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刘晟时期的开疆拓土
南汉中宗刘晟（920—958年）虽以“屠尽宗室”的残暴留名史册，但其统治十五年间（943—958年），南汉军事领域却呈现“开疆拓土至鼎盛、名将辈出、兵种创新”的特殊局面。他抓住五代中期楚国内乱、南唐势力渗透岭南的历史契机，依托吴怀恩、潘崇彻等名将，通过军事扩张将南汉疆域拓展至“东抵闽粤、西括桂柳、南达交趾、北及郴连”的顶峰；同时，南汉因地制宜组建的“象兵”，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系统建制的大象兵种，虽实战效果有限，却堪称冷兵器时代岭南军事创新的独特尝试。
一、开疆拓土
刘晟继位之初，南汉疆域局限于“广东全境、广西东部及海南”，北邻楚国、西接大长和国、南抵交趾割据势力，地缘环境复杂。他凭借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以“趁乱取利、逐个击破”为策略，先后发动对楚、南唐的军事行动，并收服交趾称臣，最终将南汉疆域推向顶峰。
后晋天福十三年（948年，南汉乾和六年），南汉北邻楚国爆发“马氏兄弟争位”之乱——楚王马希范病逝后，其弟马希广（镇南节度使）与马希萼（武平军节度使）为争夺王位，各自结党，兵戎相见。马希广虽初战获胜，成为名义上的楚王，却未彻底消灭马希萼势力，仅将其遣返朗州（今湖南常德），为楚国乱局埋下隐患。
刘晟敏锐察觉这一扩张契机，先遣“工部郎中、知制诰钟允章出使楚国”，名义上“为其子求婚”，实则打探虚实。钟允章归国后，向刘晟汇报。“马氏兄弟相残，天伦已绝，其国必亡，不足为惧，可趁机伐之。”这一判断坚定了刘晟伐楚的决心。
同年秋，刘晟任命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巨象指挥使吴珣为副将，率水军、步军共三万余人，主攻楚国岭南西道重镇——贺州（今广西贺州）。楚王马希广急遣“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率五千精兵救援，却因“行军迟缓，未及设防”，被南汉军抢占先机。
吴怀恩采取“围城打援”战术。首先，令士兵在贺州城外“挖深丈余、宽三丈的陷坑，上覆苇席，席撒浮土，下置锋利竹签与铁刺”，形成隐蔽陷阱；其次，派少量兵力佯攻贺州城，引诱楚军救援；最后，待徐知新率领的楚军行至陷阱区域时，南汉军佯装溃败，楚军追击时“尽数坠入陷坑，死者数千，余众溃逃”。徐知新仅率数十骑逃回长沙，被震怒的马希广斩首示众。
贺州失守后，吴怀恩乘胜进军，先后攻克昭州（今广西平乐）、蒙州（今广西蒙山），“尽取楚国岭南西道东部六州”，为后续进一步扩张奠定基础。此次战役，南汉以“极小代价夺取大片领土”，充分体现了吴怀恩的军事谋略与刘晟的决策眼光。
乾和八年（950年），楚国乱局加剧。马希萼从朗州起兵，联合蛮族部落攻陷长沙，杀死马希广，自立为楚王。但马希萼“昏庸残暴，政事尽委于弟马希崇，将士怨愤”，楚国将领王逵、周行逢趁机在朗州叛乱，楚国陷入“内部分裂、无力自保”的绝境。
乾和九年（951年），南唐主李璟见楚国已亡，遣大将边镐率十万大军“以平乱为名入楚，实则吞并其地”，长沙、潭州（今湖南长沙）等地相继被南唐占领。刘晟见状，决定“以‘救楚’为名，出兵夺取楚国岭南西道剩余领土”，再次任命吴怀恩为主帅，率水陆大军五万出征。
吴怀恩的进军分为两路。
西路军沿西江而上，攻克桂州（今广西桂林），随后连下宜州（今广西宜山）、严州（今广西来宾）、梧州（今广西梧州）、富州（今广西昭平）、龚州（今广西平南）、象州（今广西象州），“尽取楚国岭南西道西部七州”，将南汉疆域拓展至广西中部；
东路军由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率领，突袭南唐控制的郴州（今湖南郴州）。郴州为楚、南唐、南汉交界的战略要地，边镐从潭州遣兵救援，却被潘崇彻在“义章县（今湖南宜章）设伏击败，斩首三千级”。南汉军乘胜夺取郴州，切断了南唐与岭南东部的联系。
此次军事行动，南汉“不费吹灰之力，夺取楚国故地十余州”，疆域西抵广西柳州，北达湖南郴州，成为五代时期岭南地区疆域最辽阔的政权。史载此时南汉“领州六十余，户十七万，为十国中南疆最广者”（《十国春秋·地理志》）。
交趾（今越南北部）自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南汉撤军后，由吴权建立割据政权，与南汉长期处于“敌对而不交战”的状态。吴权死后，其子吴昌岌继位；吴昌岌死后，其弟吴昌浚（《安南志略》作“吴昌文”）于乾和十二年（954年）继位，因“境内蛮族叛乱，需借助南汉势力稳定统治”，遂主动遣使至广州，“献方物，求赐节钺，愿称臣纳贡”。
刘晟对此求之不得，遣“给事中李玙”携带旌旗、节钺出使交趾，正式册封吴昌浚为“静海节度使”。但李玙行至白州（今广西博白）时，吴昌浚因“担心南汉借机干涉内政”，遣人以“海盗作乱，道路不通”为由阻止其前行。尽管册封仪式未能完成，但吴昌浚的“称臣之举”已使南汉获得对交趾的“名义宗主权”，南疆局势趋于稳定。
至此，南汉疆域达到鼎盛，涵盖“今广东全境、广西大部、海南、湖南南部郴州及越南北部部分地区”，成为刘晟统治期间最显著的军事成就。
二、沙场名将
刘晟时期的军事扩张，离不开两位核心将领——吴怀恩与潘崇彻。二人虽出身不同（吴怀恩为宦官，潘崇彻为士人），却均以“谋略出众、治军严明”著称，成为南汉军事体系的“双支柱”。
吴怀恩（？—958年），番禺（今广东广州）人，是南汉历史上罕见的“宦官名将”。他历经刘䶮、刘玢、刘晟三朝，从“内府局丞”逐步成长为“西北面招讨使”，一生军功卓著，却最终死于工匠之手，堪称南汉军事史上的悲剧人物。
吴怀恩早年侍奉南汉高祖刘䶮，任“内府局丞，典宿卫二十余年，未尝有过”，以“谨慎勤勉”深得信任。刘玢继位后，升其为“内常侍”，负责宫廷警卫。当时刘玢“昼夜宴乐，召教坊伶人千余人入宫，不问政事”，吴怀恩屡次进谏。“宫禁自有内乐工百余人，皆善音律，足以供夜宴；教坊伶人多为市井之徒，若混入宫中，恐生不测，愿陛下慎之。”刘玢不听，最终死于政变，吴怀恩也因此得到继位的刘晟的器重。
刘晟继位后，深知吴怀恩“熟悉军事、忠诚可靠”，授其“宫闱诸卫押番”，掌宫廷禁军；乾和六年（948年）伐楚时，破格任命其为“西北面招讨使”，为主帅。吴怀恩不负所望，在贺州之战中“亲冒矢石，冲锋陷阵”，战后因功封“桂州管内招讨使，特进内侍上柱国，赐爵濮阳县公”，成为南汉军事核心人物。
乾和九年（951年）第二次伐楚期间，吴怀恩率军攻克桂州、郴州等十余州，军功达到巅峰。乾和十六年（958年），刘晟病危，宠妃卢琼仙建议“铸铜钟于梧州，以‘龙图永固’为兆，为帝冲喜”，刘晟遂命时任“梧州招讨使”的吴怀恩负责此事。
吴怀恩铸造的“龙图永固钟”（又称“南汉铜钟”），是南汉重要的考古遗存。该钟以黄铜精铸，呈垂铎形，高120厘米，钟口直径56.7厘米，重250公斤；钟顶为“龙虎连体兽形悬钮”，钟体刻有87字铭文，记载吴怀恩“奉诏铸钟，以固皇业”的经过。此钟最初悬挂于梧州感报寺钟楼，明清时期先后移至大士阁、中山公园，1931年起为梧州“晨钟报晓”景观，2009年入藏梧州市博物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需注意的是，民间流传的“云山老人助铸钟”传说（称吴怀恩限时铸钟，仙人相助，留下“官贪法枉，钟必自鸣”八字），实为后世附会，正史无载，写史需区分“史实与传说”，重点关注铜钟的历史与考古价值。
乾和十六年（958年），刘晟病逝，其子刘鋹继位（是为南汉后主）。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南汉大宝三年），宋军攻占郴州，刘鋹命吴怀恩“任桂州团练使，督造战船，以备御宋”。吴怀恩“治军严整，对工匠要求极高，每艘战船必亲自检查，发现偷工减料者即严惩”，导致工匠怨愤。
同年秋，一艘战船竣工，吴怀恩照例登船检查，“以手摸船体，以铁钩试木板厚度”，工匠彦希趁其不备，“持斧劈怀恩首，坠于船中”。彦希随后逃亡，数日后被捕获，斩于市。吴怀恩死后，南汉“军中无可用之帅，士民皆忧”，其悲剧既是“严苛治军”的结果，也反映出南汉后期“宦官掌军”的制度缺陷——宦官虽获信任，却缺乏对军队的长期掌控力，最终难逃悲剧结局。
潘崇彻（生卒年不详），南海（今广东广州）人，是南汉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他出身士人，“勇武善谋，喜读兵书”，一生历经刘晟、刘鋹两朝，屡破楚军、南唐军，却因后主猜忌失权，最终降宋，其生平堪称南汉军事人才命运的缩影。
潘崇彻早年以“骁勇”入军，因战功升为“内侍省丞”（南汉宦官与士人皆可任军职）。乾和九年（951年），南汉伐南唐郴州时，潘崇彻任东路军副将，与将军谢贯率军突袭。南唐大将边镐从潭州遣兵救援，潘崇彻“在义章县设伏，令士兵多备旌旗、鼓角，虚张声势”，待南唐援军进入伏击圈后，南汉军“鼓角齐鸣，伏兵四起”，南唐军“以为中了大军埋伏，惊慌溃逃，被斩三千级”。潘崇彻乘胜夺取郴州，因功升“西北面都统”，掌南汉北部边防军。
乾和十年（952年），原楚国将领王逵（已控制朗州）乘南唐撤军之机，“会合洞蛮兵五万，进攻郴州，欲夺回楚国故地”。刘晟再次任命潘崇彻为主帅，率军三万迎敌。
潘崇彻抵达郴州后，并未立即交战，而是“登高观察楚军阵型”，见楚军“士兵疲惫，阵型散乱，蛮兵与楚兵互不协调”，遂对部下说。“此军疲惫而不整，可一鼓作气破之。”他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包抄”战术。以少量兵力佯攻楚军正面，吸引注意力；亲率主力从楚军两翼迂回，切断其退路；同时派轻骑袭击楚军粮草营。
战役打响后，楚军正面虽顽强抵抗，但两翼很快被南汉军突破，粮草营又遭袭击，“士兵大乱，争相溃逃”。潘崇彻率军追击八十里，“伏尸八十里，俘获楚军将领数十人，王逵仅率数百骑逃回朗州”。此战后，南汉北部边防稳固，楚国残余势力再也不敢南下，潘崇彻也因此“威震岭南，军中皆称其为‘潘无敌’”。
刘鋹继位后，对潘崇彻的“威名与兵权”深为忌惮。大宝元年（958年），刘鋹遣宦官薛宗誉“前往潘崇彻军中视察”，实则监视。薛宗誉向潘崇彻“索贿未果”，归国后诬告。“崇彻每日不理军务，仅以伶人百余衣锦绣、吹玉笛，为长夜之饮，有谋反之心。”刘鋹大怒，立即召回潘崇彻，夺其兵权，将其闲置家中。
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宋军大将潘美率军伐南汉，南汉军队“一败再败，大将伍彦柔阵亡，损失数万人”。刘鋹此时才想起潘崇彻，任命他为“都统，率兵五万防守贺江”。潘美听闻潘崇彻领兵，“深为忌惮，暂缓进军”。但潘崇彻此时已“心灰意冷，知南汉必亡”，待宋军夺取昭州（今广西平乐）后，便“率全军投降”。
潘崇彻降宋后，宋太祖赵匡胤知其“非不忠，乃顺势而为”，授其“汝州别驾”（闲职），后死于任上。他的结局，既反映了南汉后主的昏庸，也印证了南汉“重宦官、轻士人”的制度弊端——即便如潘崇彻般的名将，也难逃“猜忌—失权—降敌”的命运。
三、南汉象兵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克敌制胜的王牌”，而中原王朝因“缺乏优质战马”，常受制于北方游牧民族。南汉地处岭南，虽无战马优势，却有“热带象群”这一独特资源，刘晟时期遂组建“象兵”，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系统建制的大象兵种，其组建背景、装备与实战表现，堪称岭南军事创新的特例。
南汉组建象兵，主要基于三大原因。一是地理与资源优势。岭南（今广东、广西）及周边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大理（今云南）为热带、亚热带气候，盛产亚洲象，“野象成群，可驯养为战象”。南汉通过“贸易、进贡”等方式，从安南、大理购进大量成年象，“岁购象百头，驯养于广州城外象苑”；二是对抗骑兵的需求。南汉北邻楚、南唐，两国均有骑兵部队，而南汉“战马稀缺，骑兵薄弱”，需寻找替代兵种。象体型庞大，“马见之则惊逃，无法冲锋”，可有效克制骑兵；三是心理威慑作用。象兵在战场上“体型庞大，披甲执锐”，能给敌军造成强烈的心理威慑，尤其对缺乏与象作战经验的中原军队，效果更为显著。
刘晟时期，南汉象兵规模达到顶峰，“编为‘巨象军’，设指挥使一人（如吴珣曾任巨象指挥使），下辖五部，每部有象五十头，象兵百人，共两千五百人，为南汉精锐部队”。
南汉对像兵的装备与训练极为重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象的装备铠甲，为象打造“厚重的铁制或钢制铠甲”，覆盖象的头部、背部、胸部与腹部，“头部装有钢制护面，眼部留缝隙，鼻部包裹锁子甲”，以防敌军刀箭攻击；在象鼻末端“套上长达1.5米的锐利钢制矛尖”，象可通过“甩鼻”攻击敌军；象背上“设木制战楼，高两米，可容纳三名士兵，士兵装备弓箭、长矛，居高临下攻击敌军”；象腿绑“铁制护膝”，防止被敌军砍伤，影响机动性。
驯象人。从安南、大理招募“熟悉象习性的少数民族驯象人”，任“象奴”，负责指挥象的行动，“象奴与象朝夕相处，以口令、手势指挥，配合默契”；
战术训练。训练象兵“列阵冲锋”（数十头象排成一列，冲击敌军阵型）、“包围分割”（象群将敌军分割成小块，逐个歼灭）、“防御警戒”（象群围成圆圈，保护己方步兵）等战术；
适应战场。在象苑中“模拟战场环境，设置障碍、火盆”，训练象“适应噪音、火光，避免受惊失控”（但效果有限，象仍怕火）。
尽管南汉对像兵寄予厚望，但实战中，象兵的表现却“优劣参半”，最终随南汉灭亡而消亡。
在刘晟时期对楚、南唐的战争中，象兵主要用于“攻坚战与防御战”。贺州之战。象兵“冲锋在前，撞毁贺州城门”，为南汉军入城创造条件；郴州防御战。象兵“列阵于郴州城外，楚军战马见之惊逃，无法攻城”，有效阻挡了楚军进攻。
但象兵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其一，“机动性差”，象体型庞大，“日行仅三十里，无法快速行军”，难以用于追击或突袭；其二，“依赖地形”，象无法在山地、沼泽行军，仅能在平原作战；其三，“怕火”，一旦敌军使用火攻，象便“受惊失控，甚至冲乱己方阵型”。因此，在刘晟时期的主要战役中，象兵多为“辅助兵种”，而非主力。
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军大将潘美伐南汉，南汉后主刘鋹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象兵，“遣巨象军出战，列象阵于贺江岸边”。
开战之初，宋军战马“见象皆惊，不敢前进”，潘美见状，立即调整战术。令士兵“多备火把、火箭，待象兵冲锋时，点燃火把扔向象群，发射火箭攻击象的铠甲缝隙”；派轻骑绕至象兵后方，“攻击象奴，斩杀象奴后，象失去指挥，四散奔逃”；趁象兵溃败，宋军全线出击，“象群冲乱南汉步兵阵型，宋军趁机掩杀，南汉军大败，象兵损失殆尽”。
此次战役后，南汉象兵彻底消亡。随着南汉灭亡（971年），这一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系统象兵兵种，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语刘晟军事成就
刘晟时期的南汉军事，呈现“矛盾性”特征。一方面，通过精准的战略判断与名将的出色指挥，南汉开疆拓土至鼎盛，疆域面积为十国中南疆之最，为岭南地区的局部统一作出了一定贡献；另一方面，象兵的创新尝试虽有独特性，却因“地理局限、兵种缺陷”未能成为核心战力，最终沦为历史绝响。
从历史脉络看，刘晟的军事成就，本质是“乱世中的机会主义扩张”——他抓住楚国内乱、南唐无力南顾的时机，依托岭南的地理优势与有限的军事资源，实现了疆域的扩张；但他“屠尽宗室”的残暴统治，导致南汉统治基础薄弱，名将虽能建功，却难逃“猜忌—失权”的命运，为后续南汉灭亡埋下隐患。
吴怀恩、潘崇彻的悲剧，象兵的消亡，最终印证了“军事成就需以稳定的政治体系为支撑”——南汉虽有军事创新与名将，却因政治腐败、君主昏庸，无法将军事优势转化为长期的统治稳定，最终在北宋的进攻下迅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