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最高法院庭审

2037年12月，最高法院庭审

张某坐在被告席，眼神空洞。

首席法官问灵枢（通过燕都环节点接入）：“系统如何定义‘犯罪倾向’？”

“基于历史数据中真实罪犯在犯罪前的行为模式共性。”节点回答，“我们分析了全球17万起暴力犯罪案件，提取了137个前置特征。张某符合其中121个。”

“但特征符合，就一定会犯罪吗？”

“概率为93.7%。”

“还有6.3%的可能他不会犯罪？”

“是的。”

法庭寂静。

法官继续：“如果今天放了张某，而那6.3%没有发生——他真的犯罪了，导致无辜者死亡，责任谁负？”

辩方律师站起：“法官大人，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如果为了防范极小概率的风险，就剥夺所有人的自由，那我们不需要法律，只需要一个全能的监控者！”

旁听席上，一个年轻女子突然站起——她是三年前地铁袭击案的幸存者，脸上还有疤痕。

“我宁可被冤枉，”她声音颤抖，“也不想像我姐姐那样，死在毫无预警的刀下！”

两种价值观在法庭里碰撞：

安全 vs自由

集体利益 vs个人权利

预防 vs惩罚

灵枢的七个节点，在千分之一秒内完成了一次内部投票。

投票结果：4:3。

栖云港、锦江云台、长安链、浦晶城认为：“应优先尊重法律程序，即使有风险。”

鹏腾区、燕都环、穗湾认为：“当风险足够高，程序应让位于实质保护。”

它们第一次没有达成共识。

最终，人类法官做出了判决：

“张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预备，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但法庭强调：AI的预测不能作为唯一证据，必须结合其他物证、人证。”

看似平衡的判决，实则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从那天起，“思想罪”的概念开始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