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三场雨
松记咖啡的摊主李可松去世了。
在举行李可松葬礼的那个星期日，大巴窑下了三场雨。
第一场雨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静悄悄地落下，轻飘飘的雨丝扑簌簌地落在小贩中心外支起的雨棚上，无声无息。
这个小贩中心坐落在一片老组屋旁，老组屋的外墙刚刚翻新过，已经看不太出时光留下的痕迹，唯有台阶上微微开裂的水泥透露着建筑的年龄。水泥缝里长着不知名的植物，风一吹，小小的、翠绿的枝叶就会随着风的节奏轻轻摇动。
李可松的葬礼就在这几栋老组屋中间的公共空间里举行。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场葬礼，没有太多的装饰，甚至连为吊唁者准备的椅子都有一部分是从旁边的小贩中心借来的。暗黄色的塑料椅子这样静静地摆在盖着白布的桌旁，沉默地望向中间供桌上那幅黑白照片。
李可松一生没拍过几张照片，遗照用的是她小贩执照上的证件照，黑白的复印在放大后变得有些模糊，像是隔了一层沸水冒出的蒸汽。证件照上的老人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黑白的颜色加深了她脸上的纹路，两只眼睛微微瞪大，看起来像个不好惹的小老太太。
供桌上除了这张遗照还有几样东西：最前面的左侧是一个小布袋，里面是烘焙过的咖啡豆；右侧是一只斑驳的老式拉茶袋，经过多年使用的袋口有一圈磨起的毛边；这两样的中间放着一个褪了色的小铁盒，巴掌大，看起来是装巧克力的；后面还摆着一些常见的水果和糕点。都不是什么稀罕物。
时间太早了，加上旁边的小贩中心只剩下不到十家还在营业，所以即便是周末，周围也静悄悄的。只有一两只小鸟如同往常一样，落在塑料凳上，探头探脑的，看起来像是在找食物。
这个临时搭建的灵堂里，此时只有阿明在。李可松没有其他亲人，所以灵堂里简单的布置基本是阿明一手操办，那些暗黄色的椅子也是今早她刚刚从咖啡摊前面几张桌子附近搬过来的。
阿明的本名叫谭芳明，今年三十九岁，和李可松没有血缘关系。李可松生前经常叫她阿明，她也从未纠正那个有点固执的老摊主，一来二去，她也习惯了这个称呼。阿明前段时间经常来松记咖啡买水喝，每次都会和李可松聊天，后者没有其他亲人，同样一来二去，处理身后事的担子就落到了谭芳明身上。
将定做的花圈摆好，阿明看了一眼时间，早上五点半。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雨也随即停了。
＊
第二场雨是上午九点开始下的。
在阵阵闷雷中，这次的雨又急又猛。雨点并不算密集，但声势浩大。小贩中心的雨棚被豆大的水珠砸得砰砰作响，很有节奏，细听像是有人倾斜了乌云做的盘子，让上面无数玻璃球般的雨滴纷纷掉落。
地上也开起一朵朵水做的花。
突然的大雨把部分行人逼进了小贩中心，加上原本来吃早饭的客人，来往的人声混杂着雨声，突然嘈杂起来的热闹都快盖过了灵堂里循环播放的经文。
第一批吊唁者就是在这样的雷雨中抵达灵堂的。
不是阿明通知过的人，而是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这群年轻的学生里有男有女，从校徽上看，他们都是附近一所初级学院的学生。
“安娣？”这群孩子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了一会儿，然后其中一个女生上前，用不太流利的华语向阿明问道，“请问您知道作为朋友，白金应该给多少……那个吗？”
她的语气里带着满满的拘谨，像是生怕冒犯了谁，只不过礼貌中还透着几分藏不住的纯真。阿明想了想，觉得应该是小孩独有的、未经世事的好奇心。毕竟这些孩子在这个年纪，大多应该是第一次自己来参加葬礼。
“单数就好。”阿明答道，顿了顿，她又加了一句，“不用太多，阿嬷不希望学生花too much的。把钱放进那个箱子，然后在旁边那个簿子上写你的名字就ok。”
女学生道了谢，然后翻出钱包，从里面数了几张绿色投进白金箱里，随后站在原地算了算，又往箱子里放了几枚硬币。
写完自己的名字，女学生回到了自己的同伴之中，加入了还在聊天的同伴们。
“美怡，你怎么认识这位阿嬷的？”
其中一个男生用英语这样问那个女学生。
雨声还是很大，阿明听不大清女生的回复，只能隐隐约约捕捉到几个关键词。
‘美禄’和‘丢钱包’。
经常光顾这个小贩中心的阿明对这个女学生有印象。
前几个月，这个女生应该还在上初中，每周五都会在CCA结束后来小贩中心吃饭，也会在松记咖啡买一杯美禄。有一次她把钱包忘在了座位上，回来找的时候，钱包还在，但里面的二十块钱却不见了。
二十块的数目看起来并不大，但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傍晚的小贩中心人流量非常大，监控又坏了很久，根本无从寻找到底是谁拿走的。阿明记得当时更加稚气的女学生蹲在咖啡摊旁的柱子后面哭，哭声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几乎没人发现。
除了李可松。
李可松当时是要去后面的水沟倒掉已经冷了的开水，又瘦又矮的老阿嬷就这样佝偻着背，一把将女生从地上拽了起来。
“哭什么！”因为耳背，李可松的嗓门一向大，“谁叫你不放好好自己的钱包！”
女学生被她吓了一跳，下一秒手里却被塞了四张皱巴巴的绿色五块纸钞。
“钱被我收起来了！下次不放好就不还给你了！”
女生当然知道李可松塞给自己的不是自己原先的钱——她的钱是两张红色的十块。女生不肯收，李可松也不让步，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了半天，最后还是李可松胜在力气大，把钱硬塞进了女生的口袋里。
“钱都找到了！小妹早点回家哇！”
后来女生的家长带着她来道谢，阿明当时也没仔细听，也就不记得到底是女生最后在别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二十块，还是家长特意来还李可松的二十块。
李可松经常做好事，而且一般说话不会这么凶，这个小贩中心每天人来人往，仅仅在阿明光顾的那几个月里，李可松就帮助过很多人。而阿明会对学生妹那一次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是李可松确诊胰腺癌晚期的那一天。
阿明还记得那天她听完安娣对他说确诊结果后十分惊愕，回过神来时，看到的就是李可松往那个女孩手里塞钱。
而现在，看着女学生的几个朋友也纷纷往箱子里投了五块的纸钞，阿明走过去，主动问：“你们要吃东西吗？catering十点钟会来送面包。”
那个女学生摇摇头，腼腆地解释说他们十点钟就要到校参加课外活动。
几个人又凑在一起低声讨论了一阵，也不知道说了什么，阿明只见他们有序地排成了一列，挨个在李可松的遗像前拜了拜。最后一个人拜过之后，他们几人纷纷从书包里掏出了雨伞，前前后后地走进了雨中。
各种颜色的雨伞逐渐远去，没多久，雨停了。
＊
第三场雨是下午三点多下的。
不是先前那种骤降的雷雨，而是从马来西亚边境漫过来的、绵密不绝的季风雨。视线内的所有可见物都被蒙上了一层灰白的雾，像是要把天地都洗刷一遍。大量的雨水汇聚，顺着组屋外墙上的管道哗哗地流进一旁的排水沟，甚至来不及溅起水花，只在地上冲出一条锈色的痕迹。
织线一样的雨水和空气纺在了一起，形成了潮湿的实体，黏嗒嗒地附在人们的皮肤上，头发上，衣服上。
风一吹，雨季的冷意如影随形。
午餐时间已经结束，晚餐时间还没有开始，小贩中心的人流量稍减。这意味着第二批吊唁的人，被阿明通知过的其他摊主终于腾出时间过来告别了。
领头的是卖印度煎饼的库玛，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库玛前两年在自己的摊位前摔了一跤，自那之后他的腿脚就一直不太好，走路时需要两根拐杖。不过今天他只用了一根，另一只手紧紧抓着一只不锈钢的杯子，里头装着小半杯浓郁的黑。
“Where is she？”库玛的英语带着浓浓的淡米尔腔调问道，短短几个单词在他嘴里来回弹。
阿明指了指遗照，在他耳边缓慢而大声地用英语解释道，李可松生前和她说过，告别仪式只在组屋楼下办，只放照片；骨灰直接留在万礼火葬场，不需要大家去那边。她这个人生前不喜欢麻烦，死后也不希望太麻烦。
“来回太远啦！”阿明还记得她扶着台面，因为腹痛直不起腰，却依旧自以为很大声地对他说道，“让我好好休息吧！”
阿明也不知道库玛听懂了多少自己说的话，后者的英语说得并不流利，在摊位上和顾客交流都时常需要用手比划。
不过这次库玛应该是大致懂了阿明的意思，因为老人没再多问，只是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了过去，移动间，拖鞋在水泥地上拖出了长而湿润的痕迹。他在遗照前站了很久，久到阿明以为他睡着了。然后库玛突然用淡米尔语快读说了些什么，音调起伏像诵经。说完，他颤抖着将手里的杯子倾斜，倒出了小半杯黑色的液体。
黑色的液体落在地上，晕成一片深褐色。
在库玛动作之前阿明就闻出来了，那是咖啡。
不是市面上任何速溶咖啡的味道，是现煮的，浓郁的，带着焦苦的咖啡香。
“She teach me coffee.（她教我煮咖啡）”
倒完咖啡，库玛一边在阿明的帮助下点香，一边带着口音一个词一个词地说：“My prata，her coffe，she say oily，bitter，good！”（我的煎饼应该配她的咖啡，她说我的煎饼太油，配她的咖啡好。）
第二位前来吊唁的摊主是卖福建面的陈婆婆。
“明啊……泥来邦卧……”（你来帮我）
陈婆婆已经不太能说话了，阿明连猜带蒙地帮她点了香，递到她控制不住抖动的手上。中风在她身上留下的后遗症很多，最显眼的就是她的嘴角总是歪向一边。陈婆婆被还在上学的孙女搀扶着，拿着香走到遗像前，只是看着。过了一会儿，她让孙女从提着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包东西。那包东西用油纸包着，边缘渗出深色的油渍。陈婆婆把香递给孙女让她插上，然后吃力地把油纸包接过，慢慢地放在了供桌上的水果和糕点中间。
油纸包的一角露出里面的福建面，还冒着热气，应该是刚刚做好的。
然后她歪着嘴，拍着孙女的胳膊，示意她鞠躬。
卖马来餐食的西迪女士是第三个到的，她带来了热乎乎的沙嗲和椰浆饭，放在了已经空了的不锈钢杯旁边。
接着是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
不大的供桌上逐渐被小贩中心的餐食堆满：粿条，罗惹，辣螃蟹，鸡饭，叻沙面……
阿明看着最开始的香蕉和橘子逐渐被这些同样常见的食物淹没，香炉里新插的香就静静地在这些饭食的热气间燃烧着。小茴香，花生碎，虾酱，椰香……各种香料的味道与燃香混在一起，叠上花圈上鲜花的香气，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气味。
阿明分辨了一下，发现就是平时的小贩中心，再加上焚香的味道。
不好闻，但也不难闻。
摊主们带来的是他们各自摊位上最普通的东西，是每天都会贩卖的食物。但放在这里，放在李可松的遗像前，它们又变成了一种语言，一种小贩中心特有的悼词。
不是花圈上的挽联，也不是正在播放的往生经，更不是晚点要播放的哀乐，这些摊主在用李可松最熟悉的东西——这些陪伴了李可松几十年的气味向她告别。
阿明的视线落在了白金箱旁边的簿子上。
除了最开始那几个学生的名字写得工整，下面的名字要么潦草到难以辨认，要么大小不一。
还有几个不太规整的圆圈。
阿明很熟悉这种签名方式，小贩中心一些上了年纪的摊主，或是不会写字，或是已经拿不稳笔，都会用画圈圈的方式代替签名。
她也记得，李可松虽然也不识字，但她会写自己的名字。
外面的雨还在下，几个摊主坐在塑料椅上聊天，声音模糊不清。
这让阿明想起第一次见到李可松的情景。一年前，她为了帮初四的侄子做‘消失的小贩文化’专题作业才来到了这个小贩中心。侄子周末忙着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和兴趣班，采访小贩的任务就交给了她。
当时的小贩中心刚刚经历过疫情，大部分摊位和现在一样，用铁皮封着，只有不到十个摊位还在营业。李可松的咖啡摊就在最角落，没有招牌，只有一个手写的纸板，上面用快掉光的马克笔写着“松记咖啡·每杯八角”。
李可松当时正在冲咖啡，动作缓慢地像慢镜头回放：先用长嘴铜壶烧水，水开了也不急，等蒸汽稍微散去，才提起壶，从一尺高的位置往下注水。她的手腕有节奏地转动，眼神格外专注地看着杯子。水流随着她的动作细而稳地落下，在咖啡粉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圈。
那天谭芳明起了个大早，正困着，就点了一杯什么都没加的黑咖啡。
“一杯Kopi O Kosong。”
那是她们第一次对视，李可松的眼白泛黄，但瞳仁很黑，黑得像是她冲出来的咖啡。
“你确定吗？”老人的华语带着无法忽视的马来西亚口音，声音很大，却莫名让人觉得友好，“很苦的。”
“昨天没睡好，要提神。”想着侄子的作业，谭芳明觉得从这个咖啡摊入手就很不错，“想试试。”
李可松没再说话，继续冲咖啡。两分钟后，一杯黑色的液体放在了阿明面前。没有托盘，没有纸巾，只有一个玻璃杯，杯口似乎有一道浅浅的裂痕。
谭明芳喝了一口。
苦。
比她在任何咖啡店喝过的黑咖啡都苦。
纯粹的、毫不掩饰的苦从舌尖一路灼烧到胃里，但苦味散去之后，她的舌根泛起了极淡的回甘，有点像是烘焙过度的焦糖香。
李可松手里擦着一个杯子，眼睛盯着她，突然问道：“怎么样？”
谭芳明想了想，答道：“很……特别。”
“什么意思？好喝还是不好喝？”
谭芳明答不上来。她平时也经常喝咖啡，有时上班前也点无糖无奶的黑咖啡，对于苦味她确实谈不上喜欢，但又需要这种味道帮她提神，所以并不讨厌。
见她语塞，李可松好像笑了，那个笑很浅，只是让她嘴角的皱纹变得深了一点点：“说不出来就对了，味道不是用来说的。”
谭芳明又抿了一口苦到极致的咖啡液，满心想的都是遇到这样健谈的摊主，侄子的作业应该很快就能做完了。
谁知道那天她在咖啡摊旁边坐了两个小时，才再次找到了和李可松聊天的机会。
两个小时里，李可松一直在重复地冲咖啡。前来排队的顾客大多上了岁数，似乎就是附近老组屋的住户，每个人都有固定的点单方式。
“一杯kopi o siew dai！”（黑咖啡加一点糖）
“一样的，今天少苦一点，这里不太舒服。”
“安娣，老样子，打包三杯。”
李可松几乎不用问，看到有人来，手上就已经开始动作。偶尔有年轻人误入，只要是点咖啡的时候她就会多问一句：“要多一些糖和淡奶吗？”
下午四点，李可松开始收摊。她的动作依旧不快，每个杯子洗三遍，擦干，倒扣在架子上。接着在煤气炉的火完全熄灭后，她检查了两次总阀门，最后把洗干净的茶袋晾上。晾茶袋这个动作标志了她一天工作的结束，收摊后，她坐在了摊位门口的红色塑料凳上，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皮盒，自里面抽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条。
李可松就这样低头看了几秒，然后嘴角的皱纹又加深了。
谭芳明就是在这时候走上前，提出了采访并记录的请求。
“采访什么？”李可松看着她，神情有些疑惑，“我是老太婆，记什么？”
“记您的咖啡，记这个小贩中心，记您知道的故事。”
“故事？”这两个字被李可松重复了好几次，语气和神色像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声音依旧很大，“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故事，我也不会讲故事。”
不过李可松最终还是同意了采访，也许是因为听阿明说侄子的作业很重要，也许是因为她预感到了这个小贩中心将在半年后贴出正式的改造迁移通知，也许只是因为当时李明芳的语气非常诚恳。
总之，李可松答应了采访，顺便仔细问了谭芳明的名字。
然后就开始‘阿明’‘阿明’地称呼她。
雨还在下，像是在人间拉起一道灰白色的纱帘。阿明看着李可松的遗照，突然想起老人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一个月前，李可松的腹痛已经越来越严重，但她坚持每天出摊。自己劝她休息，她就摇头：“人就是要动起来。”
那天的雨和今天一样大，是个工作日，没什么顾客。
谭芳明看着李可松顶着病痛依旧一丝不苟地整理台面，问：“阿嬷，kosong为什么这么苦？”
闻言，老阿嬷干活的手一刻没停，答：“因为生活就是苦的。”
“Ga Dai Ga gao（加糖加炼乳），都是骗自己。但Kosong不骗人，你喝下去，苦就是苦。喝完了，嘴里会有一点甜。生活就是这样，苦完了，只有记忆是你自己的。”
阿明叹气：“阿嬷，这样太悲观了。”
“悲观是什么？”清洁完台面，李可松又开始整理杯子，她好像就是这样闲不下来，“人要诚实，认苦，才能吃到真正的甜。”
她停了一下，似乎是手上杯子的反光让她想起了什么：“美明小时候也怕苦，每次喝药都哭。我就冲一点点kopi，加一点点糖。她吃不了很多糖，我骗她是大人喝的甜水。她喝了，眼睛鼻子挤到一起，还说苦。我说，苦一点好，苦让你记得自己在活着。”
谭芳明当时没有完全理解。现在，站在李可松的葬礼上，看着这些用食物悼念她的人，她好像懂了一点。
李可松的一生是一杯Kopi O Kosong，纯粹的苦，没有任何修饰。但品尝完最初的苦，总能在回味里找出一些甜。
雨渐渐小了，阿明走到供桌前，从一众贡品里拿起初遇时被李可松揣在怀里的那个小小的铁皮盒。盒子非常轻，里面的纸条只有两张，却装下了一个女人七十多年的人生。
阿明打开盒子，两张巴掌大的纸片虽然被薄薄的塑料袋仔细包裹着，却都旧到发黄，边缘脆化。上面的那张没有字，只是一副非常简单的画：寥寥几笔划出歪歪扭扭的太阳，下面的线条勉强能看出是一栋在树林旁边的房子，只是形状有些长。
那是李可松最早的家。