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南汉高祖刘䶮
历史上以“汉高祖”为庙号者凡二。一为西汉开国君主刘邦，奠定汉家四百年基业；二为五代十国南汉开国皇帝刘䶮（889—942年），于岭南一隅承父兄基业，建汉称帝，享国五十余年。二者虽同承“汉”号、同拥“高祖”庙号，却分属不同历史语境——刘䶮之“汉”，是唐末藩镇割据浪潮中，以“中原正统”为旗帜、以岭南为根基的区域性政权；其统治生涯，既有立国建制的开创之功，亦有晚年昏聩的失误之过，其举措深刻塑造了五代时期岭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一、政治建构与士人笼络
刘䶮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称帝，国号初为“大越”，次年改“汉”（史称南汉），定都兴王府（今广州）。立国之初，其核心任务是“巩固统治合法性”，而笼络中原士人、构建仿唐制度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
唐末中原战乱，大量士人避乱南下岭南，刘䶮深知“士人乃治政之本”，对这批人才采取“优礼相待、委以重任”的策略，其中以赵光裔、王定保二人最具代表性。
赵光裔为唐末中原望族之后，其兄赵光逢为后唐宰相，本人因战乱滞留岭南，初仕刘隐时“常思北归，郁郁不得志”。刘䶮称帝后，欲委其为宰相，却担忧其“心向中原，难以专任”。为打消赵光裔的归乡之念，刘䶮设计“仿其手迹，遣使至洛阳，诈称赵光裔密请，将其二子赵损、赵益及家属迎至岭南”。赵光裔见家人团聚，深知刘䶮“推诚相待”，遂“尽弃归乡之念，全力辅政”。
赵光裔任南汉宰相二十余年，主导多项制度建设。其一，参照唐制修订南汉官制，设三省六部、御史台、国子监，规范行政体系；其二，整顿赋税制度，“定岭南诸州租税，除苛捐，止横征”，使南汉“府库充实，民不困弊”；其三，主持外交事务，多次出使楚、闽等国，维系睦邻关系。史载其辅政期间，南汉“政事清明，边境无扰，士人归心”，堪称刘䶮的“治国柱石”。
王定保为唐末进士，善文辞，曾作《南宫七奇赋》，“时人以为绝伦”，其晚年所著《唐摭言》，是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文献。刘䶮称帝前，担忧王定保“以正统自居，反对僭越”，故“遣其出使荆南，以避称帝争议”。王定保返回兴王府后，刘䶮遣宰相倪曙慰劳，告之称帝之事。王定保洞悉刘䶮意图，却未直言反对，仅以制度建设为由进谏。“建国必立典章，今清海军（南汉前身）旧制仍存，恐为四方所笑。”
刘䶮闻之大笑，曰。“吾防定保久矣，竟忘制度之要！”遂命王定保主持修订南汉礼制，包括郊祀、朝会、科举等仪轨。王定保虽初有不满，却感刘䶮“包容纳谏”，遂尽心履职，其修订的礼制“多仿唐制，略加岭南特色”，为南汉政权的“正统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唐末五代，武人割据是政权动荡的根源，刘䶮吸取教训，推行“士人治政、科举取士”的策略，这一举措的核心推动者是大臣杨洞潜。
杨洞潜为唐末岭南士人，曾向刘䶮进言。“岭南自唐末以来，武人据州郡者多矣，轻则苛敛民财，重则拥兵叛乱。今欲长治久安，当以士人任刺史，宣教化、抚百姓，武人仅可典兵，不可预政。”刘䶮深以为然，遂推行两项关键政策。
其一，“尽任士人为诸州刺史”。南汉所辖二十余州，刺史多由中原南下士人或岭南本地儒生担任，武人仅授副将或镇将，“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史载潮州刺史林楚材（中原士人）到任后，“兴学校、劝农桑，三年间潮州户籍增三千户”，可见士人治政的成效。
其二，恢复科举制度。乾亨四年（920年），刘䶮设“选部贡举”，仿唐制考“进士”“明经”二科，首科录取十余人，此后“岁以为常，录取人数渐增至二十人”。科举取士打破了岭南“武人世袭、豪强垄断”的政治格局，为寒门士人提供了上升通道，也为南汉政权培养了大量行政人才，如进士陈用拙，后官至兵部尚书，主持南汉与南唐的外交事务。
二、外交策略。睦邻与自傲的双重面相
南汉地处岭南，北邻楚、西接南诏、东连闽、南抵交趾（今越南北部），地缘环境复杂。刘䶮的外交策略呈现“睦邻为主、自傲为辅”的特征，既通过联姻、遣使维系区域稳定，又以“中原正统”自居，轻视沙陀族建立的后唐政权。
刘䶮深知“岭南地狭，若四面树敌，必难持久”，故以“联姻固邻、遣使通好”为核心策略，重点维系与楚、大长和国的关系。
楚为南汉北邻，由马殷建立，势力强盛，曾与南汉争夺岭南西道（今广西东部），双方一度兵戎相见。乾亨三年（919年），刘䶮册封楚王马殷之女马氏为皇后，“以婚姻结两国之好”。马皇后去世后，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南汉兵部尚书赵光裔（此处修正原文“赵光胤”之误，赵光裔为南汉核心谋臣，赵光胤为其兄，仕后唐）进言。“楚为强邻，若失和，则北境不安。今当遣使通好，续旧姻之谊。”
刘䶮采纳其议，遣谏议大夫李纤出使楚国。李纤“能言善辩，熟知楚国情势”，向马殷陈说“两国唇齿相依，若共抗中原，则皆可自保”，马殷深以为然，遂遣使报聘，双方约定“互不侵犯边境，通商互市”。此后数十年，南汉与楚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为岭南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环境。
大长和国位于今云南及越南北部，由郑买嗣推翻南诏后建立，与南汉有贸易往来。乾亨七年（923年），大长和国皇帝郑仁旻遣使至南汉，“献朱鬃白马，求通婚和亲”，使者郑昭淳“好学有文辞，善赋诗”。刘䶮设宴款待，与郑昭淳游宴赋诗，“群臣皆不能及”，遂许以其兄刘隐之女增城县主嫁郑仁旻。
此次和亲不仅巩固了南汉与大长和国的贸易关系（岭南的丝绸、瓷器通过大长和国远销南亚），还形成了“南汉—大长和国”的战略同盟，牵制了楚与交趾的势力，进一步稳定了岭南西南边境。
此外，南汉与吴、南唐、闽等政权“使者往来频繁，岁通聘问”，极少发生战事；与前蜀、后蜀则通过“茶马贸易”建立“远交”关系，史称其“睦邻封，续旧姻，宁边鄙，息兵戈”，这一外交策略使岭南在五代乱世中“晏然小安”，为海外贸易与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尽管对周边政权采取睦邻政策，刘䶮对中原后唐政权却表现出强烈的“自傲”，根源在于其以“中原正统”自居，轻视沙陀族出身的后唐统治者。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定都洛阳，刘䶮“恐其南下伐汉，遣宫苑使何词出使后唐，窥探虚实”。何词观察到后唐政局隐患。李存勖“耽于声色，宠信伶人，朝政混乱”，藩镇节度使“各怀异心，不服中央”，遂回报刘䶮。“后唐必生内乱，不足为虑。”
刘䶮闻之大喜，从此轻视后唐，对岭北商贾言。“吾乃长安贵族之后（自称汉裔），沙陀夷狄（指李存勖）岂能称帝？彼不过洛州刺史耳！”他还多次召见岭北商贾，“引之参观玉堂珠殿，示以南海珍宝”，炫耀岭南富庶。这种“正统自居”的心态，虽满足了刘䶮的虚荣心，却也使南汉错失了与中原政权缓和关系的机会，为日后北宋灭汉埋下隐患。
三、晚年危机
刘䶮统治前期（917—930年），虽有开创之功，但晚年（930—942年）却陷入“奢靡享乐、猜忌滥刑、立储失误”的三重危机，为南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岭南物产丰饶，海外贸易发达，刘䶮晚年“自恃国富，穷奢极欲”，核心表现为大建宫殿。他下令搜刮南海珍宝，“凡珍珠、水晶、琥珀、犀角之属，尽皆入宫”，建造“玉堂珠殿”“昭阳殿”等奢华建筑。其中昭阳殿“以金为顶，银为地，殿柱包金，窗嵌水晶，壁饰珍珠，耗费巨万”。
为炫耀财富，刘䶮常“引岭北商贾、外国蕃客入殿参观”，命宫人“捧珍宝示之，曰。‘岭南之富，甲于天下！’”。过度的奢靡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南汉不得不“增征商税，加重农户租赋”，导致“民怨渐生，盗贼渐起”，如大有十年（937年），循州（今广东惠州）爆发张遇贤起义，“众至十余万，攻陷循、潮等州”，虽最终被镇压，却暴露了南汉统治的危机。
晚年的刘䶮“猜忌心日重，不复信任士人”，认为“士人多怀中原之心，不可专任”，遂逐步罢免或疏远赵光裔、杨洞潜等老臣，转而重用宦官与外戚。对敢于进谏的士人，刘䶮则“厌之甚，或贬或杀”，如御史中丞钟允章因谏“罢宫室之役”，被刘䶮以“谤讪朝政”为由处死。
为镇压民众反抗与巩固统治，刘䶮还“亲制酷刑，以威天下”，设立“汤镬、铁床、支解、烹蒸”等刑具，规定“盗一钱以上者死，怨望者族诛”。史载刘䶮“每观杀人，必喜不自胜，口水垂落，时人以为蛟蜃转世”——这种变态的统治方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还使南汉政权失去了士人与民众的支持。
刘䶮共有子二十余人，皆以“宏”字辈命名（宋以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弘殷讳，改“宏”为“洪”或“弘”）。其长子刘耀枢、次子刘龟图早夭，三子刘宏度（后改名刘玢）、四子刘弘熙（后改名刘晟）成为储君候选。
刘宏度“素骄奢，好与无赖游，饮酒无度，不亲政事”，刘䶮深知其不堪大任，却因“废长立幼，不合礼法”，且担忧“立刘弘熙，恐诸弟争位”，最终仍立刘宏度为太子。大臣王定保曾谏言。“储君乃国之根本，当择贤而立，若长而不贤，恐致祸乱。”刘䶮却“以‘吾家之事，非卿所知’拒之”。
大有十五年（942年），刘䶮病逝，享年五十四岁，谥号“天皇大帝”，庙号“高祖”，葬于康陵。刘宏度继位（是为南汉殇帝），其统治更加荒淫残暴，最终被弟弟刘弘熙弑杀，南汉陷入“皇族内斗”的恶性循环，加速了政权的衰落。
四、康陵遗存
刘䶮的陵墓康陵位于今广州小谷围岛北亭村大香山南坡，2003年经考古发掘，其遗存为研究刘䶮及南汉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可与传世文献互证。
康陵分“地上建筑”与“地下玄宫”两部分。地上为砖土结构的圆坛建筑（直径约20米），东北、西北侧有方形台基，三者呈倒“品”字形分布，推测为祭祀建筑；地下玄宫为带墓道的竖穴砖室墓，由前室、后室组成，总长约11米。
前室出土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是核心遗存。该碑高115厘米、宽154厘米，楷书38行，共1062字，首题“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内容记载刘䶮的生平、统治业绩（如“定岭南、立汉业、睦邻邦”）及谥号、庙号由来，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记载基本吻合，可补文献之缺。例如，哀册文提及刘䶮“设选部、取贤才，士民乐业”，印证了其科举取士的举措；提及“定交趾之扰，固西南之疆”，则补充了南汉与交趾关系的细节。
尽管康陵历史上多次被盗（明崇祯九年、清康熙年间均有盗扰记录，考古发现7个盗洞），仍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
其一，陶制生果模型，包括香蕉、菠萝、木瓜、荸荠等，共十余种，反映了五代时期岭南的农业物产——这些水果多为热带、亚热带作物，印证了文献中“岭南富庶，物产丰饶”的记载，也说明南汉宫廷饮食的丰富性。
其二，玻璃器皿残片（碗、杯、瓶等），经检测为“伊斯兰玻璃”，推测通过海外贸易传入岭南。这一发现印证了南汉“海外贸易发达”的文献记载，说明刘䶮时期岭南与阿拉伯地区已有频繁的商贸往来，其“玉堂珠殿”的珍宝可能部分来自海外。
其三，开元通宝铜钱、石俑残件、玉石片等，反映了南汉的货币制度（沿用唐钱，同时铸造铅钱）与丧葬习俗（仿唐制用俑陪葬），进一步证明南汉对中原文化的继承。
结语。刘䶮的功与过
刘䶮作为南汉开国皇帝，其统治生涯呈现“开创与失误并存”的特征。他承父兄基业，统一岭南，建立仿唐制度，推行科举取士与士人治政，维系区域稳定，推动海外贸易与农业发展，为岭南在五代乱世中的“小安”奠定了基础；但其晚年的奢靡、滥刑与立储失误，又为南汉的衰落埋下隐患。
从历史脉络看，刘䶮的最大贡献是“整合岭南资源，确立区域政权”——自唐末以来，岭南陷入“豪强割据”的混乱，刘䶮通过军事、政治手段统一岭南，建立稳定政权，使岭南避免了中原“藩镇混战”的浩劫，客观上保护了岭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其“以汉为号”的正统叙事，虽为政治建构，却也强化了岭南与中原的文化联系，为日后北宋统一岭南减少了阻力。
康陵的考古遗存与传世文献的互证，更使刘䶮的形象从“文献记载”走向“立体鲜活”——他既是“开国君主”，也是“晚年昏君”；既是“中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岭南区域利益的维护者”。这种复杂性，正是五代十国“乱世枭雄”的典型特征，也为研究中古时期的区域政权与边疆历史提供了重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