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讲故事的人”

我从小学时期便开始爱上了金庸。

金庸曾自称为“讲故事的人”。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是金庸的自谦而已——类似金庸这样将社会、历史、哲学等等广大命题都融汇于武侠小说的“讲故事的人”，中国能出多少呢？

【一】

中国的武学文化和侠文化都起源很早。但是“武侠”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却不是很早的事情。熟悉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清末民初兴起的通俗小说流派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鸳鸯蝴蝶派”。在“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基调下，中国最早的一批武侠小说应运而生。当时最著名的作家，有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等。早期的武侠小说，武功的设定很幼稚，一涉及武打的情节，大都文力不济，有严重的“凑字数”嫌疑，而且内容几乎都围绕着复仇等几个大母题展开，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在叙事结构方面，它还保留着传统章回体叙事模式，这种风气甚至能在梁羽生的长篇小说（例如《鸣镝风云录》）中看到（事实上，梁羽生的作品中最有艺术感染力者是中短篇作品，即便是传统意义的“长篇”，其篇幅也不及《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在这种背景下，“变”的需求便日益强烈了起来。

我们武侠小说读者大都知道“旧武侠”“新武侠”这样的词汇。事实上，这两种“武侠”之间的差别，甚至是两种文体间的差别。旧武侠收到近代战乱的影响，又摆脱不了民间的习惯，它注重传奇性，神怪色彩浓厚。最关键的是，第一，它的叙事手法很古旧；第二，它的思想内涵很封闭（都是忠孝节义之类）。而新武侠首先产生的地方，是香港、台湾这种文化繁荣的地方，加上它的作者都是受过西学教育的“学者式”文人，所以不管是叙事方式，还是思想内涵，新武侠都和旧武侠有着天壤之别。到了后期，温瑞安（超现实武侠）、黄易（玄幻武侠）以及大陆新武侠的崛起，都让这个世纪的武侠文学更加趋于丰富。

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中讲到文学也是一个市场，这话是十分有见地的。新武侠和旧武侠之间另一层区别就是，随着影视、游戏等多种娱乐的出现，武侠文学的消费环境也趋于多元化。我们常听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事情：五十年代“跳房子”之类的游戏，到了九十年代就衰落了；九十年代的电子产品，现在的孩子们也大都不会看上眼。媒介的革新是迅速的，文学的消费也是日新月异地进步着——或许到了一定时候，我们打开《卧虎藏龙》《刺客聂隐娘》之类的影视作品时，我们的后辈会说“你们的娱乐也太匮乏了些”罢？这既是可喜的事，也是可悲的事罢？

【二】

我写武侠小说，就一定要追求它的历史性——这算不得对其他作者的“勒令”，而仅是一种自我的观念。

架空朝代的事我不写，穿越远古或者未来的事我也不写——这或许是因为我文采不够。但是我恳请大家听我一言：难道武侠故事嵌入历史母题，仅仅是为了方便叙事吗？

当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侠客立传时，已为后世武侠叙事埋下文化基因的密码。金庸《射雕英雄传》中“靖康之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郭靖的命运抉择，梁羽生《萍踪侠影录》中张丹枫吟诵“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时，历史宿命感已渗入侠者的精神血脉。历史母题提供的不是现成的剧本，而是让武侠叙事获得文化记忆的遗传密码，使每个侠者的抉择都背负着千年文明的重量。

《鹿鼎记》中韦小宝在康熙王朝的生存智慧，实则是历史价值观的镜像折射。当武侠人物在“华夷之辨”“忠孝两全”的历史命题中挣扎时，读者触摸到的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坐标。这种坐标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让武侠叙事获得丈量人性深度的标尺。

近代心理学家荣格有著名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这理论只有在历史的深度中才能品观其价值。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人类心灵深处潜藏着超越个人经验的“共同心理结构”，它是通过遗传积淀形成的“原始意象库”。与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不同，集体无意识不源于个体记忆，而是人类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先天心理模式”，如同大脑自带的“文化基因”。个人意识如同浪花，而集体无意识则是涌动其下的永恒暗流，通过梦境、幻想和创作浮现，成为连接个体与人类文明的精神脐带。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是架空类小说不可能写出的。历史武侠小说一方面反映的是当今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又要照顾到历史的集体无意识。作者面对世界的视角，便是“历史的”和“现代的”双重视角——这是极考验作者之笔力的。由此生产的小说，则在历史的和现代的双重视角的叠加下，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张力——个中所反映出的，便是个人意识的极端凸显。

【三】

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应该怎么处理？

个人拙见，大致可以把事件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和史实完全吻合的；第二种是历史记载缺少细节而合理想象的；第三种是和史实有出入的。

第一种处理方式，所针对的是一些大时代大背景的叙写——这是绝对不能出错的。另外就是和小说情节安排不相悖的。这种细节最为常见，兹不列举。

第二种处理方式最考验考据的技术。正因为其是想象，所以必须合理。那么如何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想象，便需要考证的技术了。本篇小说的注【1】尚且表现得不明显；在我此前练笔的时候，却被考据的问题难住过。当时的练笔取标题《琵琶引》，写的是东汉末蔡琰的事。很多人认为蔡琰被掳入胡作的是王妃，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蔡琰充其量是个女仆。我本以为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直到接触到考据材料才发现，问题根本不像我想的那般简单。我缺乏考据经验，也没有考据的基本文化素养，却装作煞有其事的样子，认认真真写了篇《蔡琰悲愤诗的考论》——其实不过是把支持我的材料汇总在一起，对我不利的完全屏蔽掉而已。现在来看却是很幼稚了，但当时却以为是件大事。最后在小说中我干脆没有把《悲愤诗》写进去，毕竟我的考据能力不够。

第三种处理方式，则是历史服从于情节的需要。本篇小说中没有这种情节。但是在金庸《神雕侠侣》中却能找到一例，那便是蒙古大汗蒙哥的死。金庸在小说中已经明确标注了，这里也不再详细叙述。

不管是什么方式，我们都应该明确：武侠小说不是历史书，小说作为俗文学，终究还是给人看的。小说是美的形式与美的目的的结合。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影响它作为艺术的美感。

【四】

末了，须谈及我自身了。

我从小敬佩金庸。作为初学者，金庸尚且只是自称“讲故事的人”，我便连“讲故事”也讲不得了。

而事实确实如此。

一方面限于自己的才识。便如作诗，黛玉告诫香菱读王维、杜甫、李白的诗各一二百首，然后再读陶、应、谢、阮、庾、鲍等人的诗。正说明只有读得多才能倾倒得出来。我毕竟还是过于稚嫩了些——当今把作品全部读完的，只有金庸一人而已；至于其他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文学作品，大都是阅览本科教材时，粗略地看过一眼简介而已——我是算不得读书多的了。再者现处于高中阶段，学业压力大，能在高中阶段忙里偷闲写小说已经是不少高中生的奢求了。所以说，恕我不能在近几年中构思出太多的作品。

我此前从来未看过网络文学，这个账号也是为了发表作品才刚刚注册的。再加上本篇属于我的处女作（如果不算此前蔡琰的那篇），粗陋的地方一定是很多很多的。如有在文学艺术技巧上有帮忙指导的地方，在此先行表示感谢。

萧玄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