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十媚、宦官、女巫

南汉后主刘鋹（942—980年），原名刘继兴，为南汉中宗刘晟长子，乾和十六年（958年）继位，改元大宝，时年十六岁。其统治（958—971年）是南汉政权的终章，也是五代十国“腐朽统治”的典型——他承继祖父刘䶮、父亲刘晟的奢靡基因，却无任何治国能力，将朝政交予宦官、女巫，以“十媚”满足私欲，形成“后宫荒淫、宦官专权、神权干政”的三重乱象。此时北宋已开启统一战争，南汉在刘鋹的昏乱统治下，“府库空虚、士民离心、军备废弛”，最终于开宝四年（971年）为宋军所灭。

一、继位之初

刘鋹继位时，南汉虽疆域仍盛（涵盖今广东、广西大部及越南北部），但经刘晟“屠宗室、重酷刑”的统治，已埋下“统治基础动摇”的隐患。刘鋹非但未革除弊政，反而以“少年天子”的任性，将奢靡推向极致，首要表现为大规模营造宫殿与对民间财富的掠夺。

刘鋹自号“萧闲大夫”，以“享乐”为治国核心，继位次年（大宝元年，959年）便下令扩建宫殿群，史载其“先后营南宫、大明宫、昌华宫、甘泉宫、玩华宫、秀华宫、玉清宫、太微宫等数百座，皆极奢华”。其中以“万政殿”的营造最为典型。该殿“柱裹银，壁嵌云母，地铺锦缎，殿顶覆金箔”，仅装饰一根殿柱便“耗银三千两”，整体造价“逾钱百万缗，相当于南汉半年赋税”。

为满足营造需求，刘鋹采取两项掠夺手段。其一，“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派遣军队劫掠东南亚来华蕃商，抢夺珍珠、犀角、香料等奢侈品，导致“蕃舶来者日少，海外贸易几近断绝”；其二，加重民间赋税，“民亩输粟五斗、钱二百文，较刘晟时期再增五成”，并规定“民间丝织品皆由官府垄断，百姓不得衣帛，违者杖责”。他甚至引用《孟子・梁惠王》“五十者可以衣帛”之说，辩称“民非老而衣帛，乃违古制”，实则将丝织品尽数纳入宫中，供自己与后宫享用。

刘鋹为彰显“节俭”，曾下诏“除皇帝外，民间不得乘驷马高车”，又令“全国臣民着芒履、衣布衣”，看似“与民同苦”，实则为其奢靡辩护。史载广州百姓“虽衣布衣，却因赋税繁重，多有饿殍”，而刘鋹的后宫“珍宝堆积如山，宫女数千人，皆衣锦绣、食珍馐”。这种“双重标准”的统治，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后续农民逃亡、宋军入境时“百姓归附”埋下伏笔。

二、“十媚”之宠

刘鋹的私生活腐朽至极，以“宠信十媚”为核心，其中波斯女子“媚猪”最为知名。这一群体的存在，不仅是君主私欲的体现，更反映出南汉统治阶层的精神空虚。

关于“媚猪”的记载，最早见于宋陶谷《清异录・君道》，其文曰。“得波斯女，年破瓜（十六岁），黑腯而慧艳，善淫，曲尽其妙。鋹嬖之，赐号媚猪。”结合《十国春秋》补充细节。该女子为宦官许彦真所献——许彦真“闻波斯国有善淫之女，遂遣人跨海购得，先教以房中术，再进于鋹”，目的是通过取悦君主获取权力。

刘鋹对“媚猪”的宠爱达到极致。“食则同案，寝则同榻，出则同辇”，甚至允许其“干预小事”，如“后宫宫女升降、珍宝分配，皆听媚猪之言”。更荒诞的是，刘鋹“好观人交”，令“媚猪与恶少年裸逐于后园，自己则坐于高台上观赏，号曰‘大体双’”；若见女子“号叫畏避，则大喜；见男子势弱，则鞭之”。这种违背人伦的行为，不仅遭到士民非议，更使南汉皇室的道德权威彻底崩塌。

刘鋹因“媚猪”发现自己“好肥艳女子”的癖好，遂“遍选后宫体态丰腴者九人，令学媚猪之术，以侍左右”，并分别赐号。媚牛、媚羊、媚狐、媚狗、媚猫、媚驴、媚兔、媚猿、媚狮，与媚猪合称“十媚”。这十位女子“皆得厚赏，各居宫殿，拥有宫女、宦官数十人”，形成后宫中的特殊势力。

为供“十媚”取乐，刘鋹还在后苑修建“斗兽场”，“养虎、豹、犀牛、象等猛兽数百头”，常“领十媚观人兽搏斗”——具体方式为“剥罪犯衣，驱入苑中，令与猛兽相斗，闻惨叫则拍手大笑”。史载一次斗兽中，“三十余名罪犯被虎豹咬死，十媚皆笑语不止”，其残暴程度远超刘晟的酷刑统治。这种“以虐为乐”的行为，彻底丧失了民心，史称“岭南百姓闻之，皆思北归（附宋）”。

三、宦官专权

刘鋹统治期间，南汉宦官势力达到顶峰，形成“无阉不官、无官非阉”的畸形政治生态。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刘鋹“猜忌士人、信任宦官”的统治逻辑，最终导致宦官掌控军政大权，加速南汉灭亡。

刘鋹认为“群臣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无牵累，可任以事”，遂颁布奇葩规定。凡“进士、状元及有才能者，欲入仕必自阉；甚至和尚、道士，欲与帝论道，亦需先阉”。清人袁枚《随园诗话》戏言“惟南汉状元不可做也”，正是对此制度的讽刺。

这一规定引发“自宫潮”。“岭南士人欲当官者，多自阉以进，甚至有父子同阉、兄弟同阉者”。至大宝末年（970年），南汉宦官人数达“二万人”，而当时南汉总人口仅八十余万，宦官占比约2.5%，远超历代王朝（唐代宦官最多时不足五千人），南汉也因此被称为“宦官之国”。刘鋹还将未阉士人称为“门外人”，禁止其参与朝政，仅许宦官（“门内人”）担任宰相、节度使等要职。

南汉宦官集团以龚澄枢为核心。龚澄枢（？—971年），广州南海人，历高祖刘䶮、中宗刘晟、后主刘鋹三朝，堪称“南汉宦官政治的缩影”。

早年为刘䶮内供奉，掌宫廷杂役，因“谨慎无过”升内给事；刘晟时期，得闽国降宦林延遇推荐，任龙德宫使、王清宫使，开始参与军政；

后主刘鋹继位后，授其“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万华宫使、骠骑大将军”，后加“上将军、左龙虎军观军容使、太师”，“军国大事一应交予澄枢，帝（刘鋹）不复过问”。龚澄枢掌权后，与宦官陈延寿、李托勾结，“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甚至“将南汉府库珍宝私分，入己者过半”；

开宝四年（971年），北宋灭汉时，宋军逼近广州，龚澄枢与李托商议。“宋军南来，必为财货，若焚尽府库宫殿，宋军无利可图，必退。”遂下令纵火，广州“府库、宫殿、民居皆焚，火光连日不绝”，导致南汉“无物资可守，士兵无粮可食”，加速了灭亡。宋军入城后，龚澄枢被擒，押至汴京斩于千秋门外。

三朝元老钟允章的遇害，是宦官集团彻底掌控朝政的标志性事件。钟允章为南汉开国功臣，高祖时期以科举入仕，中宗时期“傅东宫，为储君刘鋹师傅”，后主继位后任“尚书右丞，参政事”，是少数未阉而得重用的士人。

钟允章“为人正直，见宦官专权，乃上书请诛乱法者数人，以正纲纪”，由此遭宦官许彦真、龚澄枢忌恨。大宝二年（959年）十一月，刘鋹准备郊祀，命钟允章“率礼官登坛安设神位”。宦官们趁机诬告。“允章登坛时，与礼官私语，有谋逆之状。”刘鋹不辨真伪，将钟允章下狱。

狱中，宦官用酷刑逼供，钟允章“宁死不屈，呼曰。‘吾无罪，乃为阉竖所陷！’”他对审讯官礼部尚书薛用丕哭告。“吾死不足惜，愿保吾子，俟其长，告以真相！”此语被宦官知晓后，又进谗言，刘鋹竟下令“诛允章九族”，其两个幼子也惨遭杀害。史载“当日广州天阴惨，士民皆掩面泣，无敢言宦官之罪者”。此后，南汉士人彻底沉默，朝政完全沦为宦官的工具。

四、女巫干政

刘鋹不仅信任宦官，还迷信女巫，将“神权”引入朝政，形成“宦官+女巫”的双重统治核心。其中，女巫樊胡子与女官卢琼仙的勾结，是这一乱象的集中体现。

樊胡子的出身史料无详载，仅知其“善幻术，能呼风唤雨（实则骗术）”，由宦官陈延寿引荐给刘鋹。《十国春秋・后妃传》记载其初次觐见。“胡子衣道士服，冠远游冠，表演‘撒豆成兵’（实则预先藏人于帐后）、‘呼风’（实则借风势），鋹惊为天人，以为真仙。”

大宝七年（963年），北宋派兵攻南汉，刘鋹问计于樊胡子。樊胡子“焚香作法，谓。‘宋军粮草不济，且吾有神助，必退。’”恰逢当时宋军因“南方湿热，粮草运输不畅”暂退，刘鋹遂将此归功于樊胡子“神力”，对其更加迷信，甚至“让帝号于胡子，自称太子皇帝”。每次朝会，樊胡子“冠远游冠，衣紫霞裙，坐于帝后帐幄中，帝（刘鋹）凡事皆先问胡子，再下诏令”。

樊胡子还与宦官勾结，假托“玉皇旨意”巩固权力。一次，她“作玉皇附体状，谓鋹曰。‘龚澄枢、陈延寿乃上天遣来辅尔，虽有罪，尔不得问；卢琼仙等亦天使，可任以事。’”刘鋹深信不疑，从此“朝政皆由胡子与宦官定夺，帝不复览奏章”。

卢琼仙（？—971年），原为中宗刘晟宫人，“体态轻盈，肌肤如雪，善文辞”。刘鋹继位后，拜为才人，后因“女侍中”封号被撤而失宠，遂转而依附樊胡子。

卢琼仙与樊胡子形成“利益同盟”。樊胡子提供“神权背书”，卢琼仙则凭借“熟悉朝政”，为其处理具体事务。史载“琼仙每日入宫，先与胡子商议，再将决策告知龚澄枢，由澄枢下令执行”，形成“女巫—女官—宦官”的权力链条。例如，南汉的赋税调整、官员任免，皆由“胡子占卜定夺，琼仙草拟诏令，澄枢颁布执行”，刘鋹仅为“象征性君主”。

这种“神权与宦官结合”的统治，导致南汉朝政彻底混乱。“赏罚无章，贤愚不分，百姓困苦无人问，军备废弛无人管”。至大宝十三年（970年），南汉“士兵多无铠甲，战船多腐朽，府库因焚烧与私分已空”，面对北宋大军，已无任何抵抗能力。

五、统治崩塌

刘鋹统治期间的“十媚宠信、宦官专权、女巫干政”，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最终将南汉推向灭亡深渊。

宦官的横征暴敛、女巫的神权欺骗，使岭南士民“对南汉政权彻底失望”。史载“广州百姓多逃入宋境，甚至有官员暗中与宋军联络，愿为内应”；

刘鋹将财政多用于宫殿营造与后宫享乐，军费被宦官私分，导致“士兵月俸不足，多逃亡；战船、铠甲因无人修缮，多朽坏”。开宝三年（970年），宋军攻贺州，南汉“士兵无铠甲，仅持木棒迎敌，一触即溃”。

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命潘美率军伐南汉。此时南汉的核心问题已暴露无遗。

指挥层混乱。龚澄枢、李托等宦官不懂军事，却“强令士兵出战，且克扣军粮”，导致“士兵士气低落，多不战而降”；物资匮乏。因龚澄枢焚烧府库，南汉“无粮可食，无械可持”，广州城破前夕，刘鋹“欲乘海船逃亡，却被宦官与卫兵抢先夺船，只得投降”。

同年二月，宋军入广州，南汉灭亡，刘鋹被押至汴京，后封“恩赦侯”，景德三年（1006年）病逝。南汉的灭亡，本质是“腐朽统治的必然结果”——刘鋹的三大乱象，不仅摧毁了南汉的统治基础，更丧失了抵御外敌的能力，成为五代十国“因昏君而亡”的典型。

结语刘鋹的统治

刘鋹的统治，是中国古代“昏君统治”的缩影。他将君主权力异化为满足私欲的工具，以“十媚”荒淫后宫，以“宦官”排斥士人，以“女巫”混淆朝政，最终在统一浪潮中走向灭亡。从历史脉络看，南汉的灭亡并非偶然——自刘䶮开国以来，南汉虽有疆域扩张的短暂辉煌，却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体系”，反而因“宗室相残、宦官专权、君主昏庸”逐步积累危机，刘鋹的统治则将这些危机推向顶峰。权力若缺乏约束，人性的贪婪与愚昧便会无限放大。一个政权若忽视民生、排斥贤才、迷信虚妄，即便拥有地理优势与疆域基础，也终将被历史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