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喜欢改名的开国皇帝
在岭南刘氏家族“三代接力建南汉”的脉络中，刘䶮（889—942年）是最终完成“从割据势力到王朝建制”的关键人物。他承继兄长刘隐的岭南基业，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称帝建汉，成为南汉开国君主（南汉高祖）；而其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莫过于对“姓名符号”的反复重塑——从早年的“刘岩”，到继位后的“刘陟”，再到因祥瑞改“刘龚”，最终自创“䶮”字为名，四次更名背后，绝非个人喜好的随意之举，而是每一次都紧扣“权力晋升、皇权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需求。此外，史料中对其“垂手过膝”的异相记载、险象环生的出身经历，亦均为“帝王天命论”的叙事铺垫。剖析刘䶮的人生轨迹与政治操作，还原这位南汉开国皇帝如何通过“姓名、形象、国号”的三重塑造，在五代乱世中确立岭南政权的正统地位。
一、险象环生的出身
刘䶮的出身，是唐末五代“藩镇家族嫡庶之争”的典型缩影——他非刘谦正妻韦氏（京兆韦氏之女）所生，而是刘谦与外室段氏之子，这一身份使其出生即面临生存危机，却也因“大难不死”的经历，被后世史料赋予“天命所归”的叙事色彩。
关于刘䶮生母段氏的身份，《新五代史・南汉世家》仅简略记载。“谦卒，隐代立……隐弟岩，又名陟，初谦娶韦氏，生隐、台，又娶段氏，生岩。”而《十国春秋・南汉一》则补充。“段氏，高祖生母也，初事谦为侍妾，后出居外，生高祖。”两处史料看似矛盾，实则可合理解读。段氏“初为侍妾”，但未获刘氏正室身份认可，或因韦氏（豪门出身，性情刚烈）不容，被迫“出居外”，故刘䶮出生于刘氏府邸之外，其身份“非嫡非庶”——既无韦氏所生子女的嫡子地位，亦不同于一般妾室所生的庶子（可居于府内），这为韦氏后续的杀子之举埋下伏笔。
唐末藩镇家族中，嫡庶秩序与家族权力传承紧密绑定——刘谦的基业本应由嫡长子刘隐继承，刘䶮作为“外室所生之子”，若存活，理论上仍有继承权（虽优先级低于刘隐），这对韦氏而言，无疑是潜在威胁。因此，韦氏得知段氏生子后“怒而欲杀之”，并非单纯的“妒妇之怒”，而是基于“维护嫡子继承权”的家族权力考量。
关于韦氏欲杀刘䶮却最终放弃的细节，《十国春秋》记载最为详实。“韦氏闻之，怒，拔剑欲杀岩，及见岩，奇其貌，剑坠于地，曰。‘此儿非常人也！’遂舍之，后杀段氏，养岩为己子。”《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亦载。“韦氏恶其母子，欲除之，隐力救得免，后隐卒，岩袭位。”两则史料虽有差异（《十国春秋》称韦氏见刘䶮相貌奇特而放弃，《旧五代史》称刘隐营救），但核心信息一致。刘䶮出生后确遇杀身之祸，最终因“特殊原因”存活。
从历史叙事角度看，“剑落而止”的情节，更可能是南汉立国后对开国皇帝的“天命化塑造”——在传统“帝王异相”叙事中，“非凡之子”往往在幼年经历生死考验，最终因“天命庇护”或“相貌奇异”而存活（如《史记》载刘邦斩白蛇、《三国志》载刘备幼时家有桑树如车盖）。刘䶮的“大难不死”，被史料赋予“非池中物”的隐喻，为其日后称帝埋下“天命所归”的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韦氏“杀段氏而养刘䶮”的行为，亦有深层逻辑。杀段氏可永绝后患（消除“外室”对嫡庶秩序的威胁），养刘䶮则可彰显“嫡母仁厚”，同时将刘䶮纳入自己的管控范围——此时刘隐已逐渐成长，韦氏无需再担忧刘䶮威胁嫡子继承权，反而可通过“收养”巩固自身在刘氏家族的地位。这种“先杀母、后养子”的操作，尽显唐末藩镇家族女性在权力斗争中的果决与谋略。
二、五次更名的政治隐喻
刘䶮一生中至少使用过五个名字（刘岩、刘陟、刘龚、刘䶮，另有一说早年名“刘谦”，后因避父讳改名），每一次更名均对应其人生与政治生涯的关键节点，绝非单纯的“喜好”，而是通过“姓名符号”实现权力身份、政治意图的重塑。
“刘岩”是刘䶮最早的名字，应为其父刘谦或生母段氏所取。“岩”字本义为“岩石”，象征“坚韧、稳固”——这一名字的取义，既符合刘谦早年“商贾出身、乱世求生”的经历（期望儿子如岩石般在乱世中立足），也暗含对其“非嫡非庶”身份的期许。无需追求浮华，先求稳固生存。
此时的刘岩，尚处于刘氏家族的边缘，名字无特殊政治含义，仅为普通家族成员的标识。直至刘谦去世（894年）、刘隐继位后，刘岩随兄长进入封州军政体系，名字才开始与“权力”挂钩。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前后，刘岩因随兄长刘隐征战有功，被任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开始掌握实际军权，此时他将名字改为“刘陟”。“陟”字本义为“登高、晋升”，《诗经・周南・卷耳》有“陟彼高冈”之句，象征“地位上升、志向高远”。
这次改名的政治意图极为明确。其一，标志着刘陟从“普通家族子弟”向“军政官员”的身份转变，“陟”字彰显其对权力晋升的追求；其二，与兄长刘隐的名字形成“呼应”——“隐”有“隐忍、奠基”之义，“陟”有“晋升、拓展”之义，暗含兄弟二人“一守一拓”的权力分工；其三，区别于早年的“刘岩”，以新名字融入岭南军政圈，减少因“非嫡非庶”身份带来的偏见。
据《新五代史》记载，刘陟任马步军都指挥使期间，“屡献奇策，助隐平定岭南豪强”，如粤北之战后，刘陟建议“暂缓北上，先固岭南”，被刘隐采纳，逐步整合岭南内部势力——“陟”字所蕴含的“稳健晋升”之意，与他此时的政治策略高度契合。
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刘隐病逝，刘陟以“清海节度副使”身份承袭兄长职位，后梁朝廷封其为“南海王”。乾亨九年（925年，此处需注意。刘䶮称帝后改元乾亨，故“乾亨九年”应为其称帝后的纪年），南汉皇宫南宫三清殿出现“白龙”祥瑞，刘陟遂改名为“刘龚”，并改元“白龙”（《旧五代史・僭伪列传》载。“九年，白龙见南宫三清殿，改元白龙，又更名龚。”）。
“龚”字的取义，与“白龙祥瑞”直接相关。“龚”在古汉语中可通“龙”（《说文解字》注。“龚，龙貌也”），以“龚”为名，既呼应“白龙现世”的祥瑞，又暗合“龙为帝王象征”的传统观念——这是刘陟为称帝进行的重要舆论铺垫。在五代十国时期，“祥瑞”是割据势力“证明天命所归”的常用手段（如朱温称帝前有“凤鸟见”，李存勖称帝前有“黄龙见”），刘陟通过“改名+改元+祥瑞”的组合拳，逐步塑造“自己为岭南天命之主”的形象。
刘龚改名后不久，西域僧人向其进言。“谶书云‘灭刘氏者龚也’”（《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谶语”在古代政治中具有极强的影响力，“龚”字若被解读为“灭刘之兆”，将严重威胁刘龚的皇权合法性。为化解这一危机，刘龚决定自创文字为名，取《周易・乾卦》“飞龙在天”之义，造“䶮”字（上“龙”下“天”），读音为“俨（yǎn）”，并下诏。“朕名䶮，取飞龙在天之意，自今以后，天下皆以此字称朕，敢有犯讳者，论罪。”（《十国春秋・南汉二》）
“䶮”字的创造，是刘䶮皇权建构的巅峰之作，具有三重政治意义。其一，破解谶语危机——彻底抛弃“龚”字，消除“灭刘”的舆论隐患；其二，彰显皇权独一性——“䶮”为自创字，天下唯一，既区别于其他割据政权君主（如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也象征“岭南皇权独出于天”；其三，延续“攀附汉裔”的正统策略——《周易》是中原儒家经典，“飞龙在天”是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帝王之象”，以儒家经典为依据造字，进一步强化“南汉为汉家正统延续”的形象，与武则天造“曌”字（取“日月当空”，源自儒家“天道”观念）的逻辑如出一辙。
从“岩”到“䶮”的五次更名，本质是刘䶮从“边缘子弟”到“开国皇帝”的身份进阶史，每一个名字都是他在不同政治阶段的“符号宣言”，最终通过自创“䶮”字，完成了皇权合法性的符号化闭环。
三、“异相”与才略
除了改名，史料中对刘䶮“外貌与才略”的记载，亦充满“帝王叙事”的色彩——“垂手过膝”的异相、“擅长骑射”的军事才能，均为塑造“天命所归、文武双全”的开国君主形象服务。
《旧五代史・僭伪列传》记载刘䶮。“及长，身长七尺，垂手过膝，善骑射。”《新五代史》亦载。“岩长七尺，垂手过膝，多权数。”“垂手过膝”这一外貌特征，在正史中并非首次出现——《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顾自见其耳”，《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从历史叙事规律来看，“异相”并非对帝王外貌的真实记录，而是“天命论”的文学表达。在传统观念中，“帝王”为“天子”，必具“异于常人”的外貌，以证明其“非普通人，乃天命所授”。刘䶮的“垂手过膝”记载，显然是对刘备“异相”的模仿——刘备建立的蜀汉是“汉家正统”的象征，刘䶮作为“自称汉裔”的南汉开国者，通过模仿刘备的“异相”，进一步强化“南汉为蜀汉正统延续”的叙事，拉近与中原儒家正统观念的距离。
关于“身长七尺”，需结合唐代度量衡客观分析。唐代一尺约合今30.3厘米，七尺即约2.12米，这一身高在古代显然不现实。合理的解释是，“七尺”为唐代对“高大男子”的习惯性表述（如《旧唐书・郭子仪传》称郭子仪“身长六尺余”，意为高大），并非精确测量，史料以此突出刘䶮“身材高大，具武将之姿”，符合其“擅长骑射”的军事才能记载。
史料除记载刘䶮的“异相”，还强调其“善骑射”与“多权数”（即擅长谋略），这一“文武双全”的形象，与其开国君主的身份高度契合。
在军事才能方面，刘䶮早年随刘隐征战，已展现出过人的军事谋略。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粤北之战，刘䶮劝阻刘隐“不可仓促进攻韶州”，指出“卢延昌有虔州援军，城坚粮足，应先离间其内部”，刘隐不听导致大败，事后刘隐“深服其谋”，将军权逐渐交予刘䶮（《十国春秋》）；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刘䶮率军平定高州刘昌鲁叛乱，“声东击西，夜袭高州城”，最终迫使刘昌鲁归附，巩固了岭南西部统治（《资治通鉴・后梁纪三》）。
在政治谋略方面，刘䶮的“多权数”主要体现在对中原王朝的“灵活外交”与对岭南内部的“整合策略”。继位后，他继续奉行刘隐“奉中原正朔”的策略，向后梁“遣使纳贡，称臣求封”，获得“南海王”爵位，为称帝积累法理基础；同时，他对岭南本地豪强“恩威并施”，愿意归附者“授以官职，保留其部曲”，抗拒者则“率军讨伐，兼并其地”，逐步统一岭南全境（除西部六州为楚所占）。
这些记载表明，刘䶮并非仅靠“改名”和“异相”造势，而是具备实际的军政才能——“文武双全”的形象，既是史料对其真实能力的记录，也是对开国君主“应具雄才大略”的叙事强化。
四、从南海王到南汉高祖
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刘䶮在番禺（今广东广州）称帝，完成了刘氏家族三代人的“建国梦”。这一过程并非偶然，而是他在继承刘隐基业后，通过“巩固统治、舆论造势、制度建设”的长期准备，最终实现的从“藩王”到“皇帝”的跨越。
刘隐去世时（911年），刘氏虽掌控广州及周边地区，但岭南仍有诸多割据势力。如虔州卢光稠控制粤北韶州，湖南马殷控制岭南西部六州，交州（今越南北部）曲氏割据自立。刘䶮继位后，首要任务是“巩固岭南核心区，削弱周边威胁”。
军事上。912年，刘䶮率军击败卢光稠，夺回韶州，“打通粤北通道，消除北部威胁”（《新五代史》）；913年，平定岭南东部潮州、梅州豪强叛乱，“统一岭南东部”；915年，遣使与楚达成和解，“以承认楚对西部六州的控制，换取楚不干涉岭南事务”，稳定西部边境。
政治上。913年，刘䶮向后梁“进贡珍珠、犀角、香料等方物，价值百万”（《旧五代史》），请求加官进爵；后梁末帝朱友贞遂封其为“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封南海王”，使刘䶮获得“岭南军政全权”的官方认可，为称帝奠定法理基础。
至917年，岭南核心区（今广东全境、广西东部）已基本统一，外部威胁暂时缓解，内部统治稳定，刘䶮称帝的条件成熟。
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八月，刘䶮在番禺举行称帝仪式，史载。“䶮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改元乾亨，国号大越，以番禺为兴王府。”（《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称帝后，刘䶮立即展开一系列“正统化”操作。
追尊先祖。追尊祖父刘仁安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父亲刘谦为“圣武皇帝”，庙号代祖；兄长刘隐为“襄皇帝”，庙号烈祖，建立“三庙”（古代帝王祭祀先祖的礼制，象征“王朝传承有序”）。
置百官。以杨洞潜为兵部侍郎，李衡为礼部侍郎，倪曙为工部侍郎，赵光裔为兵部尚书，皆加“同平章事”（即宰相），建立起仿唐制的中央官制；地方仍设节度使、刺史，延续唐末藩镇行政体系。
改国号为“汉”。乾亨二年（918年）十一月，刘䶮在南郊祭天，下诏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诏书称。“朕本汉家苗裔，自涿鹿之后，历世相承，今据岭南，宜复汉号，以承正统。”（《十国春秋・南汉二》）
从“大越”到“汉”的国号更迭，是刘䶮正统策略的核心。“大越”虽可拉拢岭南本地越人族群（岭南为古百越之地），但缺乏“中原正统”的象征意义；而“汉”作为中原大一统王朝的符号，既能呼应“刘姓为汉家后裔”的宣称，又能吸引因中原战乱南下的士人，同时区别于后梁（朱温篡唐，被视为“伪朝”），确立“南汉为汉家正统延续”的叙事。
称帝后，刘䶮为巩固统治，还推出一系列经济与文化举措。
货币改革。铸造“乾亨通宝”铜钱与“乾亨重宝”铅钱，其中铅钱主要用于岭南内部流通（中原不认可铅钱），铜钱用于与中原、海外贸易，既解决岭南铜料不足的问题，又通过货币垄断掌控经济命脉（《广东通志・金石略》载有南汉铅钱实物）。
崇佛兴教。在兴王府修建光孝寺、大佛寺等大型寺院，邀请西域高僧主持法事，“度僧尼数千人”（《十国春秋》）——通过崇佛，既获得岭南佛教信徒的支持，又借助宗教“神化皇权”，宣称“皇帝为佛菩萨转世，统治岭南乃天意”。
重视教育。在兴王府设立“国学”（即国子监），招收岭南子弟入学，教授儒家经典；同时恢复科举制度，“每年取进士三至五人，任以官职”（《新五代史》）——通过教育与科举，培养忠于南汉的本地人才，逐步改变岭南“文化落后”的局面。
结语开国皇帝的权力建构术
刘䶮作为南汉的开国皇帝，其一生的核心任务，是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为岭南刘氏政权“建构皇权合法性”。他通过“五次更名”，实现从“边缘子弟”到“帝王”的身份重塑；通过“异相记载”，营造“天命所归”的舆论氛围；通过“改国号为汉”，争夺中原正统话语权；通过“制度建设与军政统一”，夯实王朝统治基础。
从历史脉络看，刘䶮的这些操作，并非孤立的政治行为，而是对兄长刘隐“尊王策略”“人才招揽”的继承与发展——刘隐为其奠定了岭南基业与人才基础，刘䶮则完成了“从藩镇到王朝”的最终跨越。尽管南汉后期因暴君统治而走向衰落，但刘䶮开国时建立的制度与正统叙事，仍支撑了南汉五十四年的统治，使其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存续时间较长的割据政权之一。
刘䶮的“改名癖”，本质是古代帝王“权力符号化”的典型案例——在缺乏“大一统王朝认可”的割据时代，姓名、国号、外貌等看似细微的符号，均成为证明“皇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理解刘䶮的改名逻辑，便不难理解五代十国时期“正统之争”的激烈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