天还没亮就出门，直到天黑才回家。我和五毛在家眼巴巴地等着，盼望着母亲满载而归。邻居大婶也有去打毛栗子的，可我从没见她们带回来多少。还有就是去县城那边的湖里挖藕。湖水干涸后，大片的湖床露了出来，正是挖藕的好时机。挖出来的东西，大多瘦瘦的，与其说是藕，倒更像荷根，吃起来涩味很重，咬上一口，半天嘴巴都张不开。运气好的时候，也能挖到粗壮的真藕，每当这时，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上山打毛栗子我从未去过，但去湖里挖藕，我跟着母亲去过几回。我会帮母亲除去藕表面的泥巴，一旦挖到一根又细又嫩的小藕，母亲总会立刻递给我生吃。湖干了没水，把藕在衣服上擦两下就能吃，水分足，清甜可口，这也是我愿意跟着母亲去挖藕的原因，尽管来回要走四五个小时的路，那时没有车，路也不好走。
有一次，母亲要把谷子送上楼，一不小心，从楼上摔了下来，右手摔断了。过了很长时间，手虽然不疼了，但却再也恢复不到从前的样子。这件事，成了我童年记忆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每每想起，心里就隐隐作痛。母亲受伤后的日子里，我看着她那行动不便的右手，满心都是自责与心疼，恨自己不能为她分担痛苦。
从初中二年级起，我就发誓，考入中专后才剪头发。老师多次劝我剪掉，母亲也多次强迫我，我都不为所动。一直到中考结束，拿到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后，晚上点着煤油灯，母亲让老三他们几个人按住我，才把我一头长发剪去。剪去长发，顿时觉得一身轻松，我也顺利来到了县一中。
县一中在新城，离家将近三十公里，我住校读书。饭票是用大米在学校换的，一斤大米换一斤饭票。因为家里没钱，我每次都是从家里带菜到学校，一种菜一吃就是一个星期。天热的时候，吃到最后菜都变质了，可即便如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吃，毕竟吃变质的菜总比光吃饭强。送到学校的大米，几乎每次都是母亲担来的。六十多岁的老人，要走六十多里路，还要担着六十多斤重的担子，一步步走到学校。每当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母亲那艰难的身影，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如此，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那一步步沉重的脚步，仿佛踏在我的心上，每一步都让我感受到她对我深沉的爱。
有时，母亲也会给我送些好菜。记得有一年冬天，格外寒冷，母亲给我送来一罐子白萝卜炖牛肉。那味道，我至今回味无穷，整整吃了两个礼拜，每一口都饱含着母亲的爱。近三十年过去了，每次和妻子提起这件事，她都难以置信。妻子多次为我做白萝卜炖牛肉，味道虽说也不错，可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我尝试了无数次，却始终无法重现那份温暖与满足，但我从未放弃，总想着或许有一天，能再次品尝到记忆中的味道。那罐白萝卜炖牛肉，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母亲爱的象征，它温暖了我的胃，更温暖了我的心。
上了大学，本以为能轻松些，可没想到，不到两年时间，两次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母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大二上学期，从小在我家长大、嫁给我家老三的姐姐，因心脏病突发，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一个不满百天的孩子，只能由母亲抚养。对母亲而言，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儿媳妇，更是一个她疼爱的女儿，毕竟是母亲将姐姐从几个月大，含辛茹苦养大成人。姐姐的离世，无论是对母亲的心灵还是身体，打击都不亚于一场唐山大地震。母亲那段时间整日以泪洗面，我能感受到她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无助。一年半后，家里的小孩玩火，不慎点燃了一栋近百年历史的全木质老屋，瞬间，老屋化为灰烬。这对母亲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好在孩子们都平安无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老屋的烧毁，烧去的不仅是母亲多年的回忆，更是她心中的一份寄托。
大学四年，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两次获得三好学生的荣誉。每次的奖励虽不多，但在母亲眼中，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就像当年我考上大学，成为村里千百年来第一个大学生时一样，母亲深知，一个人的荣誉和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毕业时，大学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一个去鸡西矿院当老师的指标，问我愿不愿意。我自然愿意，谁都知道，不去学校就得去矿山，矿山的艰苦，我早有耳闻。可母亲却不同意，她说鸡西太远了，在“鸡”的头上，几年才能回一次家？于是，我放弃了这个对我来说极好的机会，来到了本省的一个矿山。二十二年后，我有机会出差到鸡西，本想找找鸡西矿院，后来才知道，很多年前它就搬到哈尔滨，改名为黑龙江科技大学了。内地其他几个矿院改名搬迁的消息我都知道，唯独不知道鸡西矿院也有这样的变化。母亲的不舍，让我放弃了远方的机会，但我从未怪过她，因为我知道，那是她对我的爱。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我拿到了七十七块五毛的工资，我记得当时拿出六十元寄给了母亲。我想，母亲收到钱时，一定无比欣慰，毕竟儿子在外面工作挣钱了，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细哥”来信说，母亲在家里吵吵闹闹，不吃不喝，非要人送她到我这儿来。我工作的矿山，是有着百多年历史的老矿，生产和生活环境都很差，离老家有三百多公里。当年，来这儿一趟就得花两天时间，如今开车回去，不到三个小时就能到。母亲来矿山时是秋天，气候凉爽，可水还是有些冰冷。我安排母亲住在矿上的家属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几间宿舍。母亲每天除了和附近的老人聊聊天，就是给我洗衣服。那双手，从我出生起就为我操劳，如今依旧在为我忙碌，唯一不同的是，岁月让它变得粗糙不堪，满是斑驳的痕迹，就像高山上松树的表皮。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母亲为我洗衣服的那双手，就不禁感叹，为什么有些人，不是手上的皮，而是脸上的皮，比树皮还要厚呢？母亲的手，是她为家庭付出的见证，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老茧，都诉说着她的艰辛与不易。
母亲住在矿山期间，我从未让她看到我在矿山的工作场景。我不想让老母亲为我担心，不想让她知道我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床，穿着破旧的矿工服，下到地下几百米深处拖煤、打风镐、开溜子，一干就是十个小时；也不想破坏我在她心目中大学生的形象，因为我永远无法向母亲解释清楚，大学生毕业后为何会从事这样的工作。在母亲心中，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像古代考状元一样，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将来会当官吧。有一天，母亲突然掏出一个手帕包，里面是一百多块钱，让我去买辆自行车，说上班太远了。于是，我有了自己的自行车，每天骑着它上班，那时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还不多。如今，煤矿工区的区长，有的都开着小车上班了。一个月后，母亲吵着要回家。因为晕车，她没法坐汽车，我只好和好朋友连发用自行车推着母亲，到矿山附近的火车站，坐了近十个小时的慢车才到南昌，到家时已是第二天下午，整整折腾了两天。在火车上，母亲说：“毛毛子，以后这么远，我不来了。”哪曾想，那一次分别后，母亲真的再也没有机会来我工作的矿山了。那十个小时的慢车旅程，承载着我和母亲的回忆，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母亲回家一年后，家里发来一封电报，说母亲病重住院。当时我正和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一起洗衣服，看到电报，我脸色骤变，立刻动身回老家。妻子提出要和我一起回去，我拒绝了。多年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懊悔不已，为什么不让弥留之际的母亲见见她未来的小儿媳妇呢？为什么要让母亲带着小儿子还没成家的牵挂离开人世呢？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母亲住院的医院，母亲见到我，神色平静，对我说：“这下不行了。”母亲还说医生告诉她，肚子里的器官都坏了，可能没救了。母亲说想回家，我同意了。大哥是医生，他告诉我，母亲年纪大了，开刀风险很大，弄不好就会在手术台上离世。我相信大哥的判断。多年后，生活条件好了，我常常反问自己，当年为什么不赌一把呢？也许母亲能多活几年，就能看到她最小的儿子住上新房、开上小轿车，最小的孙女考上重点大学，那该是多么欣慰的事啊！我一直为此追悔莫及，我想，大哥他们不同意母亲做手术，经济问题或许是主要原因吧。那封电报，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我们用摇椅做成一顶简易的轿子，把母亲接回了家。在家里，母亲对我说：“这次真的不行了。”我强忍着泪水安慰她：“妈妈，您就放心吧，肯定没事的，您看您平时不也挺过来了吗？这次也一定能好起来。就算真有什么事，也别害怕，过几十年，您的宝贝儿子还是会回到您身边的。”母亲听了，露出了最后的微笑。那一刻，我和姐姐们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哭得昏天黑地。
母亲下葬那天，场面十分热闹，尽管她去世时还不到七十岁。按照老家的习俗，逝者的上辈不送葬；除配偶外，同辈及非直属亲戚都扎白毛巾送葬，儿子辈要穿白大褂孝衣，头戴用稻草绳做的孝帽，腰上缠稻草绳，手上拿着实心竹子做的棍子，这便是典型的披麻带孝。孝子若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旁人随时可以用棍子抽打。孙子辈穿红孝衣，曾孙辈穿绿衣。母亲去世时，已经有了曾孙，所以送葬队伍里，白的、红的、绿的，色彩交织。队伍从村子前门出发，绕着周边村子缓缓前行，每到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人放爆竹迎送，直到母亲入土为安。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今天，儿子想告诉您，母亲，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以您为榜样，教育好下一代，用一颗善良的心，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邓振秀，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她的爱，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也将永远指引着我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