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因爱好而死的帝王
在五代十国的短命君主中，南汉殇帝刘玢（920—943年）的命运尤为特殊——他在位仅一年（942—943年），却以极致的荒淫与荒诞留名史册，最终因自己酷爱的“手搏”（徒手搏斗）运动，死于精心策划的宫廷政变。作为南汉开国皇帝刘䶮的第三子，刘玢自幼娇纵，继位后弃国事于不顾，沉迷酒色与徒手角力；而其弟刘弘熙（后改名刘晟）恰恰利用这一爱好，训练武士、设局诱杀，终结了他短暂而混乱的统治。刘玢之死，不仅是南汉皇族内斗的缩影，更标志着南汉从“相对稳定”走向“皇族残杀”的转折点。
一、根基不稳的“嫡长”继承人
刘玢原名刘弘度，生于南汉大有三年（930年，史料记其生年多为920年，此处以《十国春秋》为准），为刘䶮第三子，母为昭仪赵氏（非正妻马皇后）。其储位的获得，并非因“贤能”，而是源于刘䶮晚年“循礼法、避内乱”的妥协，这一先天缺陷，为其后续统治埋下隐患。
刘玢的“荒淫底色”在幼年时已显露。大有五年（932年），12岁的他被封为“宾王”，次年改封“秦王”，获授“总判六军”之职，开始接触南汉军事权力。大有七年（934年），刘䶮命其“募集宿卫兵一千人，以补宫廷防卫”，这本是锻炼其治军能力的机会，刘玢却“弃正取邪”，所募士兵多为“市井无赖、街头流氓”，史载“弘度募兵于广州，所取者皆博徒、酒保、劫盗之流，衣甲不整，纪律全无，而弘度日与狎昵，同卧起、共饮博”。
时任同平章事（宰相）的杨洞潜，是南汉开国重臣，见状忧心忡忡，向刘䶮进谏。“秦王乃陛下爱子，将来或承大统，当亲正人、远小人，以习治国之道。今所募皆奸邪之辈，与之亲昵，恐损德望，他日难安社稷。”刘䶮此时已步入晚年，虽知杨洞潜所言有理，却因“溺爱少子”，仅敷衍道。“小儿治军，偶有失当，烦公多劝诫之，不必过忧。”最终未对刘玢加以约束。
刘玢的骄纵，本质是南汉“藩镇式皇族教育”的失败——刘䶮虽仿唐制建立政权，却未形成完善的储君培养体系，对皇子多“任其天性，不加管教”，导致刘玢自幼缺乏家国责任感，将权力视为满足私欲的工具。
大有十五年（942年）四月，刘䶮病重，储位问题成为南汉朝廷的核心矛盾。此时刘䶮的长子刘耀枢、次子刘龟图已早夭，三子刘弘度（刘玢）、四子刘弘熙、五子刘弘昌成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刘弘昌“性孝谨，有智识，颇得朝臣支持”，刘䶮本属意于他，曾与右仆射王翷谋划。“弘度骄纵，弘熙残暴，皆非治国之才；弘昌仁孝，可立为太子，令弘度镇邕州、弘熙镇容州，以避内争。”
然而，这一计划因崇文使萧益的反对而搁置。萧益为岭南本地士族代表，以“恪守礼法”著称，他向刘䶮进言。“陛下立储，当循‘立嫡以长’之制。今弘度虽非嫡子（母为昭仪），却是在世长子，若废长立幼，恐启诸弟争位之心，他日必生内乱，重蹈西晋‘八王之乱’覆辙。”刘䶮深知南汉根基未稳，若因储位引发皇族内斗，恐危及政权存续，遂打消立刘弘昌的念头，最终确立刘弘度为储君。
萧益的谏言看似“循礼”，实则暗藏岭南士族的利益考量——刘弘昌与中原南下士人关系密切，若其继位，可能进一步重用外来士人，挤压本地士族空间；而刘弘度昏庸，更易被本地士族操控。这一决策，不仅决定了刘玢的命运，更将南汉推向“皇族残杀”的深渊。
二、继位荒淫丧期无度与政事废弛
大有十五年（942年）四月二十四日，刘䶮病逝，刘弘度继位，改名刘玢，改元“光天”，尊母赵氏为皇太妃。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充满荒诞色彩，核心表现为“丧期失仪”与“政事不修”，彻底背离了帝王的基本职责。
在中国传统礼制中，帝王去世后，嗣君需守丧三年（实际为二十七个月），期间需“素服、辍乐、不近女色”，以示孝道。而刘玢在刘䶮丧期内的所作所为，堪称对礼法的公然践踏。
据《十国春秋》记载，刘䶮尸骨未寒（灵柩尚在宫中），刘玢便“褪去丧服，易锦袍，召宫女、伶人入宫，昼夜饮酒作乐”；更甚者，他“令宫人、宦者脱光衣服，相互角力，自己则坐于殿上观赏，饮酒取乐，笑声闻于宫外”。宰相赵光裔（此时仍在职）率群臣劝谏。“陛下方承大统，先帝灵柩未葬，宜遵礼制，以安民心。今荒淫无度，恐招天怒人怨。”刘玢却“怒而斥之，谓光裔‘老腐不知时变’，命人将其逐出宫廷”。
光天元年（942年）八月，刘䶮下葬康陵，刘玢在葬礼上“虽服丧服，却暗中令伶人在陵外奏乐，葬礼刚毕，便即刻返回宫中，召妓饮酒，通宵达旦”。这种“丧期无度”的行为，不仅丧失了皇族的道德权威，更动摇了南汉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岭南士人原本对南汉“仿唐制、承正统”抱有期待，刘玢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彻底失望，纷纷“杜门不出，不愿为官”。
刘玢继位时，南汉正面临严峻的社会危机——刘䶮晚年的奢靡与酷刑，已导致民怨积累，大有十年（937年）的张遇贤起义虽被镇压，但其残余势力仍在岭南东部活动。光天元年（942年）秋，循州（今广东惠州）再次爆发农民起义，首领称“中天八国王”，聚众数万，攻陷潮州、梅州，“杀官吏、焚仓库，岭南震动”。
面对如此危机，刘玢却“置若罔闻，仍日饮于宫中，不问政事”。群臣多次上奏请其派兵镇压，刘玢均“醉而不答”，直至起义军逼近广州，才仓促派将领邵廷琄率军征讨。邵廷琄虽最终击败起义军，但因“粮草不足、兵力疲惫”，损失惨重，南汉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
更严重的是，刘玢对进谏者采取“滥杀”政策。越王刘弘昌（其弟）因“多次冒死进谏，劝其亲政事、远小人”，被刘玢“杖责五十，贬为恩州刺史”；内常侍吴怀恩（深得刘䶮信任）因谏“罢宫室之役、减赋税”，被刘玢以“谤讪朝政”为由，“斩于宫门前，曝尸三日”（《十国春秋・吴怀恩传》）。此后，“群臣皆畏罪，莫敢进言，南汉朝政遂陷入‘无人敢管’的混乱状态”。
刘玢的统治，本质是“权力失控”的典型——他继承了刘䶮的皇权，却无相应的治国能力与责任感，将帝王权力异化为满足私欲的工具，最终导致“天怒人怨”，为兄弟政变创造了条件。
三、刘弘熙的阴谋与“手搏”陷阱
刘玢的弟弟刘弘熙（920—958年），是南汉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但其早年“伪装恭顺”，利用刘玢的爱好设下陷阱，最终成功弑兄夺位。这一过程，堪称“以其人之好，还治其人之身”的政治阴谋典范。
刘弘熙深知刘玢“骄纵多疑”，若直接与其对抗，必遭猜忌。因此，他采取“表面恭顺、实则纵容”的策略，处处迎合刘玢的私欲。
史载刘弘熙“每见玢，必称其‘英武过人，远超先帝’”，并“盛妆歌妓数十人，献于玢，谓‘此皆岭南绝色，愿陛下赏玩’”（《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刘玢喜好饮酒，刘弘熙便“每日入宫，陪其饮酒，常自称‘臣弟无能，唯愿陪陛下尽欢’”；刘玢厌恶大臣进谏，刘弘熙便“暗中收集大臣‘谤讪’之语，告于玢，助其贬杀贤臣”。
这种“同流合污”的姿态，让刘玢逐渐放松警惕，认为刘弘熙“无野心，且与己同心”，不仅对其“不加猜忌，常召入宫中议事”，还将“宫廷宿卫之权”部分交予刘弘熙掌控——这为后续政变提供了便利。
刘玢有一个独特的爱好——“手搏”，即不使用兵器的徒手搏斗，类似今日的摔跤与武术结合。他不仅喜欢观赏，还常“召武士入宫，令其相互角力，自己则亲自点评，胜者赏钱、败者受罚”（《十国春秋・南汉殇帝纪》）。刘弘熙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爱好是刺杀刘玢的最佳突破口。
当时刘玢因“猜忌诸臣”，规定“凡入宫者，需脱衣检查，无携带兵器方可入内”，甚至“宫廷侍卫亦不许携带刀剑，仅许持木棒”，这使得直接刺杀难度极大。但“手搏”武士因需表演，可“徒手入宫，无需检查”——刘弘熙便以此为契机，命指挥使陈道庠“招募岭南力壮之士五人，皆善手搏，分别为刘思潮、谭令、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秘密在晋王府（刘弘熙封地）训练，“令其习练‘锁喉’‘断骨’之术，以备刺杀之用”（《旧五代史・僭伪列传》）。
训练成熟后，刘弘熙向刘玢引荐这些武士，称“此辈皆岭南手搏高手，愿为陛下表演，助陛下娱乐”。刘玢大喜，“即日召入宫中，观赏其角力，见其技艺高超，甚为宠幸，常令其伴宴”——他殊不知，这些被自己视为“娱乐工具”的武士，正是终结自己生命的刽子手。
刘弘熙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成功，需联合其他宗室成员，尤其是曾被刘玢打压的越王刘弘昌。刘弘昌虽被刘玢贬为恩州刺史，但仍“深得宗室与士人支持”，且对刘玢的荒淫极为不满。
光天二年（943年）六月，刘弘熙暗中派人赴恩州，与刘弘昌密谋。“今主上荒淫无度，滥杀无辜，社稷将危。吾等若不早图，恐他日皆遭其害。愿与弟共除暴君，立贤主以安岭南。”（《十国春秋・刘弘昌传》）刘弘昌虽“性仁孝，不愿弑兄”，但考虑到“刘玢若继续统治，南汉必亡，宗室亦难幸免”，最终同意与刘弘熙结盟。
此外，刘弘熙还联络了其他被刘玢猜忌的弟弟（如齐王刘弘弼、韶王刘弘雅），承诺“若事成，必以贤能分掌大权，共享富贵”。至此，刘玢在宗室内部已彻底孤立，仅剩下一群“无赖、伶人”围绕身边，政变的条件完全成熟。
四、长春宫之变
光天二年（943年）七月初八日，刘玢在长春宫举办“手搏宴”，邀请诸弟入宫，观赏手搏表演，这成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宴会。
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一》记载，七月初八日晚，长春宫内“灯火通明，酒肉满桌”，刘玢“身着锦袍，坐于主位，令手搏武士轮番角力，自己则边饮边赏，兴致极高”。刘弘熙、刘弘昌等诸弟“皆陪坐两侧，频频向玢敬酒，谓‘陛下得此好手，实乃人生乐事’”。
刘玢本就嗜酒，又被诸弟“轮番劝酒”，很快便“大醉，言语不清，眼神迷离”；而刘弘熙、刘弘昌则“佯装饮酒，实则滴酒未沾，密切观察周围动静”。宴会持续至深夜，刘玢“醉倒在御座上，仅能含糊下令‘继续表演’”，周围的宫女、伶人也因“连日陪宴，疲惫不堪”，放松了警惕；宫廷侍卫虽“按规定脱衣入宫”，却因“久立困倦，注意力分散”。
此时，刘弘熙认为时机已到，向陈道庠使了一个眼色——陈道庠立即带领刘思潮等五名武士，假装“表演手搏”，逐步靠近刘玢的御座。
当武士们靠近御座时，刘玢仍处于醉酒状态，误以为“武士们要向自己行礼”，含糊说道。“好……好身手，赏……赏钱！”话音未落，刘思潮便一跃上前，用“锁喉术”扼住刘玢的颈部；其余四名武士则“按住刘玢的四肢，使其无法动弹”。
刘玢猝不及防，“挣扎片刻，因醉酒无力，很快便窒息昏迷”。为确保其死亡，武士们又“徒手折断其肋骨，致其内脏破裂”——一代帝王，最终死于自己酷爱的“手搏”武士之手，时年24岁。
政变发生后，刘弘熙立即下令“封锁宫门，不许任何人出入”，并命人“将刘玢的尸体拖至偏殿，对外谎称‘帝饮酒过度，暴亡’”。七月初九日清晨，刘弘昌带领诸弟及宗室成员，“来到刘䶮的寝殿，假称‘先帝托梦，令弘熙继位以安社稷’”，强迫百官承认刘弘熙的皇位。百官“畏于武力，皆不敢反对”，刘弘熙遂正式继位，改名刘晟，改元“应乾”，并为刘玢上谥号“殇皇帝”（“殇”意为“短寿、无德”，属恶谥）。
五、刘玢之死
刘玢的死，虽终结了其荒诞的统治，却开启了南汉“皇族残杀”的恶性循环，对南汉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晟继位后，虽初期对刘弘昌等宗室“加以重用”，但很快便因“猜忌诸弟夺权”，开始大规模屠杀宗室。从应乾元年（943年）至乾和十三年（955年），刘晟先后诛杀“越王刘弘昌、齐王刘弘弼、韶王刘弘雅”等兄弟15人，几乎将南汉皇族屠戮殆尽。这种“自毁宗室”的行为，导致南汉“无可用之宗室辅政，只能依赖宦官与外戚”，为后续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刘玢的荒淫与刘晟的残暴，让岭南士民对南汉政权彻底失望。中原南下士人“纷纷北归，不愿为汉臣”；岭南本地士族则“与政权保持距离，仅求自保”；普通百姓则“苦于赋税繁重、酷刑统治，纷纷逃亡”。至刘晟统治晚期，南汉“户籍锐减，兵力不足，府库空虚”，已沦为“岭南弱国”，根本无力对抗中原政权——这为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南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刘玢的悲剧，本质是“权力失控”与“爱好无度”的结合。作为帝王，他未能分清“个人爱好”与“国家责任”的边界，将手搏从“娱乐”异化为“生活核心”，最终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死于非命。这一案例，成为中国历史上“帝王因嗜欲而亡”的典型，警示后世统治者。权力越大，越需克制私欲，若将个人爱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终将招致灭顶之灾。
结语短命帝王
刘玢在位仅一年，无任何治国功绩，却以“被爱好杀死”的荒诞结局留名史册。他的统治，是南汉从“开国稳定”走向“衰落混乱”的转折点，也是五代十国“武人政权、皇族内斗”的缩影。
从历史脉络看，刘玢的悲剧并非偶然——他是刘䶮“储位决策失误”的牺牲品，是南汉“藩镇式统治”的产物，更是五代乱世“道德崩坏、权力至上”的必然结果。他的死，不仅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更加速了南汉的衰落，最终使南汉成为北宋统一战争中“最先灭亡的政权之一”。回望刘玢的一生，无论身份高低，若不能克制私欲、坚守责任，即便拥有至高权力，也终将被欲望吞噬，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