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屠尽十五位亲兄弟的暴君
在五代十国“礼崩乐坏、弑夺成风”的乱世中，南汉中宗刘晟（920—958年）的残暴行径仍堪称“极致”——他在位十五年（943—958年），以“屠尽十五位亲兄弟”的记录留名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诛杀宗室兄弟最多的帝王。刘晟原名刘弘熙，为南汉开国皇帝刘䶮第四子，初封晋王，通过弑兄刘玢（南汉殇帝）篡位，后改名刘晟。其统治核心逻辑为“以杀戮固权”。既忌惮宗室兄弟的潜在威胁，又需以恐怖统治压制朝野非议，最终将南汉皇族屠戮殆尽。这种“自毁宗室”的行为，不仅彻底摧毁了南汉的统治根基，更使其成为五代十国残暴统治的典型象征。
一、弑兄篡位
刘晟的残暴统治，始于一场精心策划的弑兄政变。南汉光天二年（943年），他利用兄长刘玢的“手搏”爱好，联合宗室与武士发动政变，登上皇位。这场政变不仅是权力的更迭，更埋下了他后续屠杀宗室的伏笔——因继位“名不正言不顺”，权力合法性焦虑成为其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南汉光天元年（942年），刘玢继位后，以“丧期作乐、政事不修”著称，史载其“昼夜饮酒，令宫人裸逐为乐，群臣谏者辄杀之”。这种统治状态，为刘晟提供了政变契机。
此时的刘晟（时名刘弘熙）任晋王，表面对刘玢“恭顺至极”。刘玢喜好饮酒，他便“每日入宫陪饮，自称‘臣弟无才，唯愿侍陛下尽欢’”；刘玢沉迷手搏，他便“招募岭南手搏高手五人，献于玢，令其陪练”。实则暗中联络对刘玢不满的宗室与大臣，其中核心盟友为五弟越王刘弘昌（后改名刘洪昌）、十弟循王刘弘杲（后改名刘洪杲）——二人皆因刘玢的猜忌被贬斥，对其心怀怨恨。
刘晟的伪装成功麻痹了刘玢。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一》记载，光天二年（943年）七月，刘玢“召诸王宴于长春宫，观手搏表演”，甚至允许刘晟“掌宫门禁卫”，为政变提供了便利。
光天二年（943年）七月初八日夜，长春宫宴会进入高潮。刘玢“饮酒大醉，坐于御座上，命手搏武士轮番角力”，刘晟趁机示意早已埋伏的武士动手。
史载政变过程如下。首先，刘晟以“更换表演队伍”为由，将自己招募的手搏武士刘思潮、谭令、林少强等五人引入殿内；其次，趁刘玢醉眼朦胧，刘思潮“跃至御座前，以手扼玢颈”，其余武士“按住玢四肢，使其无法挣扎”；最终，刘玢“窒息而亡，时年二十四岁”，其左右侍从“皆被武士斩杀，无一人逃脱”。
次日清晨，刘晟命刘弘昌“率诸王及百官至寝殿，假称‘刘玢饮酒过度暴亡’，劝进自己继位”。百官“畏于武力，皆不敢反对”，刘晟遂正式登基，改元“应乾”，改名刘晟，并为刘玢上谥号“殇皇帝”（恶谥，意为“短寿无德”）。为安抚盟友，他封刘弘昌为兵马大元帅、刘弘杲为兵马副元帅，刘思潮等武士“皆封列侯”。
刘晟虽登上皇位，却始终被“弑兄篡位”的合法性问题困扰。南汉自刘䶮开国以来，虽为割据政权，但仍“仿唐制、重礼法”，士民对“弑兄夺位”的行为普遍非议。据《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刘晟继位后，“岭南士人多杜门不出，民间流言‘晋王弑君，天必诛之’”。
为压制非议，刘晟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大兴酷刑，以威服众”，在宫中设立“活地狱”，置“汤镬、铁烙床、支解之具”，凡“言其篡位者，皆投狱施刑”；二是“猜忌宗室”，认为“诸弟皆有兵权或声望，恐效仿自己弑位”——这种焦虑，成为他后续屠杀十五位兄弟的根本动因。
二、屠弟固权
刘晟对兄弟的屠杀，并非一次性爆发，而是从943年至955年，分四个阶段逐步展开，呈现“由近及远、由强及弱”的特点。先杀核心盟友（刘洪杲、刘洪昌），再杀功臣与有声望者，继而大规模屠杀剩余兄弟，最后清除边缘宗室，最终实现“宗室无一人存活”的目标。
刘晟继位后，最先清算的是曾助其政变的五弟刘洪昌、十弟刘洪杲。二人因“参与政变核心，知晓弑兄秘密”，且“皆有声望，恐威胁皇位”，成为刘晟的首要目标。
刘洪杲（？—943年），十弟，初封循王，任兵马副元帅，是政变的核心策划者之一。他继位后“真心辅政，屡请诛刘思潮等弑君武士，以塞民怨”。据《旧五代史・僭伪列传》记载，刘洪杲曾向刘晟奏言。“刘思潮等乃弑君之徒，今陛下登基，若不诛之，恐天下谓陛下与彼同谋，有损圣德。”
这番忠言却触怒了刘晟——他担心刘洪杲“借诛武士之名，削弱自己的权力”，更忌惮其“掌部分兵权，恐生异心”。乾和元年（943年）十月，刘晟“遣使者夜召洪杲入宫”。刘洪杲深知大难临头，“留使者于外，沐浴更衣，拜于佛前曰。‘洪杲误从弑君之谋，今必见杀。愿来生生于民家，免此屠害。’”随后与家人涕泣诀别，入宫即被刘晟“命武士缢杀”，时年二十一岁。
刘洪昌（？—944年），五弟，初封越王，任兵马大元帅，是刘䶮生前属意的储君人选（曾计划立其为太子，因萧益反对而搁置），在宗室与士民中声望最高。刘晟继位后，“每见洪昌，皆心有忌惮，恐其被群臣拥立”。
乾和二年（944年），刘晟寻得借口。以“先帝刘䶮忌日”为由，命刘洪昌“赴康陵（刘䶮陵墓）祭祀”。康陵位于广州郊外的大香山南坡，地处偏僻，刘晟“密令盗贼伏于途中，待洪昌至昌华宫时，袭而杀之”。刘洪昌死后，刘晟对外谎称“洪昌遇盗身亡”，追封其为“秦王”，实则“秘不发丧，恐士民哀悼”。
同年十月，刘晟又毒杀了六弟镇王刘洪泽（？—944年）。刘洪泽时任永州节度使，“在任有善政，民皆称之”，刘晟“恐其声望过隆，遣使者赐鸩酒，毒杀于任所”。
清除核心宗室后，刘晟将矛头指向曾参与政变的功臣——手搏武士刘思潮、指挥使陈道庠等人。这些人“知晓弑君细节，且手握兵权”，成为刘晟的“心腹之患”。
乾和三年（945年）八月，刘晟以“谋逆”为由，下令逮捕刘思潮、陈道庠等五人。据《十国春秋・陈道庠传》记载，刘晟“先命人诬告陈道庠‘私藏兵器，欲拥立其子’”，随后“将五人押至市曹，斩首弃市”。更残忍的是，陈道庠被“诛灭九族，家属皆被流放崖州（今海南）”，刘思潮等武士的家族“亦被抄没，男丁为奴，女丁入宫为婢”。
此次“兔死狗烹”，既灭口了弑君秘密，又向朝野展示了刘晟的残暴——史载“自此之后，群臣皆畏晟如虎，莫敢进言”。同年，刘晟还杀死了七弟韶王刘洪雅（？—945年），理由是“洪雅与陈道庠有旧交，恐其牵连”。
乾和五年（947年），刘晟的猜忌心达到顶峰——此时后晋灭亡，中原陷入“契丹之乱”，南汉虽远离中原，刘晟却“恐诸弟趁乱勾结外力，夺取皇位”，遂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宗室集体屠杀”。
据《旧五代史・僭伪列传》记载，乾和五年（947年）三月某日，刘晟“召六弟齐王刘洪弼、十一弟息王刘洪暐、十三弟同王刘洪简、十四弟益王刘洪建、十五弟辨王刘洪济、十六弟贵王刘洪道、十七弟宣王刘洪昭、十九弟定王刘洪益等八人入宫，称‘设宴议事’”。八人不知是计，皆按时赴约，入宫后即被刘晟埋伏的武士“擒而杀之，无一幸免”。
更令人发指的是，刘晟为“斩草除根”，下令“将八王的儿子们全部诛杀，妻女纳入后宫”。此次屠杀后，南汉宗室“仅剩十二弟高王刘洪邈、十八弟通王刘洪政二人，其余皆亡”，史称“一日八王之祸”，岭南士民“闻之皆骇，谓晟‘非人类，乃蛟蜃转世’”。
需补充的是，八王中以齐王刘洪弼（？—947年）最具影响力——他时任中书令，掌部分行政权，刘晟“恐其联合朝臣反对自己”，故将其列为首要目标；而息王刘洪暐（？—947年）、益王刘洪建（？—947年）等，则因“分任节度使，握有地方兵权”，成为次要清除对象。
大规模屠杀后，刘晟仍未收手，对仅存的两位兄弟展开最后的清算。
刘洪邈（？—954年），十二弟，初封高王，时任建武军节度使，出镇邕州（今广西南宁）。他“素胆小懦弱，闻诸弟被杀，终日饮酒酣醉，求神拜佛”，甚至“不敢与部下议事，恐被诬告谋逆”。
即便如此，刘晟仍未放过他。乾和十二年（954年）四月，刘晟“使人诬告洪邈‘私通楚地，欲谋反’”，随后遣使者“赐鸩酒至邕州”。刘洪邈“见鸩酒，涕泣曰。‘吾无反心，陛下何忍杀我？’”最终被迫饮毒酒而亡。
刘洪政（？—955年），十八弟，初封通王，时任静海节度使，出镇交趾（今越南北部）。他“远离政治中心，且无兵权”，本以为可幸免，却仍未逃脱刘晟的屠刀。
乾和十三年（955年），刘晟“以‘召还京师议事’为由，将洪政召回广州”，入宫后即“命武士缢杀”。据《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刘洪政临死前“大呼曰。‘陛下屠尽兄弟，他日必遭天谴！’”
至此，刘晟的十八位兄弟中，除大哥刘耀枢、二哥刘龟图早夭，九弟刘洪操战死沙场外，其余十五位皆被其亲手杀死——从乾和元年（943年）到乾和十三年（955年），历时十三年，南汉宗室彻底凋零。
一、残暴统治
刘晟的残暴并非仅针对宗室，更延伸至百官与百姓。他通过“酷刑统治”维系权力，最终导致南汉“民怨沸腾、统治崩溃”，为后续北宋灭汉埋下伏笔。
刘晟继位后，在宫中设立“活地狱”，置“汤镬（沸水烹煮）、铁烙床（火烤铁床）、支解机、烹蒸鼎”等刑具，规定“凡言逆耳者，皆投狱施刑”。史载其“每观杀人，必喜不自胜，口水垂落，与刘䶮如出一辙”。
他对群臣的屠杀同样残酷。宰相赵光裔（南汉开国功臣）因“劝其轻刑薄赋”，被刘晟“赐归第，不久忧愤而死”；御史中丞钟允章因“弹劾宦官专权”，被“支解于市曹，家属流放”；甚至地方官员“稍有过失，即遭诛杀”，如潮州刺史林楚材“因岁贡不足，被召入广州，斩于殿下”。
据《十国春秋》统计，刘晟在位期间，“诛杀朝臣近百人，地方刺史被杀者十余人”，导致南汉“朝堂为空，无人敢任高官”，只能“以宦官充任宰相、节度使”，开启了南汉“宦官专权”的恶例。
刘晟为维持奢靡生活与庞大军费，对百姓“横征暴敛”。其一，加重赋税，“民亩输粟三斗、钱百文，较刘䶮时期加倍”；其二，垄断海外贸易，“蕃舶至者，先选其珍品入官，剩余方许民间交易，税率增至十取四”；其三，强征徭役，“征发丁壮十余万人，营造宫殿、陵墓，死者十之三四”。
残酷的剥削导致岭南“民不聊生，流民四起”。乾和十年（952年），循州（今广东惠州）爆发农民起义，首领称“南天王”，聚众数万，“攻陷循州、梅州，杀官吏、焚仓库”，虽最终被镇压，却暴露了南汉统治的深刻危机——史载“此时南汉户籍已较刘䶮时期减少三成，府库空虚，兵力不足”。
刘晟虽对内残暴，对外却缺乏军事才能。乾和六年（948年），他“欲趁楚国内乱，夺取岭南西道（今广西）”，遣军伐楚，却“大败而归，损失士兵万余人”；乾和九年（951年），楚灭亡后，刘晟又试图“夺取郴州、连州”，再次被后周军队击败，“丢失领土数百里”。
对外战争的失利，进一步削弱了南汉的国力，使其“在五代十国中沦为弱国”，只能“向中原政权（后周、北宋）称臣纳贡，以求自保”。
四、刘晟的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诛杀宗室、功臣并非罕见，但刘晟“屠尽十五位兄弟”的行为，仍具有独一无二的残酷性。通过与其他帝王对比，更能凸显其行为的历史特殊性；而他的统治，也直接导致了南汉的衰落与灭亡。
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两位兄弟，后续未再大规模屠杀宗室，且“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开创贞观之治”——其杀戮为“夺权手段，而非统治常态”。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诛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却“善待宗室，封子弟为王，镇守各地”——其杀戮针对“异姓功臣，而非同姓宗室”。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屠杀蓝玉、胡惟庸等功臣，牵连数万人，但“未大规模诛杀皇子”，反而“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固统治”——其杀戮为“巩固皇权，防范功臣专权”。
相比之下，刘晟的屠杀“仅针对同姓兄弟，且数量达十五人之多”，且“无任何政治目的，仅因猜忌”，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宗室清洗”。
宗室凋零，权力真空。刘晟屠尽兄弟后，南汉宗室“无一人存活”，导致其晚年“只能立幼子刘鋹为太子”（刘晟共有七子，皆年幼）。刘鋹继位后（958—971年），因“无宗室辅助，只能依赖宦官与宫女”，最终导致“宦官专权，朝政混乱”。
统治基础动摇。刘晟的残暴与剥削，使岭南士民“对南汉政权彻底失望”，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军南征时，“岭南百姓纷纷归附，南汉军队不战而降”，仅三个月便灭亡。
刘晟的行为，使南汉“成为五代十国残暴统治的代名词”，后世史家评价其“弑兄屠弟，虐民滥刑，虽桀纣亦不及也”，彻底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结语暴君的结局
乾和十六年（958年），刘晟病逝于广州长春宫，享年三十九岁，谥号“文武光圣明孝皇帝”，庙号“中宗”，葬于昭陵（今广州番禺）。他虽以残暴手段维持了十五年的统治，却最终留下一个“宗室凋零、民怨沸腾、国力衰败”的南汉，仅十三年后便为北宋所灭。
刘晟的悲剧，本质是“权力异化”的结果——他因“弑兄篡位”而陷入合法性焦虑，又以“屠杀宗室”来缓解焦虑，最终形成“越屠杀越猜忌，越猜忌越屠杀”的恶性循环。这种行为，不仅摧毁了南汉的统治根基，更违背了“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腐蚀人性”的典型案例。今日回望刘晟的一生，其历史价值不在于“治国经验”，而在于违背伦理的残暴统治。权力若缺乏约束，人性便会被贪婪与猜忌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