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联合项目组（上）
地点：瑞士，日内瓦-国际区，一栋不起眼的玻璃幕墙建筑
七十二小时后，陈星站在一栋被称为“静默塔楼”的建筑前。它矗立在日内瓦湖滨，与周边那些挂着各种国际组织铭牌的华丽建筑相比，它低调得近乎可疑。光洁的玻璃外墙反射着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任何标识，只有入口处一道不起眼的黑色大理石墙，以及墙上一个几乎与墙面融为一体的虹膜扫描器。
马丁·赖特在邮件里的指示简洁而明确：“轻装简行，告知家人进行长期海外学术交流，目的地保密。抵达后，使用附上的临时通行码在指定位置验证身份。”
陈星深吸了一口清冷潮湿的空气，压下心中那股不真实感。他提交了年假申请，对同事和家人只说是去欧洲参加一个封闭式的学术合作项目。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踏上的，可能是一条彻底改变他职业生涯，甚至是对人类认知的旅程。
他走到虹膜扫描器前。一道柔和的蓝光扫过他的眼睛。几乎同时，内部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哒”声，那扇厚重的、没有任何把手的不锈钢门悄无声息地向内滑开。
门内是一个纯白色的空间，不大，像一个放大的电梯轿厢。门在他身后关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一个合成的女声用多种语言依次欢迎他，最后是中文：“陈星博士，欢迎来到人类行为溯源项目组。请将您的个人电子设备放入提供的屏蔽箱内。随后将进行安全扫描。”
一个面板打开，里面是几个大小不一的金属箱。陈星依言将手机、平板和智能手表放入，面板合上。紧接着，一阵柔和的脉冲光扫过他的全身。
“扫描完成。请进，赖特博士在等您。”
另一侧墙壁滑开，展现出一条宽阔的走廊。灯光柔和，地面铺着吸音地毯，墙壁是温暖的米白色，点缀着一些抽象的几何艺术画，试图营造一种令人放松的氛围，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门禁感应器透露了此地的本质。
马丁·赖特就站在走廊尽头，他本人比视频里看起来更显疲惫，但那双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锐利和期待的光芒。他穿着一件熨帖的浅蓝色衬衫，没打领带，显得干练而务实。
“陈博士，很高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马丁伸出手，用力地和他握了握，“旅途还顺利吗？”
“如果忽略掉最后一段像特工接头一样的流程，还算顺利。”陈星试图用一点幽默来缓解自己的紧张。
马丁笑了笑，嘴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必要的谨慎。这里发生的事情，在得出确切结论之前，绝对不能泄露到外界。恐慌比病毒传播得更快。”他转身引路，“来吧，我带你去你的新‘家’，顺便认识一下我们最初的几位‘家人’。”
他们穿过几条走廊，经过几道需要马丁刷卡加虹膜验证的门禁。陈星注意到，这里的区域划分非常清晰，指示牌上标注着“基因学生物学区”、“神经认知研究区”、“数据分析中心”、“文献档案库”以及“生活保障区”。整个设施就像一个功能齐全的、高度保密的地下城。
“我们项目的核心成员将不超过二十人，”马丁边走边介绍，“每个人都是其领域内顶尖的，并且……思维足够开放，能够接受一些可能颠覆传统的假设。你的加入，补上了我们拼图中至关重要的一块——生命的底层代码。”
他们走进一个宽敞的圆形会议室，这里被称为“枢纽”。柔和的自然光从穹顶的特殊玻璃透下，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环形全息桌，周围摆放着舒适但设计感极强的座椅。已经有几个人在里面了。
“各位，这位是陈星博士，来自中国国家基因研究中心，我们的首席基因科学家。”马丁介绍道。
陈星看向在场的三人。
一位是身材娇小的亚裔女性，黑色长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眼神冷静而专注。她坐在一台打开的轻薄笔记本电脑前，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多语言文献界面。
“这位是艾琳娜·佩特洛娃教授，宗教比较学专家，精通包括古希腊语、拉丁语、梵文、古希伯来语在内的十几种古典语言。她来自莫斯科大学，但现在常驻剑桥。”
艾琳娜站起身，优雅地伸出手，她的握手坚定而短暂。“陈博士，欢迎。我拜读过你那篇关于基因利他主义的论文，很有趣的角度。或许我们能找到生物学代码与文化‘代码’之间的映射关系。”她的英语带着轻微的俄语口音，但用词精准得像手术刀。
“我很期待与您交流，佩特洛娃教授。”陈星回应道。他注意到她电脑旁边放着一本厚厚的、书页泛黄的笔记本，似乎是手写体，充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号。
另一位是身材精干、穿着合体休闲西装的日本男性，大约四十岁上下，正专注地调试着连接在全息桌上的一套神经影像设备。
“这位是山田健一博士，京都大学的神经生物学教授。他主要研究意识、决策的神经基础，以及大脑网络的动态连接。”
山田转过身，微微鞠躬，陈星也以鞠躬回礼。“陈桑，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他的英语很流利，“我希望我们能合作，找到这些异常行为在大脑活动中的‘签名’。也许，意识场本身出现了某种‘干扰’。”他的语气带着科学家特有的探索欲。
第三位是一位肤色较深、体型微胖的男士，穿着色彩鲜艳的棉质衬衫，正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奶茶，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他面前没有电子设备，只有一叠散乱的手写稿和几本看起来就很高深的物理学著作。
“而这位，”马丁的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是卡比尔·辛格博士。理论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嗯，哲学家。他来自印度理工学院，但现在大部分时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思考宇宙的终极问题。他负责帮我们构建理论框架，确保我们的猜想不会违背物理学定律，或者，至少能提出一些新的、有趣的违背方式。”
卡比尔发出爽朗的笑声，站起身，给了陈星一个近乎拥抱的热情握手。“马丁太严肃了，陈博士。别怕，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些看起来疯狂的想法，听起来稍微合理那么一点点。欢迎加入这个‘理智边缘’的俱乐部！”他的幽默感瞬间拉近了距离。
简单的寒暄后，众人围坐在环形桌旁。马丁启动了全息桌，中央投射出那个令人不安的全球事件分布模型，红色的光点依旧在缓慢闪烁，关联置信度稳定在98.7%。
“好了，人都到齐了第一波核心成员，”马丁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表情恢复严肃，“是时候让我们正式开始了。陈博士，你可能已经从简报中了解到基本情况，但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我们面临的‘悖论’。”
他操控界面，调出几个匿名案例的详细时间线。“这些人，在行为发生前，其生活轨迹、生理指标、甚至通过大数据分析的情绪状态，都处于‘正常’区间。没有抑郁，没有绝望，没有外部压力源的突然冲击。就像……”他寻找着词汇。
“就像运行良好的程序，突然接收到了一个‘kill self’的指令。”陈星接口道，引用了东京负责人的比喻。
“精确！”山田健一赞同地点点头，“从神经科学角度看，决策是一个涉及前额叶皮层、杏仁核、奖赏回路等多个脑区协同工作的复杂过程。即使是冲动行为，也有其神经活动的前兆。但在我们获得的有限几例事发前医疗级脑部扫描数据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激活或抑制模式。太干净了，干净得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